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上旬，从上海开往大连的一艘日本轮船上，一对儒雅和善的商人夫妇，正在甲板上观赏风景。可是，他们却引起了反动派特务的怀疑，特务们仔细地观察他们，发现他们越看越像是通缉令上的人。
果然，当轮船停靠在大连的码头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就派来了好几个人，拦住了正要下船的夫妇。他们拿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拍摄的军装照片进行比对，有几分神似，但又无法确定。
这对夫妇自然是周恩来、邓颖超假扮，他们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参加“六大”，周恩来的逼真伪装让前来抓人的日本警察也无法确认真假。
日本警察并不死心，他不会中文，于是用英文对周恩来说道：“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不慌不忙地用英文回应：“不是。”
日本警察又问道：“那你姓什么？”
周恩来说：“姓王。”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古董商人。”
“你们来东北找谁？”
“来找我的舅舅。”
“你舅舅姓什么？”
“姓周。”
“为什么你姓王，而你舅舅姓周？”
周恩来回答道：“外国人对父母的兄弟都只有uncle一种称呼，但是中国人不一样，母系与父系的称呼是分开的，因此我姓王，我舅舅姓周。”
日本警察如连珠炮似地盘问，从姓名到生日，从住址到职业，周恩来都对答如流。眼看着无计可施，日本警察马上就要放行，特务看不下去了，想要直接将人带走。他对周恩来说：“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没有理会特务，继续跟日本警察说：“你可以看看我的手，像是当兵的吗？”
日本警察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周恩来的双手，确实不像是当兵的，没有办法只好让周恩来跟邓颖超离开。
周恩来夫妇镇静自若地表现，躲过了日本警察的盘问，但是特务却依然死死跟随。为了防止搜身时暴露，邓颖超就将去苏联接头用的证件给撕毁扔掉了。
为什么打扮成商人模样的周恩来夫妇会被特务盯上呢？
原来，周恩来在轮船途经青岛码头停靠时，上岸买了厚厚一叠报纸。这是周恩来多年革命养成的习惯，在白区时，为了了解各地的情况，都会买很多报纸从中找寻有用信息。
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因为商人历来奉行“莫谈国事”，怎么会买这么多的报纸呢？
为了甩掉跟踪的特务，周恩来当天下午就买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当火车开动，他感觉身旁有好几双阴冷的眼睛盯着他。
看来特务并没有被甩掉，反而变成了跟在身后的尾巴。有这么条尾巴在，他们自然不能与同志去接头，而且证件已经撕毁，他们只能等待下一批去苏联的代表一同过去了。
此时，周总理想到了住在吉林的四伯父周贻庚和三弟周恩寿，于是决定在吉林下车。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他们先住进了一间旅馆，再差人送信给三弟。
三弟周恩寿收到信，一看到信封上的字就认出了这是大哥的字迹，匆忙打开，信中写着：“特意来看舅父，不知家中住宿是否方便”，落款为“大鸾”，这是周恩来幼时的小名。周恩寿立刻明白这是哥哥遇上麻烦了，否则为什么会将伯父故意写成舅父？
周恩寿立刻找到四伯父周贻庚商议，经过他的同意，将周恩来夫妇接到了家中。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庚是一位传统的老人家，他对后辈的教育也多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他的家中始终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事能知足心常安”，下联是“人到无求品自高”，他治家的格言则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他还经常教育晚辈要节俭，守本分。吃饭时米饭掉了也要捡起来吃掉，遇上大姑娘、小媳妇不能抬头看。
就是这样一位传统的老人，面对闹革命的侄子发出的求救，能够当机立断提供帮助，真的是难能可贵。跟那些满清的遗老不同，他虽然思想传统，但是知道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大节！
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这却是她第一次见到周家的长辈。她与伯父、伯母讲话时，一直恭恭敬敬地站着，认认真真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知书达理，落落大方，与白区报纸妖魔化的“赤匪”完全不同。
周恩来夫妇在四伯父家中务了两天，尾巴也终于被甩掉了，周恩来率先去了哈尔滨，而邓颖超却留了下来。她对老人家说：“我作为媳妇第一次见周家的长辈，理应多多侍奉伯父、伯母。”
就这样，邓颖超在老人家里陪伴了七天，直到下一批前往苏联的代表过来才离开。
1933年，四伯父周贻庚在天津去世，此时周恩来正在革命根据地与反动派战斗，并不知道消息。三弟周恩寿怕周恩来将来知道后无法释怀，于是便在讣告的下款中加上了周恩来的小名“大鸾”，帮助他了却了一桩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