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有好几个嫌疑人，个个惊天动地

文/周禄丰

马新贻与曾国藩关系极好，认为曾国藩杀了马新贻，是坊间对当时史实不够清晰，以讹传讹之故。传闻中的另一嫌疑人丁日昌，细究史料，其实与马新贻亦无实质矛盾。杀马新贻的凶手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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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案专题

丁日昌杀了马新贻？

正因如此，刺马案未能继续深究，真凶和幕后主使究竟为何人？后世只能根据结案时所述案情的疑点，根据各方利益进行推测。因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流传，后人也只能推测，且很多推测并不符合逻辑。

根据谁是最大受益者，谁就是凶手的原则，今人多猜测刺马案主谋是曾国藩，然在当时最受猜疑的，却是江苏巡抚丁日昌。

刺马案尚在初审时，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就在一封奏折中，揭发刺马案主谋是丁日昌。参与审理刺马案的袁保庆，同样支持丁日昌谋害马新贻的说法。据说王家璧的奏折一上，京中士大夫多“从而和之”。

丁日昌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按照王家璧的奏折，起因是马新贻办了丁日昌公子杀人案。

丁日昌的公子涉嫌杀人，事在同治八年（1869）十月。丁日昌一个出了五服的远房族人丁炳，回原籍时路过苏州，前来拜会丁日昌。丁日昌在外勘察水灾，不在苏州，丁炳就带了随从在青楼寻欢作乐。因为争风吃醋，丁炳与水勇徐有得发生冲突，前来巡查的游击薛荫櫋（mián）为了攀附丁日昌，以“滋事”为名棍责徐有得，因为下手太狠，徐有得回去后因伤暴卒，闹出了命案。

为了平息物议，丁日昌抢先向朝廷请罪，奏请将丁炳和薛荫櫋革职。清廷同意将丁、薛二人革职，但仍命令马新贻彻查此案。马新贻审案期间，民间风传案发当日，丁日昌的侄子监生丁继祖也在现场，只是闹起来时先跑了，随后又传丁日昌的公子，即将分发知府的丁惠衡也参与了冶游。甚至还有传闻说，丁惠衡与一个富商子弟争风吃醋，下手打死了对方。

丁日昌逼不得已，上奏将丁继祖和丁惠衡一同斥革，同时自请“失察”之罪。丁日昌甚至对外宣称，他已准备行家法打死丁惠衡，只是丁惠衡提前逃离了丁府。

王家璧在奏折中说，他远在陕西都听到了丁日昌纵子为非作歹的事情。根据他查访的消息，丁日昌为了儿子逃脱命案曾向马新贻请托。因马新贻拒绝了他的请托，丁日昌生了报复之心，于是策划刺杀马新贻。

王家璧的说法并不可靠，根据郑敦谨的调查，丁氏族人涉嫌参与谋害水勇一事，丁日昌在马新贻接手案件前已自请有罪。马新贻接手命案后，从未传讯丁惠衡，他根据证人的供词认定，丁惠衡与命案无关。只是亲随范贵涉事其中，因此丁惠衡有疏于管教的责任，应交部议处。

豪门恶少打死人后，令亲随、族人顶罪在旧时并不鲜见，丁惠衡未必与命案无关。马新贻既未传讯丁惠衡，事后又认定他不在命案现场，明显有回护包庇之意。

丁日昌在马新贻审理案件之前，先行举报了自己的儿子，在马新贻接手案件后，他自请将儿子革职，这比马新贻判决的交部议处还要严重。从情理上看，他没有向马新贻请托的必要。加上马新贻对丁惠衡颇有回护，丁日昌不应仇恨马新贻，更不会铤而走险杀人，丁日昌的杀人动机不成立。

丁日昌去官另有内情

值得一提的是，马新贻的兄弟马新佑长期为兄长鸣冤，他在进京伏阙喊冤时求见了李鸿章。马新佑对李鸿章说，他扶乩请仙得到启示，兄长的案子当是同城大官主使，具体是谁不知，但不是丁日昌。

