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鲁迅去了一趟西安。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足西北。此前一年，他全力编修《中国小说史略》，其间兄弟失和、搬家买房，又赶上肺病复发，可谓身心俱疲，手头拮据。恰巧西北大学开办了“暑期学校”，延请一批名师前来讲学，于是欣然应约，权作遣兴。
除此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在吸引着他动身。他欲写一部小说《杨贵妃》，酝酿了两三年，对相应的人物性格、时代背景以及历史细节都做了详细研究，思路几近成形。此行正好顺便实地考察，也许可以增添更多真切的体会。
然而事与愿违。西安廿日，不仅没能助长灵感，反而掐灭了创作的念头。直到许多年后，鲁迅还在寄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对于这份失望和破灭，学生孙伏园是最理解的：他陪着鲁迅去的西安，一路所睹“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只有山水，恐怕不改旧观”。
那个绚烂一时的长安早就不在了，大唐命数尚未彻底尽绝之际，诗人韦庄便写下过“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的哀叹，更不用说物换星移的一千多年以后。何止长安，除去一些砖塔、石刻与陵冢，有唐一代所创造的营造奇迹皆已难觅踪迹。“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的壮景唯有在文献与图画的描绘里窥见一斑，或者到昔日师法中华的日本才能找寻几分相似的恢宏。
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关野贞有过一个斩钉截铁的断语：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奈良。
山西佛光寺东大殿模型。图/中新
佛光重现
关野贞的话并非妄言。作为明治维新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代建筑史家，他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历经二十余年的考察中眼见着“明代以前木构建筑几于湮灭”，不断“惊诧于此间遗迹破坏、毁灭程度之大”。因此许多文章里，他都反复陈述过明确的观点：“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
这也不是他的一家之言，另一位学者伊东忠太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同样表示，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来说，“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可堪玩味的是，聆听此番演讲的正是营造学社的诸位同仁。这个刚刚成立的学术团体，以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建筑为志业，汇集了一批现代建筑学的先驱。伊东忠太的论调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沉痛的刺激，更激起了他们奋发的决心。
就在那之后的一年，梁思成也加入了学社当中，并且很快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展开古建调查。这是他为写一部《中国建筑史》所做的准备——还在留学美国期间，他便将此确立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而每一趟调查的启程，也同时抱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国内殿宇必有唐构。”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完成了数次考察，足迹遍及上百个县。数十处宋、辽、金、元的珍贵遗存被一一发现，极大拓展了有关中国古建的认知边界。唯一遗憾的是，最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唐代木构仍未得见身影。
惊喜是在不期然间降临的。1937年6月，梁、林等四人去到了山西五台，这本来是一趟意外之行，他们原计划前往敦煌，因为时局所限未能成行，遂折向了晋北的这片僻壤。当然转道的选择不是随意的，相反，他们的路线非常明确。在后来的记述里，梁思成这样写道：“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回，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
20世纪初，林徽因在佛光寺观赏唐代彩塑。图/FOTOE
