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8日，南苏丹托里特镇的英国殖民旗帜刚刚降下不到五个月，三千名南方士兵突然调转枪口对准北方同僚。这场后来被叫做“南方叛乱”的导火索事件其实包含着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细节——暴动士兵用以打开恩图曼军械库的钥匙，竟然就是末代总督罗伯特·豪在1954年的权力交接仪式上，郑重地递送给喀土穆政府的。这把象征着和平过渡的黄铜钥匙，为何最终成为了点燃内战的燧石？
要解开这个历史谜团，而且其实我们需要，稍微回到1899年的开罗总督府。时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在非洲地图上画出一条铅笔线，将苏丹南北划分为“阿拉伯文化区”以及“黑非洲保留地”。这项看似便捷的行政划分，而且实际上构建了系统的认知隔离工程。在北方殖民当局扶持伊斯兰教法官主持地方法庭，而且却禁止《古兰经》学校出现在尼罗河以南；南方传教士获准建立圣经学校，不过学生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白尼罗河以西。这种由人类构建起来的文化分界线，其实比地理边界的破坏性更甚。就像一条，隐隐约约的沟壑，将不同文化群体分隔开来，而且还可能让矛盾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极为严重的对立局面。
棉花种植园的扩张轨迹，进而揭示了更为深层的经济布局情况。1914年，那贯通杰济拉平原的铁路网，把北方转变为了仅种植单一作物的出口基地。殖民当局将82%的基建投资投向南方，建造了大量教堂和教会医院，却刻意忽略职业培训体系。这种怪异的投入，造就了南北发展的“镜像效应”；北方具备成熟的产业，不过却缺失公共服务；南方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可是却丧失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当1956年独立政府接收这份遗产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两个互为镜像，不过却无法拼接的社会半体。
语言政策堪称最隐蔽的殖民遗产。1902年教育法令规定，北方的阿拉伯语精英学校必须教授英国宪法史，南方的部落方言学校则允许使用丁卡、努埃尔等6种主要部族语言进行基础教育，但刻意回避现代政治概念。这种知识分配策略塑造了两种思维范式：北方精英熟稔威斯敏斯特体系却疏离本土传统，南方领袖守护文化根基却难以参与国家治理。
在喀土穆国家档案馆那尘封许久的殖民时期人口普查里，记载着1918年到1955年期间，南北之间通婚率所发生的微小变化。据推算1918年的时候，南北之间的通婚率大概在0.35%上下；而到了1955年，通婚率仅仅些上升到了0.42%。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三代人在制度性隔离中形成的认知鸿沟。这种隔离，不但体现在婚姻率这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教育以及职业机会的分配上面。北方精英，在独立之后，长期占据着国家的关键职位，不过南方人却很难进入到政治和经济的决策层当中。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尼罗河畔的现代炼油厂时，就会发现，殖民时代的经济格局仍然在发挥着影响。当前苏丹75%的石油管道分布，和1930年代棉花铁路的建设路径高度一致。这样的空间政治遗留问题告诫我们：事实上殖民统治真正的破坏力，并非单纯在于夺取资源，而是在于把社会结构分割成难以自行修复的片段。
殖民遗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以及经济领域，还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英国殖民者通过制度设计制造的文化断层线，导致南北两地在独立后长期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这样的认同危机，不单是苏丹内部的问题，更是非洲诸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故而知晓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去理解当代非洲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英埃共管协定》原件（英国国家档案馆CO7251）
2 罗伯特·豪私人信件集（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苏丹地区发展基线报告》（2013）
4 Johnson,DH.《殖民遗产与苏丹国家建构》（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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