丁日昌背上谋害马新贻的骂名后心灰意冷，加上母亲去世，他就辞官回到故里，隐居了几年。李鸿章不断劝他出来做事，他也屡屡推辞。

据李鸿章推断，朝中大臣之所以借口丁日昌涉嫌刺马而大加挞伐，其因在于他乃是胥吏出身的“浊流”。丁日昌平日醉心工程技术，又热衷洋务，朝中文官多耻于与“匠户”同朝为官。加上他为政操切苛严，得罪了很多官员。

至于王家璧，李鸿章根据他先攻击丁日昌，后攻击刘铭传，猜测他是因为与湘淮集团的恩怨挟私报复。

丁日昌隐居在家，终日郁郁寡欢，也不出言辩解，直到光绪年间再度复出，他才对人说，自己在上海任职时，撤了王家璧兄弟的差使，两家因此结仇。慈禧太后在接见丁日昌时安抚他，你在江苏为官，官员都恨你，但百姓是感激你的，王家璧对你的构陷，我是不信的。

曾国藩杀了马新贻？

时人多怀疑丁日昌，后世却多疑曾国藩。关于曾国藩是刺马的主谋，有一条证据常被引用。马新佑曾言，兄长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前，曾入朝陛见皇帝和太后，多次到养心殿向慈禧太后请安。马新贻最后一次陛见慈禧出来，惊恐万分，大汗淋漓，连朝服都湿透了。离京赴金陵前，马新贻曾对家人说，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身有不测，家里人千万要忍气吞声，不要到京里告状，如此方可自保。

后之论者因为已先存有曾国藩谋刺马新贻的想法，马新佑的话就理所当然被做出如下解读：慈禧太后让马新贻就任两江总督，是为了肃清曾国藩在两江的势力，谋划除去曾国藩。马新贻知道对付曾国藩兹事体大，搞不好就要掉脑袋，所以提前留下遗言，万一自己被曾国藩杀害，兄弟们千万不要喊冤，免得被势力雄大的曾国藩诛灭。

那慈禧太后让马新贻怎么对付曾国藩呢？

一般推测，曾国藩兄弟打下天京，洗劫了洪秀全留下的金山银海，慈禧对此非常恼怒，让马新贻查找湘军私吞太平天国圣库的证据，一旦找到证据，就会出手对付曾国藩。

还有人推测，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提拔孙衣言、袁保庆等人，打乱了曾国藩在两江的人事布置。因为马新贻试图替朝廷从湘军手中夺回对两江的控制，所以遭到曾国藩谋杀。

这种推测看似有理，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前文已多次分析，曾国藩没有久任两江总督的打算，他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什么官都不想做。

平定太平天国，乃开清以来人臣所立第一功，勋业比康熙年平定三藩犹胜几许。若能在打下天京后辞官归隐，他毕生的事功将完美无缺，反倒继续做官，做得越多，错得越多，有很大可能晚节不保。正因天京之役后，曾国藩继续做官，才有“剿捻无功”和“天津卖国”两个污点，极大地折损了他的威望。

曾国藩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求阙（缺）斋”，他推崇的人生状态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又怎么会眷恋两江总督之位呢？离任两江总督后，他出任的是比两江总督名位更高的直隶总督，就算从求权势的角度，他也不当有回任两江的想法。更何况，对他来说，只有回到老家休养，安全才能得到保证，只是朝廷一直不肯放他回籍，强行让他做总督。

曾国藩剿捻无功，由李鸿章代替时，他即上奏要求革去自己一切职务乃至爵位，只以闲散人员的身份留在军中帮弟子做事。为什么要留在军中呢？他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说，如果辞去一切官职，他要么回老家归隐，要么去京城养病，但都有不妥之处。回老家归隐林泉，自己权威太高，很难处理和地方官的关系，搞不好步步荆棘；在京城养病，又怕引起京城士大夫的谤议。

