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站在大学毕业典礼的礼堂外，我颤抖着手指拆开信封，突然泪如雨下。
原来，资助我十年学费的不是辛劳的父母，而是那个总穿着褪色蓝布衫、村里公认的实诚人——我的大伯。
我叫张守义，生在九十年代初黄土高坡的小村庄里。童年记忆中，家里的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锅里煮的是红薯和玉米面糊糊，墙上挂的是用旧报纸糊的＂福＂字。
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在建筑工地上摔伤了腿，家里顿时没了主要劳力。
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地做些零工，勉强糊口，但我的学费成了最大的难题。
＂守义啊，你爹这样了，咱家实在供不起你念书了。＂母亲愁眉不展地说，手里搓着围裙角，眼圈红红的。
就在我以为要辍学的那天傍晚，大伯来了。屋外下着小雨，他披着塑料雨布，背着一袋新收的小麦。
他坐在我家的小炕头上，抽着自卷的旱烟，烟丝是他自己种的土烟叶，劣质火柴的硫磺味混着烟草的苦涩，充满了整个屋子。
＂大哥，娃娃的学还是要继续上的。我来想办法。＂大伯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
大伯名叫张长生，在村里种着几亩薄地，养了十几只羊，一个人过日子。三间瓦房，一个烂木头院子，屋里摆设简单得可怜，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只有两张自己钉的木凳子。
他的双胞胎女儿——我的堂姐张巧云和张巧月，早些年嫁到了县城。村里人都说大伯命苦，老伴因病早逝，女儿又都出嫁了，晚年只能守着那几亩地孤独终老。
＂长生，你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这事你就别操心了。＂父亲勉强支起身子说道。
大伯摇摇头，用粗糙的手指弹了弹烟灰：＂娃娃上学是大事，不能耽误。咱老张家不能没出息。＂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放在桌上就走了。
从那天起，我的学费再没缺过。每到交学费的日子，母亲总会神秘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刚好够用的钱。
每次我问钱的来源，母亲都会含糊其辞：＂你爹攒的。＂可我分明看见父亲听到这话时复杂的眼神。
夏天的午后，知了在老槐树上拼命嘶鸣，村里的狗懒洋洋地趴在阴凉处。我躲在屋檐下做作业，汗水浸湿了课本页脚。
常常能看见大伯弓着背，挑着担子从田里回来。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老长，像一个倔强的问号。他总是远远地看我一眼，眼里满是说不出的欣慰，嘴角微微扬起，却从不打扰我学习。
＂大伯，喝口水歇会儿吧！＂我有时会喊他。
＂不了，羊还等着喂呢。＂他摆摆手，脚步不停地朝自家方向走去。
高考前的那年春天，一场罕见的暴雨冲毁了村里的麦田。那天晚上，雷声轰鸣，闪电如蛇般在黑暗中窜动，雨点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清晨起来，我看见大伯在他那片被水浸泡的麦地里忙碌的身影。他拄着锄头，艰难地在泥水中跋涉，试图抢救那些半倒的麦苗。
他的蓝布衫湿透了，黏在瘦削的身躯上，像是黄土地长出的一截倔强的老树干。
＂大伯，别忙活了，这麦子怕是保不住了。＂我穿着胶鞋，踩着泥泞走过去劝道。
大伯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固执地摇摇头：＂娃啊，这点麦子可不能放弃，今年羊价好，咱日子有指望呢。＂
他的手上全是泥，指甲缝里嵌满了黑土，手背上的血管凸起，像地里的沟壑。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是汗还是泪。
那天晚上，我偷偷去了大伯家，想帮他收拾被雨淋湿的屋子。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飘着一股霉味，几滴雨水从漏着的屋顶滴落在放着的盆子里，＂滴答、滴答＂地打着节拍。
在他的抽屉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卖掉的祖传老怀表的收据。那块怀表是他最珍贵的物件，镶嵌着一小块玉，据说是他爷爷当年从城里带回来的，就连文革时期他都把它藏了起来不肯上交，平时连碰都舍不得碰。
收据日期恰好是我高考交押金的前一天，金额正好是押金的数目。
＂羊价好？＂我心里一阵刺痛，却不敢点破。
回家路上，月亮从云层后露出半张脸，村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我站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肩上的重量。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临行前，村里办了个小小的庆祝会。院子里支起了两张旧八仙桌，邻居们带来了自家种的菜和养的鸡。
大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人群后面，笑得像个孩子。他递给我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百块钱。
＂大伯，这...＂
＂上了大学，饿不得肚子。＂他笔直地站着，声音有些发颤，＂咱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了。＂
我去和他道别，他粗糙的手掌在我肩上拍了拍，只说了句：＂好好念书，别辜负了自己。＂说完转身就走，我看见他匆忙擦去眼角的泪。
大学四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大一第一学期，同学们都在讨论寒假旅行的计划，我却连回家的车票钱都拿不出来。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家，父亲说：＂你大伯刚送来了钱，说是给你买票用的。＂
每次回村，大伯都会提前准备好我爱吃的饺子和炸糕，肉馅放得比平常多。他会坐在土炕边，用粗糙的手指卷着烟叶，安静地看着我吃饭，却总是借口地里有活儿，不在家多坐。
＂张大伯又来送东西了。＂宿舍管理员阿姨经常这样喊我。我下楼，看见大伯穿着那件永远的蓝布衫，背着沉重的布袋站在宿舍楼下，里面装满了自家种的土豆、红薯和玉米。
＂大伯，您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
＂路过，顺便。＂他永远是这个回答，尽管我知道，从村里到省城，要倒三次车，耗时六个小时。
唯一的例外是我大二那年寒假，我在家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昏昏沉沉。是大伯连夜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到镇医院。
那时村里连个像样的诊所都没有，遇到急病只能靠两条腿走到镇上。寒冬的夜晚，星光如霜，大伯背着我在山路上踉踉跄跄地前行。
＂大伯，歇会儿吧。＂我虚弱地说，呼出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形成白雾。
他摇摇头，步伐坚定：＂不碍事，咱再快点，赶在天亮前到医院。＂
他的背上有股淡淡的烟草和汗水混合的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躺在他怀里听故事的夜晚。那时的乡村，冬夜寒冷刺骨，没有暖气，只有火炕和挤在一起取暖的人。大伯的背温暖如春，他脚下的雪咯吱作响，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飘散。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他自己也发着低烧，还被山路上的荆棘划破了手。可那一夜，他硬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把我背到了医院。
大三那年春节，全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双胞胎堂姐带着姐夫回村探亲，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有红烧肉、清蒸鱼还有我爱吃的糖醋排骨。
饭桌上，村里的张婶意有所指地说：＂长生啊，你这么疼外甥，供人家念大学，可你自己闺女咋不见你这么上心呢？＂她嘴上抹着过年才舍得用的口红，一边夹菜一边打量着我和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