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建国到现在，新加坡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人口才500多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舆论中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比它大10倍的国家。新加坡的惊人成就离不开李光耀和他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我们想分析一下“新加坡模式”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哪些则不然。
如果对全球治理体系做比较，不难看出，新加坡有一种超级理性主义，而且非常朴素。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超级理性主义就是“科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新加坡版本的超级理性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运用的根本性和普遍性。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理性思维多多少少都有应用，但很难成为绝对主流。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超级理性主义实际上和现代经济学的本质高度一致：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最大化的社会福祉。那么，具体怎样操作才能使社会的福祉最大化？
有的社会强调市场和自由竞争，有的社会强调政府和社会协调。这两种做法都有其理论基础，但最终的辩论必须由实践的结果来判定。哪怕是粗略地对全球过去200年的经济史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其内在的弊病。
因此在把经济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只是从理论出发，过于教条，走极端，在很多问题上自然就会出现偏差，而且有时候会非常严重。
新加坡超级理性主义的诀窍是不教条，不被任何一种固定思维牵着鼻子走，回归事物的本质，一事一议，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中限制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追求社会福祉的最大化。其结果是廉洁的政府、富裕的社会、高质量的国有企业和高效的交通、教育、医疗、社保体系。新加坡的土地资源并不比中国香港更丰富，但能做到“居者有其屋”，而中国香港的房价却一直居高不下。
由于新加坡将近80%的居民是海外华人，中华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是，在自豪地坚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新加坡毫无保留地拥抱全球化、现代化，其政治、司法体系模仿英国，英语和汉语同时被选作官方语言（因此可以同时和中国、西方进行无缝对接），跨国公司，而不是本土企业，在经济中起到“挑大梁”的主导作用。
博采众长，有容乃大，把传统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各种优点都为我所用，说起来简单，实则极其困难。阻碍因素包括认知的局限、既得利益、政治的僵化、执行力的缺失等。新加坡能冲破这些阻碍是因为它的底层思维是极其理性的，而且能够做到知行合一。
新加坡的超级理性主义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然而，在向新加坡学习时，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超级理性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取得正果。中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区别是在国家规模上，中国14亿人，新加坡才500多万人。新加坡能成为全球排名前列的富有的国家，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全球化定位，以及“税收洼地”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