实际上，他有两个担忧没有说出来，朝廷不敢放他回家，怕纵虎归山；他自己不敢进京，怕从此身不由己。

但李鸿章希望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为自己筹饷，曾国藩却不给门生颜面，反复上折力辞。这是不是惺惺作态呢？从李鸿章的反应来看应该不是。

因为朝廷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师，令曾国藩回任两江后，曾国藩赖在李鸿章的营中不走。李鸿章既怕两江无人筹措粮饷，又怕老师在营中自己无法施展，便反复劝说老师回任，曾国藩不为所动。

根据刘体仁在《异辞录》里的说法，李鸿章最后用了强硬的手段挤兑老师，把钦差大臣的关防交给老师，声称老师在营，弟子不得不一切听命老师，那就只能把朝廷关防移交老师了。

李鸿章的这种挤兑很失礼，也很无赖，可惜曾国藩八风不动，仍然赖着不走。营中诸将帅误会曾国藩是眷恋名位，贪图钦差大臣名头高于总督才不走，于是纷纷跑来给他找台阶下。

他们对曾国藩说，乾隆皇帝时，遇到大战，前线由钦差大臣统兵，后方由大学士主持后勤，可见后勤大臣的名位，与前锋的钦差一般无二，如今老帅回任两江总理后勤，正与此相同。

曾国藩得了这个台阶仍然不走，可见他完全不是贪恋权位，就是为了趁机把自己变成闲散官员。最后李鸿章对曾氏说，老师您名望如此之高，就算抗旨不回两江，朝廷也不敢对老师用强。只是九帅曾国荃近日连吃败仗，老师如此强硬对抗朝廷，难道不怕朝廷借口战败针对九帅？曾国藩听了这话才幡然醒悟，启程回任两江。

马新贻遇刺，朝廷再次让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仍然反复请辞。李鸿章多次写信劝老师回两江，说两江形势极其复杂，一般人根本弹压不住，马新贻遇刺就是明证，只有老师这样的勋臣才能稳住两江。曾国藩力辞之后，朝中主事的大臣纷纷致信李鸿章，让他设法把曾国藩劝去两江上任。

后世论者以为曾国藩想要久任两江总督一职，是混淆了曾国藩个人的利益和湘军的利益。

湘军被裁撤后，很多兵勇没回湖南老家，而是留在江南生活，尤其金陵在战争中惨遭摧残，人口稀少，被裁撤的湘军兵勇占了金陵房屋，留在城中营生。他们希望老帅曾国藩永远待在金陵，庇护他们的利益，曾国藩个人却想离任求得解脱，他和湘军兵勇的利益并不一致。

他裁撤湘军，实质上是为保全个人安危，出卖了湖湘子弟。

至于说慈禧让马新贻查访圣库中“金山银海”的下落，就属于无稽之谈，这在前文已有论证。值得重提的是，朝廷若欲诛杀曾国藩，关键不在有无罪名，而在朝廷有无镇压湘淮军的决心与能力。如果不敢彻底镇压湘淮军，曾国藩无论罪名多大，慈禧都不敢杀他的头。

如果慈禧做好了镇压湘淮军的准备，让马新贻去查曾国藩的罪状就是多此一举，“莫须有”又有何不可？就算要给天下人一个说法，“肃党”的罪名重提便是。曾国藩是实打实的 “肃党”，朝廷也未曾因此动他，反而为他弥缝，说他不是“肃党”。因此马新贻担负查访曾国藩的罪名一说，基本站不住脚。

曾国藩奉命查办刺马案后的反常行为，反而证明他与此案无关。假使张文祥刺马是出于曾国藩的谋划，以湘军势力之大，定会为张文祥安排接应，保护他脱身，或者第一时间杀人灭口，不留下任何罪证。就算曾国藩一时失算，未能妥当安排，导致张文祥被抓，曾国藩首先要做的，是将张文祥杀死在监狱里，免得事情败露。

