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先后在美国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内任职，担任过国务院顾问、副国务卿、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常务副国务卿。他以卓越的外交和贸易谈判能力而闻名，参与了两德统一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在其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卸任政府职务后，他曾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推动了多项重要改革，致力于减贫和全球发展。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的国家想象成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使命而诞生的。美国的国家起源故事又给这种想法增添了一丝“天意”的味道。就像早期美国人所熟知的《圣经》中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开拓者们经历了危险的旅程之后踏上了一片新的土地。那些后来者们相信自己是在建造一个“新世界”。
美洲的13个殖民地把代议制政府的传统扩展为自由与独立的事业。到18世纪末，美国人把自己视为启蒙思想的实际践行者。革命和独立之后，美国公民明白他们正在参加一场自我治理的实验。
美国人的使命超越了拓展领土、扩充人口和发展经济实力的目标：这个民族理应捍卫思想并将思想应用于实践之中。随着这个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以及人们思想的变化，美国的使命也在改变。
《论美国》
[美] 罗伯特·佐利克 著
余乐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3月
最初，新生的共和国只是想在一个帝国林立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君主国家担心美国对自由和自我治理的革命信仰会危及国王的神圣秩序。早期美国人的跨国主义让个人——而不是国家——成了变革的驱动者。革命性的共和主义思想在法国点起火种并蔓延到拉美各殖民地,其火焰很可能会点燃美国内部的党派之争。
在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的第一代领袖们设计出了一个实用的妥协方案: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来说，美国人将“祝愿所有人获得自由”，但“只主宰自己的自由”。美国人采取中立的态度，以降低内部分裂的风险。美国避免卷入那些可能影响美国实验前景的外国冲突。美国还在扩张方式上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增加拥有共和政府的州，并且使其与已有的州地位平等。但是,扩张也伴随着重大的妥协——奴隶制在南方各州的扩张,以及驱逐、同化甚至消灭美洲原住民行动的展开。
按照美国宪法设计的制度，权力是由公民授予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的。这与欧洲的体制相反,欧洲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是自上而下、通过国家的权力实现的。美国人依靠的是个人和社群的主动性。新的美国政府试图打开海外国家的大门,帮助美国人和平地追求他们的目标。新的美国外交期望商人、船长、传教士、机械师和冒险家能够带头创造一个新的跨国秩序。
一些美国人希望更加热情地欢迎来自外国的共和主义者。亨利・克莱把来自拉美新生共和国的使节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时期的出使经历做了比较。克莱认为，美国至少也要用商业贸易来表示对这些共和主义同辈的欢迎。他希望这些共和国能与美国合作打造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由独立国家组成,并尊重中立权利。但是,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分歧阻止了“美国体系”继续向西半球以外发展。
林肯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讲中解释了美国内战对全球的影响。内战检验了美国或任何一个“生于自由”并“致力于所有人皆平等的理念”的国家是否可以“长久地生存”。美国人发动内战的动机与同时期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德国的统一战争相比,都有极大的不同。
一个共和政体的联邦可以为联邦制国家提供一个模板。1867年，加拿大各省组成了一个联邦。墨西哥合众国(墨西哥的正式国名)在驱逐了一个来自欧洲的冒牌统治者之后重新赢得了独立。美国则通过购买领土扩大了联邦的范围。美国的思想和经济的力量像磁铁一样,吸引其他的国家主动与之联合。
美国认为，它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共和国应该怎样建立一种构建在思想——而不是血缘或民族——之上的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人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帝国的废墟之上将诞生什么类型的国际秩序。威尔逊宣称美国想要“让这个世界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安全的”。
美国人相信,法制是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元素。美国鼓励尊重国际法，并设法在实践中建立法律组织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个人权利的捍卫与它对国际法的尊重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为美国将要赢得的和平描绘出了振奋人心的愿景。美国和英国于1941年缔结的《大西洋宪章》宣布了安全、贸易、自我治理、自由等方面的原则,以及一个和平的世界格局。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战争结束后,美国帮助那些被征服的敌人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复苏,用自己的实力为这些国家提供保护，并且用一种新的秩序来帮助它们变得富有。美国时断时续地回到了自己的反殖民传统上去,支持那些从旧帝国中诞生的独立主权国家：它提供安全、贸易等公共物品，以及发展机会。美国还依靠自身的跨国能力在文化、教育、网络、科技和思想等软实力方面为这些国家提供支持。
冷战期间,美国成了西方阵营的领袖——它是在综合考虑了自身利益和理想主义之后承担起这一角色的。冷战后，美国人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发生了变化。
有一些国家反对美国自封的角色，另外一些国家则只是想置身事外。一些美国人想要后撤——专注于国内的使命,卸下负担,并反对民族傲慢情绪。一种新的思潮认为，国际主义和跨国主义是与美国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强加在他们自己的民族行动自由之上的东西十分敏感。
不管怎样，美国人从来都不认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对立的。美国的建国一代认为他们的共和国要为全世界的更大使命服务。不知满足的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推广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即使是在美国享受霸权的时候,它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这个国家甚至持续挑战着在自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美国的经验反映出它有能力对受到欢迎的趋势做出实用主义的调整。
过于狭隘地定义美国的民族主义，就无法启发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将阻碍美国真实实力的发展。美国的存在不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名册上增加一个名字。美国外交最深层的传统是推进美国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