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期间，部队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打土豪。
但沿着井冈山周边打了一圈之后，土豪的钱财也打得差不多了。
领导知道，要想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只靠打土豪这一条路，那是没有出路的。
一定要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党组织，让群众都能够认识红军、拥护红军、帮助红军。
这才是红军发展的长久之计。
他曾对杨开明讲道：“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群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
在会师前，领导把部队都撒开，分别到永新、宁岗等地做群众工作。可惜还没有巩固，部队就开往湘南去了。
“八月失败”，不仅朱德部队损失很大，更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而且根据地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了。
当时，在领导先后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后，敌人趁根据地兵力空虚，借机反扑，井冈山根据地周边被土豪和国民党再次控制。
前期领导在周边进行的群众工作基础亦全部丧失。
红军的生存又成了大问题。
部队回到井冈山后，首先就是没有粮食吃。于是朱德只好带着部队下山挑粮。
井冈山根据地位于宁岗、遂川、永新三县交界处，方圆550里，所产粮食仅够当地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
这是1928年10月间的事情，后来广为传颂的故事《朱德的扁担》，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朱良才上将，时任红四军军部秘书。文章后来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当然，靠挑粮维持部队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
一是永新、宁岗地区的粮食产量有限，不可能保证源源不断地供应部队。二是红军的经费也日益减少，买粮的钱也很快花光了。
朱德的部队本来给养还比较丰厚，一方面是最初从范石生那里拿了不少军饷，另一方面湘南暴动时期打土豪又补充了一些。
所以部队刚开始还能按旧军队的办法，一个士兵一个月发军饷12元钱。
等上了井冈山，经费日渐拮据，很快就废除了军饷制。
全军上下，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五分钱的伙食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每天只能吃三钱（15克）食盐、四钱（20克）菜油。常吃野菜、南瓜，很少吃肉。
红军当年还流传一首歌《红米饭南瓜汤》。
我们现在当成革命传统歌曲来唱，认为表现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在当时，却是他们真真切切的现实生活。
当地南瓜一元钱可以买150斤，红军每天吃南瓜度日充饥。
这样艰苦的生活，部队为什么还能坚持，而没有瓦解呢？全靠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民主。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红军作风。
这与旧军队是完全不同的。
旧军队有句话“连长连长，半个皇上”。
意思是只要当了连长，就可以吃空饷，然后还可以克扣士兵的军饷和伙食费，所以连长很快就肥了。
其实，不仅是旧军队，在刚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也是等级森严的。
当然，克扣军饷的事情或许没有了，但军官和士兵待遇天壤之别，依然是存在的。
比如，南昌起义时，陈毅被称为“五皮干部”，即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
士兵看不惯，根本不听他的。
革命军队真正的官兵平等，就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
红军当时如此弱小，物质生活如此艰难，怎样才能稳定军心，保证士兵不逃亡、不哗变？
唯有“官兵平等、同甘共苦”，这是最朴实的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内部要搞好团结，对外还要和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
要想在井冈山站住脚，必须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没有群众的支持，红军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领导建立的新型军队，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军纪。
1927年10月底，领导带着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前，在遂川对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他宣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百姓一个红薯。
1928年1月，红军攻占遂川县城后，领导要部队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
针对部队进城后出现的一些问题，领导再次宣布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什么叫“上门板、捆铺草”呢？
原来当时部队住宿村子里，常借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做铺板，用稻草做铺草。
各家的门板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如果不物归原主，一大堆的门板就对不上。
所以就规定了每日出发前要给老乡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走。
经过多年的演变，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时至今日，由领导当年首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依然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钢铁的领袖已经逝去，领袖的钢铁还在保卫人民。
军队的好作风和严格的纪律，都需要组织保证。
如果没有党员和干部带头执行这些政策和纪律，红军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再好的制度也仅仅是贴在墙上的文字而已。
在朱毛会师以后，领导在三湾改编创建的“支部建在连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和完善，并引入到朱德的部队中。
在士兵中培养党员，就是培育骨干。
每个党员入党时，都要宣誓：