文中提及的“台怀”，即今天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自东汉起，这里就开始兴建佛寺，至南北朝及唐达到鼎盛，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绘有一幅《五台山图》，便描绘了彼时龛庙林立、僧侣若云的盛景。这幅壁画在1908年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成照片，收录于其所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中。一次偶然，梁思成看到了这本画册，并且被其中一座名为“大佛光寺”的庙宇吸引。此赴山西，即为了寻它而来。
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龙看来，《五台山图》证明了佛光寺的重要性，却不代表其在历史中始终为世人瞩目。“毕竟它离五台山核心区还是很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清时，佛教势力范围局限在核心区域，佛光寺也就不再像唐代那么兴旺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福祸相倚，也因为香火的衰败，这座古刹才得以避开了后世的装点，保存下原始的模样。诚如梁思成语：“台怀为五台中心，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盛。殿塔佛像均勤经修建。其金碧辉煌，以炫耀进香俗客者，均近代贵官富贾所布施重修。千余年来文殊菩萨道场竟鲜明清以前殿宇之存在焉。台外情形与台内迥异。因地占外围，寺刹散远，交通不便，故祈福进香者足迹罕至。香火冷落，寺僧贫苦，则修装困难，似较适宜于古建筑之保存。”
所以当他们到达这里时，虽然“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却还是“咨嗟惊喜”。尤其那座“魁伟整饬”的正殿，“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殿宇极为相似”，走入殿内则又可见“华拱四层，全部不施横拱，上托月梁如虹，飞架前后内柱间，秀健整丽，为北方宋辽遗物中所未见”。
次日，他们便立即开始了工作，“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架，俯仰细量”，在测绘图录的同时，也寻找着通常书于脊檩的修造题记。几天后，他们在四根梁底发现了隐隐约约的墨迹，但因为后刷的颜料覆盖其上，具体内容颇难辨认。幸好林徽因是远视，一眼读出了“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
上左图：佛光寺东大殿。摄影/中新 武俊杰
上右图：佛光寺东大殿“佛光真容禅寺”牌匾。摄影/中新 武俊杰
下左图：佛光寺东大殿殿内。图/视觉中国
下右图：佛光寺东大殿内的罗汉雕塑群。摄影/本刊记者 徐鹏远
相传，该寺始建于北魏，因修造者偶然途经时见到一团神光遍照山林，故而得名“佛光”。最初的佛光寺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至中唐时已为名刹，法兴禅师又加建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大阁。但仅仅过了二十余年，这些就都毁于一旦，及至唐宣宗继位，才在高僧愿诚的主持下重建。
浴火再生的佛光寺于新修的大殿外竖起经幡，镌刻了出资施主姓名，这便是那位“女弟子宁公遇”。通常立幡是在殿成之后，而梁上题记既与经幡所刻一致，可以推定立幡的大中十一年（857年）应该就是大殿的完工之时。
追觅已久的唐代木构终于找到了，而且除却建筑本身，“更蕴藏唐画原塑墨迹于其中，四艺荟萃，实物遗迹中诚属奇珍”。喜悦之情难以抑止，梁思成不住赞叹：“此不但为本社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构殿宇，实亦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
比起梁思成，林徽因则更为浪漫。所有调查结束的时候，她提议就在大殿前的空地铺上席子，共进一顿野餐。金黄的斜阳倾泻下来，沐浴着他们，也笼罩着大殿，仿佛一千多年前的那团神光重新降临。
何为唐风
其实在佛光寺之前，梁思成见到过另一处极有可能是唐代遗存的木构建筑。那是1933年的4月，他和学生莫宗江考察河北正定，在城内的开元寺里发现了一座钟楼。
钟楼总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外檐经过后世重修呈清代风格，但内部和下层却迥异，不仅结构上与辽宋形制“无甚差别”，补间铺作更是“古简粗壮”。梁思成判断，这应该是宋初或更古的遗物，甚至“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钟志当中的记载，也称钟楼为唐物，只是钟上的文字已经完全磨去，无从对照。尽管如此，这个“意外的收获”还是在梁思成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于他在1944 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依然念念不忘：“内部四柱则极壮大，其上斗拱雄伟，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论，大有唐代遗构之可能。”
