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水要涨了。”1979年5月16日深夜，林正义借着月光最后一次校准手表，指尖碰到胸前防水袋里的全家福。金门马山观测站的探照灯刚扫过海面，这位27岁的国军连长便像黑鱼般滑入波涛。三小时后，当他赤脚踩上厦门角屿岛的礁石时，裤管里还缠着条挣扎的海鳗。
这个戏剧性场面背后藏着精密的计算。作为陆军军官学校全优毕业生，林正义在战情室研究潮汐表整整三个月，甚至摸清了厦门海岸线每块暗礁的分布。泅渡当天，他特意提前两小时发布“防渗透演习”指令，将驻防士兵调离最佳观测点。有意思的是，他留给军营的最后物件是整整齐齐叠放在床头的军装，衣领上还别着蒋经国亲自颁发的“克难英雄”勋章。
台湾宜兰乡下长大的穷学生，如何蜕变成让两岸都头疼的“叛逃者”？时间倒回1971年，台大农工系新生林正义在课堂提问：“教授说台湾糖业冠绝亚洲，可我家种甘蔗为什么总亏钱？”这个问题让教授支吾半天，却让路过的军官学校招生官眼睛发亮。三个月后，这个会背《孙子兵法》的寒门学子穿着崭新军装站在蒋经国面前，总统府新闻处的镁光灯亮得他睁不开眼。
金门服役的日子撕开了荣耀的假象。当他在碉堡里抓到偷喝高粱酒的将门子弟，对方竟嬉皮笑脸：“林连长，我爹在国防部管晋升。”更刺痛他的是某次战备检查，整箱过期的军用罐头赫然印着“大陆战俘专用”字样。1978年冬天，广播里传来《告台湾同胞书》的瞬间，观察所的铁皮屋顶被海风掀得哗啦作响，像极了他剧烈跳动的心脏。
泅渡成功的那个黎明，厦门守军发现这个“水鬼”时，他正用刺刀剖开海鳗肚子。“同志，我是来投诚的。”浓重台湾腔让哨兵差点扣动扳机。在审讯室里，他掏出浸湿的《资本论》笔记：“请转告北京，我想研究怎么让大陆农民不饿肚子。”
改名为林毅夫的新身份让他付出惨痛代价。台湾当局宣布他“夜训溺亡”那天，刚出月子的妻子陈云英对着电视里的假葬礼浑身发抖。而在北京某保密招待所，他捏着刚领的大陆身份证对安全干部苦笑：“我现在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了。”这话说得早了——次年他考取北大经济系研究生时，台湾老家突然寄来封信，信封里只有张被剪刀绞碎的全家福。
命运的转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发生。当这个台湾来的留学生用三天三夜啃完萨缪尔森论文集时，管理员忍不住提醒：“林，你的咖啡杯里落满烟灰了。”1987年他带着三十箱书回国，海关人员检查时惊呼：“这些洋文书都包着《人民日报》？”他笑着解释：“怕受潮，顺便补补国情。”
在河北无极县的麦田里，这个戴金丝眼镜的教授显得格格不入。直到他操起镰刀帮老乡收麦子，裤管沾满泥巴才打开话匣子。“您说化肥贵，可知道台湾农民用着大陆产的磷肥？”老乡瞪大眼睛：“不是说对岸水深火热吗？”这场对话催生了著名的“要素禀赋论”，后来成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参考资料。
2008年接到世行任命书时，他正在给父亲上坟。台风吹折了香烛，他索性把任命书复印件焚化在墓碑前：“爹，儿子没给您丢脸。”担任副行长期间，他办公室总摆着厦门带来的海螺，访客们都说能听见波涛声。有次接待台湾学者，对方突然问：“听这声音，像不像金门的海？”他转动着海螺轻轻回答：“我听到的是长江黄河入海的声响。”
如今在北大朗润园的办公室里，那块从角屿岛捡回的礁石成了镇纸。有学生发现石缝里嵌着贝壳残片，他眯起眼睛笑道：“这是1979年5月的月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