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国内的局势无疑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但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却仍在继续。
而邓小平的复出、主持工作，伴随着真理大讨论的展开以及经济上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也在不断的倒逼政治，发展经济也越来越成为共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而在这次大会之前，党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中各种观点、意见的博弈便已是相当尖锐。
一如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议中直接发言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逼迫其在会上做了检查；而对于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决定会议重点讨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的看法，任仲夷则认为前提是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历史问题。
在讲述这段历史之前，是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任仲夷的革命生涯的。
任仲夷是河北省威县人，1935年就读于于北平市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6年加入共产党，随后历任中共北平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哈尔滨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等职务。
但特殊时期到来后，他被免除职务，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并在五年后担任了辽宁省委的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
结合任仲夷的履职经历来看，短短30多年，栉风沐雨他深刻认识到了思想政治工作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经济建设工作也很难真正意义上得到开展。
于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会议上，态度鲜明的表示拥护邓小平、叶剑英，同时提出了经济重心之前要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建议。
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同。之后他主持平反张志新冤案亦是体现。
除此之外，1978年11月12日当天下午东北组的会议上，任仲夷直接表态，公开批评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
他表示“在召开辽宁省委会议的时候，很多同志揭发批评了曾绍山同志的错误，这自然也联系到了陈锡联。而且很多同志当时还指出，像毛远新这样一个毛孩子之所以能成为东北太上皇，这离不开陈锡联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这些，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冤假错案……辽宁四人帮体系宏大……陈锡联负有重大责任”。
对于这些问题，当初在“十一大”的时候，辽宁省委建议陈锡联应向辽宁人民作检查，但陈锡联只说自己有错误，看错了人。
对于这个检讨，辽宁省委的同志认为检查不够深刻，这不利于辽宁去调整工作重心。
任仲夷这番话其实亮明了一个态度，即如果陈锡联不能深刻检讨，那么东北要想调整工作重心，就没办法实现，组织人事上的阻力会很大。
最终陈锡联迫于压力，在会上再次做了检查，但任仲夷依然觉得还不够。于是在11月24日下午，他继续在东北组会上发言，表示现在中央定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副主席也明确肯定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前不久视察东北时，再次谈到了该问题。
但东北有的部门在实际传达精神的时候，却讲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精神传到干部和群众中去，会引起什么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这番话其实是把围绕陈锡联的事情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即真理的标准问题，这自然也就涉及到华国锋了。
于是在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表明了意见，肯定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华国锋的发言让很多人感到满意，会议气氛有所缓和，参与讨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这些发言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10月，邓小平考虑再三，决定安排任仲夷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开展特区建设工作，因此他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工作中的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