开元寺内的钟楼（右）和须弥塔。图/中新
如今，这座钟楼还是被视作“半个”唐代遗构。所谓“半个”，可以理解为其中未经改动的原状部分，亦可以理解为在进一步取得明确线索之前的“暂时结论”。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所言：“不能说它不是唐代（木构建筑），但又没有十足的把握认为它就是唐代（木构建筑）。”1979年，他陪同导师莫宗江回去看过钟楼，依然认为其“唐味十足”。
“唐味”来自形制和细部上的种种特征，通常这是一种直观的断代方法。王贵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唐代木构在梁架、铺作、阑额、材分等诸多方面都与后世建筑有着明显区别，即使是相隔不算久远的年代之间也存在些许差异：“一般来说，判断唐、宋、辽、金的建筑时，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营造法式》。”
专业范围内，这种鉴别涉及方方面面，相当细碎、周密。但如果仅作简单理解，斗拱和屋顶可以算作两个显而易见的维度。对唐代木构而言，就像梁、林等人第一眼看到佛光寺大殿的感受一样，“斗拱雄大，屋顶缓和，广檐翼出”即最为鲜明的风格。
风格的形成首先源于技术和结构的需要。斗拱作为唐构中重要的承重部件，足够的粗壮才能保证建筑坚实稳定，而且其高度在比例上可达柱高的一半。为了保护突出的斗拱免遭风雨浸蚀，屋顶的出檐相应也就更大。至于举折平缓，一方面受做法之限，另一方面方便挂瓦。随着营造技术的进步和结构的改良，这些特点在唐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就比如斗拱越来越小，到明清时只有柱高的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几乎只是装饰而已。
开元寺钟楼藻井。图/视觉中国
满足实际功用的同时，这样的整体设计还兼顾着美观的考虑，彼此协调之中形成了一种朴拙庄重、恢宏磅礴的气势。正所谓大唐风韵，时代的审美乃至文化、思维也在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唐代建筑生机勃勃、富有活力，那个时候大乘佛教兴盛到了顶点。等到辽金之际跌落，建筑的空间感和设计方式已经完全不是从前那样，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就发生了改变。宋元以后儒学复兴，可以说是肃穆平静，更加不再追求张扬。”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梁思成把中国古代建筑分为了三个时段，唐辽称为豪劲时期，宋元称为醇和时期，明清称为羁直时期。”
不过，一切变化都绝非断然出现的，唐构之风实际上在其后仍有所绵延。因而过去的很多年里，山西长治的天台庵也一度被当作了唐代遗存。
这座隐匿于孤山上的古庙是在1956年的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的。其正殿的斗拱、出檐、举折都呈现出简洁明快、稳固有力的特征，加上同时保留有一块唐碑，所以初步判定为了唐代遗构，1988年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时也是以唐构处理的。但因为碑文漫漶，文献又缺乏记载，学界对此事有争议。直到2014年的一次落架大修，几处墨书的显露才最终揭晓谜底：其中“天成四年建创”和“长兴四年九月二日”两个题记确凿无疑地表明，建筑的建造年代应为五代时期。
“五代的工匠说不定就是晚唐的一批。辽在北方，那些工匠很可能还延续了好几代从前的做法，所以辽构也有一点点接近于唐。”在王贵祥看来，关于天台庵的年代修正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建筑史的更迭不像朝代交替那样界限分明。“再比如福州的华林寺大殿，经过大量文献及史料翻阅，并对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的各种比例、做法进行系统比对，基本确定是建造于北宋初年的。但它不是北宋遗构，虽然时间已进入北宋，当时的福州却仍然在五代吴越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应该看作五代遗构。”由此他强调，建筑断代需要一系列手段来证明，包括碳-14测定这样的科学技术。
而这与梁思成、刘敦桢在1933年就阐述过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记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
乡野瑰宝
在天台庵被发现的前后，其实有两座真正的唐构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一个是南禅寺，一个是广仁王庙，都在山西，一北一南。
1953年，山西省文管会偶然听闻，距佛光寺不到五十公里的五台李家庄，有一个古旧的佛殿，而后先行勘察，发现梁上有“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的字样。再过数月，陈明达、祁英涛等六位专家又做了深入调研，结合形制、寺内碑刻及相关传记、方志等，认定该殿确如题记所述。
