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位在中国供职多年的英国外交官在发给外交部的密电中写道：“香港将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交锋的缓冲带”。
彼时香港对内地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量的42%，每日有300艘货船往返珠江口，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与西方往来的重要窗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推动联合国通过第5005号决议，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名单。港英政府表面上配合，却在《进出口条例》中预留灰色空间，即允许“非战略物资”出口，但需申请特别许可证。
实际上，英国政府也是不得不有所妥协，因为只要中国政府下命令，解放军分分钟就能夺回被大英帝国视为“皇冠上的明珠”的香港。
二战之后英国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印度、巴基斯坦先后独立，其他老殖民地也是暗流汹涌，老牌帝国的面子实在是无法承受更大的打击了。
经过80多年的奋斗，印度最终实现独立
因此，英国政府也希望将香港作为和新中国沟通的渠道，以便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新中国有限度的配合。
政策模糊性催生了独特的贸易生态。根据港府工商署档案，1951-1953年间共签发“特别出口许可证”12387份，其中涉及金属材料的占37%。
这种暗箱操作的行为在港英政府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殖民政府的官员曾多次在内部会议坦言：“我们需要在华盛顿的枪口与香港的米缸间保持平衡。”
霍英东与新中国之间的战略物资贸易生涯始于1950年深秋。当时维多利亚港堆积着联合国禁运的军用剩余物资，从航空铝材到医疗纱布无所不包。
霍英东看准机会，与船务同业组建“五联航运”，以每吨3.5港元的价格承包码头仓储，暗中将美制50加仑油桶改装成双层货柜：外层装棕榈油，内层藏着无缝钢管或其他一些大陆无法生产的物资。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
其实，霍英东本来根本和与新中国的贸易合作无缘，按照他原来的人生道路，或许会成为一位外资公司中的高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本来开了一家“有如”杂货铺的霍英东把店铺卖给了别人，挣到了7000港币，随后他写信到老牌英资洋行太古行求职当文员。
没过几天，太古行就回信给他，说已接纳他到太古洋行当文员，月薪三百元。这让霍英东颇为心动。
因为在当时的香港，月薪300元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一位军装警察每月的月薪才120元，加上灰色收入才能勉强达到300元，而且太古是大洋行，干得好也很有前途。
但霍英东的母亲刘氏却劝他放弃这个职位，留在家里帮她打理驳运生意管管账，当时霍英东虽然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却对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十分孝顺，于是便没有再去太古洋行，而是和母亲一起重操旧业搞起了水上运输。
霍英东与母亲刘氏
随着业务进一步深入，霍英东逐渐接触到了这些军用物资的真正买家：由中共华南局直接掌控的南光公司。
由柯正平执掌的南光公司在澳门新马路设立的"南洋商行"，表面经营土特产，实则通过三套独立账簿运作：A册记录茶叶、中药材等合法商品；B册登记禁运物资；C册使用密码记载军需品，他们把霍英东列为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与南光公司的每次交易前，霍英东的船队都会收到盖有特殊钢印的提货单，印文“九龙商会”代表普通物资，“香江贸易”则意味着被禁运的战略物资。
对于日后坊间传言霍英东当时协助新中国运送军火，多年之后他坦陈这种说法实属误解。他的原则很明确：只经营《禁运清单》中B类物资（民用可转军用），绝不触碰A类纯军用品。
1951年春，霍氏船队曾拒绝承运一批标记模糊的“精密仪器”，事后得知是美制M2重机枪部件，可见他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情有着清晰的界限。
繁忙的香港码头
为了确保“业务往来”的持续性，这种界限在1952年变得尤为重要，当年港英水警查获的23艘“走私船”中，有17艘因运输所谓的“禁运物品”被永久扣留。
