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尚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境地时，对物质生活的基本追求便成为了首要任务。
此时，诸如月亮为何如此圆润这般抽象的问题，自然难以吸引人们的关注，大家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怎样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四大文明古国在早期发展阶段，皆面临着类似的生存困境，也正因如此，科学的萌芽未能在这些古老文明的土壤中率先绽放。
科学的起源，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紧密相连。浪漫的古希腊，成为了科学的摇篮。
古希腊土地贫瘠，农业发展受限，人们不得不转向贸易以谋求生存与发展。
频繁的贸易往来促使古希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其中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成为了科学发展的根基。
反观中国，长期以来是个人情社会。
从夏朝的世袭制到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作为底层核心贯穿始终，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父承子继，兄终弟及” 的传承模式深入人心，人情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脉络之中。
中国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侧重于仁爱，这与西方科学所蕴含的对自然背后理性思想的探寻截然不同。科学，源于西方的 “science”，其准确内涵为自然科学，是古希腊理性科学与数理实验科学的有机结合。古中国的文化特质与科学发展所需的理性思维背道而驰，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理性科学在中国的孕育。
古希腊的出海贸易构建起了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契约精神得以盛行。
人们行事遵循事先定下的规矩，不受个人情面的左右，对公平与自由的追求极为强烈。
这种追求真理与自由的精神，就像一把利剑，成功冲破了宗教的重重束缚，使人们能够清晰地认清事物的本质，深入探寻事物的底层逻辑。
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再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对早期宇宙认知的统一，皆是这种理性追求结出的硕果。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精神，科学才得以从宗教的压制下崭露头角，逐渐获得与神学平等的地位。
伽利略在斜塔上进行的双球实验，正是利用实践的真理，有力地反驳了亚里士多德 “越重的物体落得越快” 的错误观点。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制度对思想的束缚极为严重。
从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焚书坑儒等事件，文化逐渐走向单一与禁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某些真理即便被发现，若与传统礼仪相悖，也难以公之于众，其面临的风险远超西方宗教对科学的打压。
在封建君主眼中，百姓过于聪明、自主追求公平自由的精神会对统治构成威胁，为了便于管理，他们更倾向于百姓处于相对懵懂的状态。这种文化制度与统治理念，使得科学的种子在萌芽阶段便遭受沉重打击，难以茁壮成长。
古中国注重 “术”，即有用的知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有诸多相似之处。
科技的目的在于服务民众，提高生活质量。
例如，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运用数学几何技巧进行土地测量，观测星象以制定历法和黄历等。
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发明创造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高达 70% 的比重，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古代诞生了科学。
科学与科技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更注重对事物本质和底层逻辑的探究，而科技则侧重于实际应用。中国古代虽然在科技领域成果丰硕，但在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探索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中华文明以其博大精深闻名于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其博大精深的根源之一在于博物学，中国古人对天文现象的观测记录详尽细致，对花鸟鱼虫的观察记录历史悠久，对百草的认知全面系统。
在天文领域，太阳黑子记录、彗星记录等，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甚至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课题时，也常常需要参考中国古代的记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人在记录这些现象时，更多地着眼于实际应用，而未能深入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哈雷彗星为例，中国虽拥有最为完备的记录，却无人深入探究其为何 76 年回归一次；中国很早就知晓勾三股四玄五的规律，却未曾深入剖析其中的数学原理，也未思考为何不是勾 7、勾 8 等其他组合。
类似的情况在四大发明中也有所体现。
道士炼丹偶然炼出炸药，却未对炸药背后的化学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印刷术的发明未能催生出印刷术背后的材料学；指南针引领了大航海时代，却未能进一步引发对电磁学的探索；造纸术也未能推动合成学的发展。
古中国的 “术” 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之相比，科学所强调的对事物本质的探索却显得相对匮乏。科学看似 “无用”，无法直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实际上，它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根本动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科学能够为技术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以电磁学为例，它不仅涵盖了指南针所涉及的基本原理，还包括物质的构成、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 电磁力，以及无线电、电话、电灯等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应用。
如果将科学比作一本武功秘籍，那么科技就是秘籍中的一招一式。
按照秘籍演练，或许只能强身健体，但在面对实际战斗时，灵活运用其中的招式才能发挥其真正价值。
古中国作为人情大国，注重仁爱，在科技领域可能偶然间创造出一些实用的技术成果，如同从秘籍中偶然领悟了一招半式，但却缺乏像牛顿、麦克斯韦这样能够构建完整科学理论体系的大师，无法将这些零散的经验与发现整理成一本系统的 “武功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