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一再拖延，任由其他大臣审讯张文祥。难道他对张文祥这个死士如此放心，认为就算把他交给酷吏“熬”上几个月，也不会吐露半点真相？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死士，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曾国藩不在第一时间掌控局面，难道真的敢赌朝廷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慈禧如果真怀疑曾国藩，就不会让曾国藩主持刺马案，哪怕慈禧受了惊吓，决心和曾国藩妥协，也必须掌握案情真相，拿到把柄，才有和臣下进一步博弈的可能。慈禧派来协助曾国藩查案的大臣，是刑部尚书郑敦谨。郑敦谨是湖南人，乃是曾国藩的旧识，如果曾国藩有重大嫌疑，就不应该派出郑敦谨。

参与审案的孙衣言曾言，他多次提议对张文祥刑讯逼供，但无论张之万，还是曾国藩、郑敦谨都不同意。这是后世怀疑曾国藩的一条重要理由，人们认为，正因为张文祥是曾国藩的人，所以曾国藩不准对他用刑，怕他受刑不过，吐露真相。可是，如若曾国藩真是指使张文祥的幕后黑手，他应该第一时间批准对张文祥用刑，而且一定要安排行刑的人下死手，瞬间让张文祥毙命，断绝一切后患。

曾国藩不肯对张文祥用刑，正是为了避嫌。张之万和他都怕张文祥受刑不过死在公堂上，无法对朝廷交代。张文祥本人未受大刑，他的子女亲友却多受刑，结案时他被判挖心凌迟，比受刑还要凄惨，他的儿子被判阉割之后发配边疆，他至死也没有咬出曾国藩。

为了论证马新贻因为出任两江，动了曾国藩的利益而遭到报复，论者常说马新贻与曾国藩关系很差，是慈禧用来制衡湘军的棋子，理由是马新贻提拔的一干人才，如孙衣言、袁保庆，都是用来替代湘军势力的。

倘严较史实，这种说法基于一个认知错误，误把湘军集团等同于百分百由湖南人组成的集团。其实，湘军集团中有很多骨干并不是湖南人，如阎敬铭山西人，李孟群河南人，丁日昌广东人，陈宝箴、梅启照江西人，沈葆桢、郭伯萌福建人，严树森、鲍超四川人。马新贻虽是山东人，但他亦隶属湘军，正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湘淮集团，慈禧才会选择马新贻来担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发迹于安徽，与曾国藩、李鸿章相从甚密。

他是李鸿章的同年，二人都是福济的门生。他在安徽办团练，长期与李鸿章父子合作，算得上李鸿章旧部。据李希霍芬回忆，他到金陵与李鸿章见面时，李鸿章就住在马新贻家中。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是马新贻师傅张印塘的儿子。马新贻的另一位恩主袁甲三亦是曾国藩的好友，袁、曾二人在京师时一同追随倭仁学习理学。袁甲三一族与曾国藩、李鸿章利害相关，他的侄孙袁世凯后来在李鸿章的庆军中发迹，接了李鸿章的衣钵。

因为常年在安徽任职，曾国藩、李续宜、唐训方都做过马新贻的上司，曾国藩很欣赏他的才干。马新贻署理安徽布政使，是经湖北巡抚、湘军大员严树森向曾国藩举荐，曾国藩与李续宜联名保举而得。

署理安徽布政使后，朝廷命令马新贻在蒙城一带办理军务，很长时间无法到省履职。他在蒙城面临苗沛霖的进攻，形势危急，曾国藩四处拨饷调兵增援，因为各处湘军都拨不出兵勇，曾国藩发信苦求上海的李鸿章派人救援马新贻，信中甚至提到“私情”二字。

马新贻在蒙城打仗，不能到省实授布政使，又兵微将寡、处处危机，曾国藩找借口上奏朝廷，调他回省城“接篆受事”，这才得到了实授。可见曾国藩对马新贻的庇护，如同对待自家子侄一般。

马新贻生平最大的战功，是跟随安徽巡抚、湘军将领唐训方镇压苗沛霖。马新贻与唐训方相交莫逆，他所纳第一个小妾，是唐训方的婢女。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请病开缺，朝廷以马新贻代曾国荃出任浙江巡抚，马新贻正式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他非常激动，一接到上谕，就与李鸿章联袂到金陵拜谢曾国藩的提携之恩。他到浙江走马上任，特意从曾国藩处要走了好几个还没大用的曾门弟子。

