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过去并非都是陌生的。实际上，我们对过去某个特定时刻的反应有可能是陌生感与熟悉感的某种结合。在那些已经变得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特征之外，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思想或行为模式能够直接为我们所理解。这两者的并存是历史地看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经常是思想性更强的专业学者在直接论及具有社会现实性的论题时的要点所在。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有关英国家庭史的开创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于《我们已经忘却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1965年）——他写作了一系列有关英国现代早期社会特征的著作。他强调两个一般性结论：第一，我们天真地相信，在前现代世界存在着在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它实际是我们怀旧想象的虚构；我们的先辈生活在核心家庭中，这种核心家庭的组成很少超过两代人。第二，对老年人的照顾并不比今天更明显地是以家庭为基础，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严重程度同现在相比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那时老年人根本不被看作是问题，因为在他们能够从事生产的生命阶段过后，很少有人还能活更长的时间。[第28页]当我们认识到核心家庭并非是工业化造成的后果，而是植根于更早期英国人的生活时，我们有关核心家庭的观点就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如果对老年人的政策仍由过去的模式所指导的话，那么它就不会产生什么功效。拉斯莱特写道：“我们所面临的情势是全新的，所以它要求创新、而不是模仿”。[iii]
他并未追溯家庭形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18和19世纪被完全遗漏。他所要强调的是，理解的第一步是进行跨时间的比较，对我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它能够鲜明揭示出哪些是暂时性现象、哪些是持久性现象。
在持久性现象与暂时性现象之间做出区分的能力，对于在当前采取任何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行动而言都是至关重要性的。例如，考察老年人历史的另一个方面——国家以养老金形式出台的政策。在英国，对历史的回溯通常仅限于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福利国家制度，也许还可能更远地追溯到1908年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实行的养老金制度。但这些先例并未解释为什么养老金的数量一直被固定在低于生计所需的水平上。这里，正如帕特·塞恩（Pat Thane）所解释的，与此相关的历史是19世纪实行的济贫法，它主要服务于当地的纳税人，用于将最低限度的救济分配给各类申领者。[iv]
这里，历史学对“意义”的苦心探求不是要证实特定价值观的合理性，而是要把它视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目前情势的工具。自由不是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那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在于知晓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要受过去遗产的制约。这也许听起来像保守主义的说教。但它所提供的是实现根本创新的现实基础。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时候我们是在抓住良机和什么时候我们是在白费力气。记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在什么是必然的与什么仅仅是我们偶然决策的结果之间做出区分”，会为我们带来重要的实际收益。[v]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历史学的基础性专业书籍，主要讨论有关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一般性命题，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了历史研究的目标、方法与新方向。本书从19世纪的“历史主义”运动切入，指出后现代主义等重要思潮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历史学由此产生了文化转向，也在当代发展出了性别史、后殖民史等分支，但历史学本质上仍在沿用始于19世纪的历史意识。同时，本书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涉及的主题有对历史资料的认识与考证、历史著述的撰写方法、量化分析的优势与劣势等，为初入历史学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导。
作者简介 · · · · · ·
约翰·托什是英国历史学家，罗汉普顿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1999—2002年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会长。
译者简介 · · · · · ·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及历史和现实运用。主要著作有《今日亚太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译著）等，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选自[英] 约翰·托什著 吴英译《史学导论》第二章，格致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吴英老师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