这是一座比佛光寺还早75年的唐代木构。尽管规模上小了很多，但根据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总工程师张荣的研究，其在像设营造、空间布局方面与佛光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首先，南禅寺殿内主佛及胁侍塑像的身份、造型、位置与佛光寺完全一样，左右两端文殊、普贤菩萨组塑也基本相同，仅各少一尊胁侍菩萨像；其次，南禅寺大殿佛像高一丈三尺三寸，佛光寺东大殿佛像主佛高一丈八尺，均达到两倍人高，符合初唐《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中的标准；最后，两殿在正立面视线高度与台基空间视线距离、主佛视线高度与殿内空间视线距离的比例都是3:5，保证了从进入前廊到进入大殿始终能以31°的最佳视角完整瞻仰建筑外观与圣坛偶像。
广仁王庙。图/IC
因此，南禅寺固然在等级上无法与佛光寺相提并论，但一样体现着中晚唐时期佛殿营造规制的细巧和成熟。
然而岁月太长，躲过了会昌法难的大殿，终究挨不住沧桑。到20世纪60 年代时，它已经破败不堪，梁架倾斜、椽檩糟朽、瓦件残损、砖券坍塌。于是1974年，在祁英涛的主持设计下，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全面整修。只是这次势在必行的抢救，却成了日后的一道反思题目。
南禅寺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补葺，许多地方掺杂了后世风格。落架之际，这些改动都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做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包括：将门窗、出檐改回唐制，殿顶的鸱吻、悬鱼、博风板参考佛光寺、敦煌、渤海国及宋代《营造法式》重做，脊槫与平梁之间宋代添配的驼峰、瓜柱、座斗以及前檐槫枋和拱眼壁上的清代彩画被去掉。同时，清代的两座配殿也被拆除，原有台明、月台、散水旧基则得到恢复。
完工后的南禅寺大殿唐风重振，但某种意义上，如此一来也有些类似于忒修斯之船的经典问号：如果一艘船上的木板全部被替换，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吗？尤其在“最小干预”的文物保护理念愈发强化后，这更加成为讨论的焦点所在。祁英涛后来都说过：“虽然我们也费了许多时间，但结果是不理想的。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办法。”
不过，在王贵祥看来，五十年前的落架没有改变南禅寺大殿的结构，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错误：“现在不见得完全肯定这么修一定是对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大问题的。”事实上，就连主张“整旧如旧”的梁思成，亦曾以开元寺钟楼为例，提出过可以参照下檐斗拱、檐部结构与一些壁画、实物，恢复一个唐代样式的屋顶。“修复理念是可以变化的，不能因为理念变了就否认前人的工作。就像牛顿三大定律，你说它错了吗？没有，我们还在用。只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会表现得不适用而已。”王小龙也认为，当时的选择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中仍不啻为合理的决定。
南禅寺。图/IC
南禅寺大殿的修缮尚且只是争议，广仁王庙的翻修则近乎一个“事故”。这座大和五年（831年）留下的唐构遗存，在1958年的维护中，既没有尝试恢复原貌，也没有着意保持时状，腐朽的檐椽外端被直接锯掉，墙体形式也做了改变。而且由于施工的不得当不彻底，大殿后来又出现了漏雨、坍塌、开裂的严重问题，不得不于2013年再次落架。
这段曲折就像是广仁王庙命运的缩影。它如同一个名微体弱的人，一生屡经手术，险些死于战争，除了乡友邻里，鲜被留意。在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前，它长期只是县级和省级文物，甚至直到1983年，大殿都一直被用作村小教室，壁画、塑像损毁殆尽。
种种遭际与广仁王庙的价值并不相符。它的历史仅次于南禅寺，也比佛光寺要长。而且作为一座龙王信仰的民间小庙，其在做法上具有更多地方性色彩，诸如拱枋重复式扶壁拱的构造，更是早于南方建筑一百余年，在整个北方则属孤例。
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唐构遗存之中唯一的道教建筑。这不是偶然，其所在的芮城就是一处悠久道教圣地：丹鼎派祖师吕洞宾即出生于此，隐居修行的九峰山也在辖内，全真派大兴之时，丘处机为弘扬道法、纪念祖师，又在永乐镇兴建了精美恢宏的永乐宫——1966年这一宫观整体搬移，迁到的新址离广仁王庙不过几百米。
未尽之路
尽管“三座半”的遗存，证明了“国内殿宇必有唐构”，也充实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重要一环。然而比起近三百年的巍巍大唐，终归还是太少，实为可惜。