自然，霍英东在和大陆的贸易中挣了一些钱，但其实并不多，因为大部分利润都被他分掉了。
利润分配体系也充满江湖智慧。每船货物净利润的30%用于打点环节：给海关稽查员塞“咖啡钱”，向水警提供“护航费”，甚至定期捐赠东华三院换取社会声望。
若干年后霍英东回忆道：记得有次运送200吨镀锌铁皮，货值12万港元中竟有4万用于疏通关系。这种看似高昂的成本，实则保障了80%的货物安全抵岸。
在香港的灰色贸易很快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美国财政部1953年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对内地禁运物资年交易额达1.2亿美元，其中英资洋行占比38%。
50年代的香港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怡和洋行通过旗下的“公和行”将印度橡胶转口到中国大陆，再用利润从伦敦采购苏格兰威士忌返销香港，形成完美闭环。
这让美国人十分恼火，在他们的压力下，港英政府不得不至少是表面上加强了对所有水运船只的检查。
就在1952年圣诞夜，装载着几百吨铜材的船队即将启航时，霍英东突然接到港府海事处通知：所有出港船只需接受特别检查。
正当众人慌乱之际，某位收过“圣诞红包”的英籍督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他的安排下，水警搜查队“恰好”接到了临时任务，霍英东的船队得以趁涨潮紧急出港。
这种在刀尖上起舞的经历，锤炼出霍英东对时局的敏锐嗅觉。也让他在日后的商场上所向披靡。
当年的香港街头
为突破封锁，霍英东和伙计们研发了多项特殊技术，例如传说中的“潮汐导航法”，就是利用珠江口半日潮规律，使货船借退潮惯性快速通过检查区。
还有“复合货柜系统”，也就是将钢板夹层注入海水增加吃水深度，以躲避空中侦察，以及“分布式仓储”：霍英东在青衣岛、长洲设置了12个隐蔽货舱，实施化整为零策略，让殖民当局的水警无所适从。
1953年运输高峰时，霍英东的麾下一共拥有27艘改装货轮，其中又以“海荣号”最具代表性，该船配备两台劳斯莱斯“灰背隼”发动机，最高航速达22节，货舱采用液压分层设计，可在40分钟内完成货物形态转换。
抗美援朝战争的那几年里，无论是被外人说是“走私”也好，或者说是运送物资也好，霍英东都是身先士卒，几年间，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
在政府方面，霍英东倒并不害怕，因为那些人起码有做人的底线，只要拿钱一般都能摆平。
当年的香港总督府
其实最让他担心的是在澳门活动的那些“大天二”，这些四十年代后期开始活跃于港澳的国民党军队余部拥有许多先进装备，最厉害的是可以打穿钢板的机关炮。
霍英东的货船只有装甲，没有武器，根本无法反抗，而且如果反抗了后果往往会很严重，所以只要“大天二”截住船，就得乖乖给他们货和钱，辛亏三年里这样的事情只出过寥寥几次。
朝鲜战争期间，霍英东的船队累计向大陆运输所需的物资17万吨，总利润约220万港元。这笔资金成为他日后进军地产行业的基石：1954年以86万港元购入铜锣湾利园山地块，正是用当年17船橡胶的利润作抵押。
但代价同样沉重，1953年体检显示霍英东患有严重神经衰弱，体重降至103磅（不到94斤），医嘱警告“再持续高强度工作将导致器质性病变”。
此外，他在1956年被美国政府列入“特别监察名单”，禁止美资银行与霍氏的公司开展业务往来。
多年后，霍英东全面进军内地
只不过这种制裁反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通过澳门葡资银行进行离岸结算，利用瑞士信贷渠道购买日本产的起重机，这种“去美元化”经验为后来他投资内地奠定基础。
霍英东在个人的回忆中特别强调：关于“走私”的争议，需置于特定历史语境理解。因为当时香港仍是自由港，运输的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在和平时期皆属合法商品。
真正的转折不在朝鲜战争期间，反而发生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那时港府为向美国示好，追溯性修订《进出口条例》，将500余种商品列为禁止对华出口的“战略物资”。
值得玩味的是，英国商务部1954年报告承认：“对华禁运使大英帝国年损失1.2亿英镑关税收入。”这种经济理性最终促使丘吉尔政府在1957年率先解除部分禁运，比美国早了整整14年。
回首这段历程，霍英东始终秉持两个原则：在商业伦理上绝不出售伪劣药品和物资，在政治立场上永不运输致命武器。
患难见真情
多年以后，霍英东评论这段经历时坚定地说：“时间是检验历史最好的方法。我为自己当时能有勇气去从事这种生意，而这种生意又能帮助自己的祖国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