场上是演出，场下也是演出，场下的演出甚至更热烈更自如，这是老狼的《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从三月初开唱以来，从连云港、南通、武汉、无锡到上海和昆山，六场演出，传播最广的，往往是演出结束后的after party，特别是连云港那场演出结束后，老狼和张玮玮、郭龙等音乐人，在走廊里唱《枫叶红》的视频，已经很确定地，成为这一年最美好的影像片段。
after party的演出更热烈，显然不是故意安排的，只不过，台上的演出，为的是观众，有种种安排调度，台下的演出，为的是自己，没有调度，没有安排，一切出于自发，出于灵光一闪，却更能显示音乐的本意。就像走廊里的那段《枫叶红》，突然出现的巴扬琴，突然出现的手机键盘，不断加入的朋友，都是随兴，但却那么浑然天成，全都刚刚好，每个人和他的音乐，在那短短的一瞬，都显露无疑，都浑圆完美。所以，老狼在微博上说“after party才是我们表演的开始”。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瞬间，是不可安排的，也不可预期，所以，几场演出后的after party，传播最广，浏览量最大的，就是《枫叶红》那场。在那段视频爆火之后，有人给发布了这段视频的黄佳诗提出建议，专门做个自媒体，发布after party视频，但后来发布的几段，更周密，唱的歌也更多，比如无锡那场，就有《Radio北京》《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阿美阿美》《从头再来》等等曲目，却都没能复制那天的盛况。但这何尝不是这样的瞬间最美妙的地方，不可复制，不可捕捉，玄妙又脆弱，却因此而盛大圆满。
在老狼巡回演出的同时，他也照常去看别的音乐人的演出，比如诗人拉家渡做的IZ乐队的演出，拉家渡后来在微博上说，老狼会问拉家渡一个问题：“（这场演出）它的意义在哪儿？”拉家渡后来说，“我们做现场其实就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相逢亦会分开，万物归于隐匿，正因如此，所以更要用力地干，把虚无磕出火花，向黑暗问出回声。”
做音乐，的确为的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作为新疆人，特别能理解那种“金风玉露”的瞬间。新疆或者西北，都广阔而寂寥，如果谁家找个由头，张罗了聚会，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分布在荒野和戈壁中的小村庄，人们走过漫长的路，来到聚会的地方，唱了又唱，喝了又喝。所以，很多新疆的音乐，都呈现开放结构，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每个段落再加入新的变化和新的元素，为的就是这漫长的聚会，为的是让随时到来的听者和音乐人可以轻松加入。音乐是广阔而寂寥的大地上，聚拢人们的微小又强大的由头。由头，只要一个由头就足够。
即便没有在新疆或者其他边地生活的经历，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失联的网络时代，也逐渐理解了音乐的本质，以及“金风玉露”的瞬间里的美好，会对人们失去真实的接触，失去有效的链接而失落，也会为《纯真年代》巡回演出的after party心潮澎湃，因为它在召唤真实的相聚，真实的快乐，哪怕这种真实因为即兴性质，显得毛糙，带着毛边。
很多音乐人，不喜欢自己的音乐作品被称为“民谣”，但“民谣”这个名字里，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个“民”，人和人的接触，人和人的相聚，不远万里，不怕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民”里有一种超过自身所在时代的自觉。
老狼在几年前突然发布了一首单曲《管艺》及MV，随后，在小河的“音乐肖像单曲首发会”上，人们才知道，这是小河发起的项目，名为“音乐肖像”，主题是“用歌唱去记录”，旨在推动音乐人和社会的沟通。每一期的“音乐肖像”，会邀请十二组音乐人，为十二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用音乐画“肖像”。就是人，就是民，就是相聚和接触，就是音乐的村庄、戈壁本质，按周云蓬的话说，这个项目为的是“唱陌生人的故事，我变身为观察者，泯灭了歌唱中的个人野心。”
关于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学者已经讨论得够多了，共识是，艺术家不只是艺术家，也有义务帮助整个社会增加联系、信任，以及共同信念，是给整个社会增加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茱莉亚音乐学院院长约瑟夫·波利希在他的著作《艺术家作为公民》（The Artist as Citizen）里，有这样的观点：“艺术家不仅在舞台上有责任，在舞台下也有责任。”
那些因为音乐而起的真实接触，真实相聚，那些舞台下的演出，是“舞台下的责任”的最坚实部分，不可复制，却璀璨夺目，胜却人间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