“较于砖石建筑，木构建筑的保存要更困难，这是事实。木构本身承受自然损坏的能力就弱，潮湿、火灾、南方的白蚁都是毫无办法的。再就是人为因素，比如战争。而且中国人爱拆改，过个几十年就拆了重建，也是个问题。”王贵祥觉得，从理性的角度，唐代木构能够有所遗留已经是历史的馈赠了，毕竟它太遥远，面临的危险时刻太多。而相对来说，与其时隔不算太久的宋、辽之所以遗迹能够更丰富，还在于一场惨烈的事件：“凡是改朝换代，政治性的建筑必须毁，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宗教建筑。但唐武宗灭佛，几乎把全国的主要寺院全毁了，连佛光寺都是。”
同时依照王贵祥的判断，“三座半”之外再找到唐代木构的可能性如今已微乎其微。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应关注可以减少或者停止，“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许多人的确一直在前赴后继地努力着。
比如，对于佛光寺大殿的大门，梁思成怀疑过其位置，因为唐代寺庙不需要跪拜空间，所以门外的檐下空间通常有一道廊子。陈明达、柴泽俊等学者后来也找到过一些证据，一个是门外的柱础是完整漂亮的一圈，唐代匠人应该不会舍得用门槛压住，二是殿北侧一根乳栿底面有砌过墙的痕迹，三是殿内内槽的柱上以及与阑额的交点之下有卯口被填充过的痕迹。2015年起，张荣携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联合团队，对大殿做了长期的科技化勘察，其中通过碳-14测定发现卯口内填充有元代木材，很可能说明了元时确实移动过大门。
广仁王庙木质斗拱结构。图/IC
借助碳-14技术，许多最初的判断得以进一步验证或者校正。“大殿天棚下的一幅拱眼壁画，白色颜料在氧化后变成黑色，梁先生认为其与敦煌壁画的状态相像，认为其为唐代所作。通过碳-14分析，我们发现拱眼壁泥层里的草秸确实是唐代的，作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所显示的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王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大殿外槽南尽间的法师像，曾被梁思成认为是愿诚和尚，但经过碳-14检验，塑像泥胎里的草秸实则为明代之物。根据碑刻文献记载，明代有一位本随和尚募化布施，对衰败的大殿和文殊殿进行了修葺，并新添了296尊罗汉塑像及245尊罗汉绘像。所以这尊法师像应该是为纪念本随而塑。”
再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佛光寺的研究一直使用着梁、林当年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测绘工作重新进行，特别是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合作，使用三维扫描和全站仪，将原本厘米级的数据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级，进而也对诸如大殿用料等级、建筑比例关系等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判定。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又联合实施了一次全面的数字化调查，通过大量影像和数据算法处理，构建出了细节清晰的三维色彩模型，成为佛光寺的一份可永久保存及可持续全面呈现的翔实档案。在采集过程中，东大殿南次间弥勒像木构像座内部的横枋上还首次发现了一处墨书题记，字样为“唐大中时期雁门工匠张师改”。
南禅寺木质斗拱结构。图/视觉中国
又比如，2015年，广仁王庙的环境整治开始推动实施。庙前及周边被改造为全新的空间，既还庙于民，让昔日的乡村精神中心重回公共生活，也创建出了一座露天的小型古建博物馆。操刀设计的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建筑师王辉曾表示：只有让日常连续不断地介入，古庙对村民来说才是灵魂性的存在，也才是真正地维护原真性；而一座国宝的可持续生存，不是一个偏僻的乡村能够孤立支持的，所以还需要特殊的文物表现方式，带动旅游业予以拄撑。
回应日本学者的论断，这是梁思成当年寻找唐构的直接动因，却并非本质缘由：“他的核心是为了以实物考证把中国建筑历史搭建起来。正因为有了梁思成，有了刘敦桢、有了傅熹年等这么一批人，中国建筑史才在世界建筑史中有了一席之地。”而如今，直接的动因已成往事，本质的缘由其实依然未尽，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王贵祥认为，对于唐构乃至整个传统建筑研究，应该朝着更深入、更细致、更广阔的方向继续掘进——“再过一百年，中国建筑史也还得要有人做下去。它里面包含着经济史、技术史、艺术史、文化史等，总会有没弄明白的东西，总会有新的发现。”
发于2025.3.31总第118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追寻唐构：“三座半”的奇迹
记者：徐鹏远
编辑：杨时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