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其实很难反思自己的问题，把错误和责任归咎于他人是最简洁的答案。
在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里，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反映人类如何解释自己的困境。故事是这样的：
哥伦比亚以出产牛皮著称，但哥伦比亚本国的皮革制造却并不发达，出口皮革箱包很少。为了扩大对美国的箱包出口，哥伦比亚政府委托一家咨询公司研究如何扩大皮革出口。
为此，咨询公司首先在纽约市调研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皮革箱包买家，得到的结论是：哥伦比亚的手提包定价太高，质量太低。于是咨询公司进一步向哥伦比亚皮革制造商了解质量低而定价高的原因。
制造商们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怨供货的鞣皮厂，原料价格太高。我们原本可以使用质量更优的进口牛皮，但由于哥伦比亚政府要保护本国鞣皮厂，对进口牛皮征收高额关税。所以我们只能买这些质量不高却定价较高的国内牛皮。
咨询公司找到了鞣皮厂。这些鞣皮厂采用劣质化学制剂，造成了附近土壤和水的污染。厂主们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都怨那些屠宰场。他们提供的生牛皮质量太差了。因为他们只是一心想多割下些牛肉好卖更多的钱，他们把牛皮都弄破了。
咨询公司赶到了南美草原，找到了那些屠宰场的赶牛工、屠宰工。他们的回答依然是：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怪那些牧场主。他们为了防止牛被偷走，就往牛身上打了很多烙印，牛皮都毁了。
咨询公司又赶到了牧场。牧场主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怪这些牛太蠢了，它们为了驱赶牛虻和苍蝇，老往铁丝网上蹭，把牛皮都蹭破了。
都是牛的错。
这个故事至少发生在2009年前。我查了一下2023年的数据，哥伦比亚至今箱包出口仍然未达到较为理想的局面。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国内箱包生产水平仍然很一般，其生产的60%牛皮卖给了其他国家，只有约38%的牛皮在本国制革厂加工。
哥伦比亚这个资源丰厚、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中美洲国家2023年人均GDP大约接近7000美元，刚刚过我们人均gdp一半多点。
社会的繁荣发展是很困难的。“都是牛的错”的故事本质上揭示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取决于他们是否有一种自我反思并改进的心态。《人的现代化》作者英克尔斯说过：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就在于它强调持续不断作自我分析的过程......现代国家能作自我矫正。
骄傲自大的群体不配享有繁荣。
经济进步是人类一切繁荣的根本基础。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贫困会损害人的尊严、打击我们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导致人性的扭曲。
既然如此，促进经济进步便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中国人简洁有力的概括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萨尔瓦多是一个与哥伦比亚类似的中美洲穷国。《文化的重要作用》里面讲到1997年，咨询专家团队在萨尔瓦多进行了一次调查，访谈对象是近400多名国家、社会的精英群体。调查证明，对社会变革而言，最有意义的分类是心理模式。注意，是心理模式，不是政治分歧、民主价值观或阶级。
对复杂的变量调查梳理后，咨询专家团队认为最终可以将该国人分为五大类人群。这五大类人群对任何社会都有不乏参照意义的思考。
第一类被称作“失望者”。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对政府和企业均感失望。至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帮助萨尔瓦多改善状况，这类人没有强烈意见，但他们十有八九都认为萨尔瓦多处于危机之中。
第二类被称作“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要解决萨尔瓦多的问题就在于由权力集中在个别或几个人的最高决策者来处理所有问题。
第三类人是“奋斗者”。他们与第二类“中央集权论者”相反，只能依靠老百姓。只有老百姓能为萨尔瓦多创造美好的未来。这个理念在当代社会当然非常政治正确，它与第二类人群互为镜像。
实际上很难说威权主义者都很邪恶，但也更难说大众都一贯正确。
第四类人是“保护主义者”，或者叫闭关锁国者。这类人主张强烈的政府保护主义，比如政府补贴、高昂关税等等政策。他们认为对国内保护的越好才有可能让萨尔瓦多在全球经济取得成功。他们显然不了解哥伦比亚牛皮的故事。
第五类人是“经济开放论者”，这类人认为，重要的是通过贸易、教育交流等方式建立国际联系，他们认为政府对私营企业支持不够，但即使没有政府帮助，他们也决心努力前进、争取成功。
作者说：可见，在这个国家，人们之间的真正分野不在于他们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或者从事什么职业，而在于，对如何创造财富这一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基本信念、见解和态度。
《文化的重要作用》里论文作者之一斯特斯·林赛用非常简练的逻辑揭示了上述理念分歧的实质：
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广义的人类进步
成功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因此成功的企业是人类进步的必要前提。
一个社会对待私营资本的心态会严重影响社会进步。
在上篇文章的后台留言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人视司马南为与资本战斗的勇士，这不得不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