不但与李鸿章、曾国藩关系密切，马新贻与左宗棠的关系也很好。在浙江巡抚任上，马新贻最倚重杨昌浚、孙衣言、蒋益澧三人。杨昌浚是左宗棠的心腹，孙衣言是曾国藩的知己，蒋益澧是曾国藩、左宗棠手下大将。凡左宗棠主政浙江时参劾的官员，马一般不再提拔，遇到人事任免问题，他先提前致信左宗棠，得到许可后才进行调度。左宗棠幕中缺人，不断写信要求马新贻从浙江调人给他。

可见马新贻抚浙，与左宗棠亲自掌控浙江一般无二，他亦是湘军中的核心成员。左宗棠夸马新贻“虚怀商榷”，曾国藩夸他“遇事变通”“有过人之聪明”。

马新贻与曾左李谈笑风生

曾国藩和马新贻的书信来往很多，马新贻在浙江刻书，每有新书刻出，曾国藩必向他讨要，曾国藩把马新贻当成了他的传人之一。

清朝官场惯例，下属给上司写信，要附上手版（本），以示尊敬。曾国藩给马新贻写信说，你要经常给我写信，畅所欲言，但经常通音讯，就得略去繁琐的礼仪。礼节太周到，真诚的意思就少了，以后不要再用手版了。写信不用手版，是曾国藩对门生的特殊恩遇。

根据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的日记，我们能看到马新贻与他恩主曾国藩过从之密。

仅在这年农历二三月间，曾国藩的日记就记录了他与马新贻的多次交往。二月初五日“马榖山方伯（马新贻）新到，久谈”，二月初七日，“请万篪轩、马榖山等中饭”，二月初八日“午初出门拜万、马二方伯”。四天之中，两人见面了三次。农历七月，曾国藩在初八、初九、十一日、二十二日，都给马新贻写了信。十二月，曾国藩在初三、初五两天都与他“久坐”“久谈”，初六特意请他用了午饭。像这种连续数日久谈，一起用饭，是曾国藩最亲近的门生才有的待遇。

最特别的是，马新贻赴两江总督任上时，因为他在浙江没有领兵，又不爱任用私人，曾国藩特意给他送去了巡捕郑兴仪和四名供使唤的侍卫。如果用阴谋论来说，这是曾国藩在马新贻身边埋下了钉子，但略去阴谋论，只有至亲之人，才会赠送、接受贴身侍卫，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马新贻在两江总督任上，最信任一文一武，文则孙衣言，武则袁保庆。因为审刺马案时，孙衣言和袁保庆均不同意在奏结上署名，事后孙衣言又到处喊冤，后人多以为马新贻用孙、袁取代了湘军之人，得罪了曾国藩。但实际上，孙衣言是曾国藩的至交，湘军幕僚之一，他虽不同意曾国藩对刺马案的处理，但和曾国藩本人并无芥蒂。曾国藩去世后，孙衣言还写了一副赞誉极高的祭文，感叹曾国藩有大志未酬，被湘军将领们称为最知曾国藩心曲之人。

孙只是怀疑马新贻案另有主使，甚至怀疑过一些湘军将领，却未曾怀疑曾国藩，他至始至终都是曾国藩的心腹。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与湘淮军交往更深，因为他的叔父袁甲三本就是总督，他无须拜入曾国藩门下，但他实质上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部属。他的嗣子袁世凯后来在李鸿章麾下的庆军任职，因为嗣父和李鸿章的私谊而得大用。

袁保庆与庆军统领吴长庆结义为盟兄弟，吴长庆原本是合肥东乡团练，因曾国藩的提拔得立庆字营，在援护时被划拨给李鸿章，成为淮军大将。如果袁保庆是马新贻用来替代湘淮军的“外人”，李鸿章就不可能重用他的子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