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每天早上五点半,我都准时起床。老习惯了,即使九十二岁的身子骨偶尔发出抗议,我也从不贪睡。

"刘奶奶,您这么大年纪还这么硬朗,是不是儿女们孝顺啊?"小区里的年轻人常这么问我。

我只是笑笑,没有多说。其实,我这么长寿,并不是因为子女有多孝顺,而是我自己的坚持。

我叫刘淑珍,1933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那时候的日子艰难,烽火连天,我很小就懂得帮家里分担。

记得八岁那年,我跟着娘去集市卖自家织的粗布,寒风刺骨,我们挤在拥挤的棚子下,从早等到晚,只为多卖几尺布换些口粮。

十八岁那年,我进了城里的纺织厂当工人,和丈夫张根柱相识。他是木匠,在工厂修理部门做活,手艺不错,人也老实。

第一次见他,是在厂里的食堂。他端着搪瓷碗,低着头吃饭,木屑粘在他的蓝色工装上。我们同桌吃饭,他连头都不敢抬,耳根红得像是秋天的柿子。

婚后,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里,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就是全部家当。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几家人挤在一个院子里,倒也其乐融融。

"淑珍,今天有白面馒头,快来排队!"邻居王嫂总会在供应站发新货时喊上我。

"根柱,帮帮忙,我家那把椅子腿松了。"李师傅有事也会找上门来。

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张根柱每天早出晚归,木屑总是粘在他的工装上,我总笑他像只刚从面粉袋里钻出来的小老鼠。



"说谁是老鼠呢!"他装作生气,但嘴角总是藏不住笑意。

五十年代末,我们省吃俭用,终于攒钱买了一台缝纫机。那是"蝴蝶"牌的,黑色的机身,金色的花纹,家里除了自行车外最贵重的东西。

"老刘家买了台缝纫机,可真有出息啊!"邻居们都羡慕地说。

晚上下班回家,我就踩着缝纫机为邻居们做衣服,"哒哒哒"的声音在小院里回荡。一针一线都缝进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咯吱咯吱"的缝纫声伴随着我们家的大儿子张明和小女儿张丽一天天长大。张明聪明,学习好,1962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考上了,考上了!"那天全院子的人都来祝贺,张根柱激动得一整天抽完了平时舍不得抽的一包"大前门"香烟。

可喜悦过后,现实的困难也随之而来。

"妈,我不去了。"考取通知书到家后,张明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家里这么困难,我去当工人补贴家用吧。"

"不行!"我第一次对儿子这么严厉,拍着那张已经磨得发旧的缝纫机台面,"书,一定要读!妈妈还有手艺,不怕的。"

那段日子,我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接单做衣服到深夜。手上的老茧厚了又破,破了又厚。煤油灯下,我一边缝一边听外面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戏曲声,倦意便消散了许多。



每次收到张明的来信,我都会和张根柱一字一句地读完。儿子在信里说学校组织看电影《青松岭》,说学校的食堂有肉包子,说他在班上当了学习委员。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咱儿子有出息,比咱们强!"张根柱总是这么说,眼睛里闪着光。

七十年代初,小女儿张丽上小学时得了重病。医生说需要长期治疗,药费不少。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张根柱的工资和我的工资加起来还是不够。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台老式收音机,是张根柱从工友那里高价买来的。每天晚上吃完饭,全院子的人都会搬着小板凳到我家门口,听收音机里播报的新闻和戏曲。

"卖了吧。"我对张根柱说。

他握着收音机的手紧了又松,那收音机是他的命根子,每天不听一会儿就睡不着觉。最后他只叹了口气,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坐在黑暗中,仿佛还在听那已经不存在的收音机发出的声音。

"大哥,媳妇,你们舍得卖掉啊?"邻居老李唏嘘不已。

"闺女要紧,收音机以后还能买。"张根柱硬着头皮说。

好在张丽的病慢慢好了。日子也一天天有了好转。张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里一家设计院工作,偶尔能带回一些城里难得见到的东西,什么罐头、点心之类的。张丽也上了中学,成绩不错。



"我们老两口熬出头了。"每当听到孩子们的好消息,张根柱就会这样感叹,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八十年代,情况变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来看我们的次数越来越少。张明在省城买了房子,忙着工作和照顾自己的小家庭。张丽嫁到了邻省,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

张根柱常为此发脾气,坐在门口的竹椅上唠叨:"养儿防老,现在儿女都飞了,我们老了怎么办?你瞧隔壁老王家,儿子媳妇多孝顺,每个星期都来看看。"

我知道他心里苦闷,但又无法改变什么。正好那时候我们搬进了新分的楼房,小区里的环境比老平房好了不少。社区开了太极拳班,我跟着老师学习,认识了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的朋友。

"老姐妹,来,这个动作是这样的。"王婆婆总是耐心地教我。我们一起晨练,一起聊天,一起学习新事物。

"老伴,你别总坐家里生气。"我劝张根柱,"孩子们各有各的难处。咱们也该有自己的生活。来,跟我一起去学太极拳吧。"

"哼,净瞎胡闹!"张根柱却不以为然,撇着嘴说,"你整天和那些老太太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害臊!"

我没再争辩,依然每天早起晨练,参加社区活动。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不再为儿女的疏远而心烦,反而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快乐。

"淑珍,你这个人真是想得开。"王婆婆有次对我说,"我那闺女也是,结了婚就跟忘了娘家似的。每次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觉。"



"想那么多干啥,活在当下不好吗?"我拍拍她的肩膀,"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我们老人也有老人的活法。"

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张根柱突发脑梗,住了半个月医院。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他出院后,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爸,我和单位请了假,来照顾您几天。"张明匆匆赶回家,但一周后就因为工作紧急不得不回去。

"妈,要不我接您和爸到我家住吧?"张丽也提出建议,但因为家里空间有限,又不太现实。

更多的照顾责任落在了我身上。那时候我已经六十多岁,但我没有抱怨。每天给他擦身子,喂饭,换洗衣服,扶他到院子里晒太阳。同时,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太极拳和社区活动。

"你怎么还有心思出去玩?"张根柱有时会生气地问,"我躺在床上动不了,你倒是活得自在!"

"不是玩,是锻炼。"我一边帮他按摩腿部,一边解释,手法轻柔但坚定,"我要是倒下了,咱们俩可就真没人管了。再说,王婆婆他们也常来帮忙,有什么事我一喊,她们就来了。"

张根柱听了,眼里闪过一丝愧疚,不再说什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生活节奏虽然慢了下来,但依然有序而平静。

每天早上,我先做好早饭,帮张根柱洗漱完毕,喂他吃饭,然后才出去锻炼一小时。回来后,继续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中午做饭,下午带他到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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