“1.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2.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3.保守党的秘密；4.服从党的一切决议；5.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6.按期缴纳党费。如有违上述各项，愿受党的严肃纪律制裁。”
这套政治制度，从红四军军党委，到团党委、营党委，再到连支部，各班自成一个党小组，形成了红四军中的各级组织，有效地贯彻了党的决定和路线，有力地掌控了部队。
在此之前的革命队伍，如叶挺独立团、南昌起义部队等，均是靠干部一级管一级，层层节制的办法管理部队。
但如果某一层级的干部出了问题，就有损失掉一支部队的危险。
领导则是通过创新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方法，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管理部队。
以支部组织取代长官的个人威信，以连队党员士兵形成核心骨干，比以往的方法更为扎实。
为了体现红军中的政治民主，领导还创建了士兵委员会。
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是：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做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士兵委员会，由士兵直接参与军队管理，打破了官长指挥一切的老规矩。
这使红军战士感觉自己真的是当家做主。
但是士兵参加管理，给军官的权威造成了麻烦，甚至会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在“八月失败”中，29团士兵委员会决定回湘南，是造成“八月失败”的主要原因。
因此朱德对士兵委员会很是不满，下令撤销29团的士兵委员会。
后来红四军调整了士兵委员会的权限，及其与军事指挥机关的关系，规定士兵委员会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
士兵委员会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相当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
另外，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临时解散士兵委员会，或者不准许其开会。
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军队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多独到的创新创建。
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28年11月25日给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后来，这份报告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井冈山的斗争”。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上海租界里的临时中央的领导们，是想不出来这些思想的。
这些思想，可谓是真真正正的“实践出真知”。
领导的这些思想和举措带来的实际效果，给朱德、陈毅等人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也逐渐赢得了朱德部队干部们的尊重。
1927年8月15日，汝城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朱良才等人被抓住。开始的时候，敌人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料却在一个同志身上搜出了农协会的大印，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看守审问：“你叫个甚？”
“朱良才！”
“你这贱骨头，是什么良才？”
朱良才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暗暗下定决定：自己是革命的良才。自此以后，他把原来的姓名、字和号都扔了不用了，干干脆脆就叫朱良才。
抓捕他们的敌人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亲自审问了朱良才等人，范石生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是干农户的。旁边的土豪朱义聘却大声嚷嚷：“他们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范石生却说道：“不要大惊小怪的，就是鲍罗廷也没事。”
朱良才感到非常意外，感到了他反共也不是那么坚决。就开口道：“范军长，把这些松松，太不方便了！”
没想到范石生直接答应了：“好好，去掉，不要。”
朱良才后来才知道，范石生和朱德是朋友，很同情共产党。
36天之后，朱良才重新获得了自由，还从16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赵传薪那里得到了“对革命不要灰心，一个革命者入狱不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一定会胜利！”
1927年，朱良才在何日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就高兴地说：“在我被捕的时候，差一点被敌人当作共产党员杀了，接过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甘心，死了也光荣。”
1928年，朱良才被派到了朱德的军中，会师之后，朱良才在第四军任秘书。
临危受命出任红五军，艰难的36天东归之路
1936年，朱良才出任西路军教导团团长，随部队西渡黄河作战。
1936年底，西路军撤离永昌城向西进发。但是马家军发现之后，派骑兵紧随不舍，由于敌人行动迅速，一路跟在西路军的后面打，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部队搞得非常疲惫。
这天部队来到了一个叫做梅家营子的地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王树声兼任第9军军长，原军长孙玉清调任红三十军。总部则继续西进向红三十军靠拢。
这天晚上，他们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就是红五军在高台县兵败。
红五军在高台奋战了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军长董振堂等3000多名指战员都牺牲了。
红五军的覆灭，进一步加剧了西路军的紧张。
这天，陈昌浩找到了朱良才，对他讲：“如今形势危难之际，你去红五军当政治部主任吧！”
朱良才心里奇怪：红五军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还去当 什么主任呀。不过虽然他心里这么想，但是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回答道：“好吧！”
由于红五军当时只剩下了几百人，最后这几百人也补充到了其他的部队，建制撤销，朱良才又被调到了红三十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
红三十军打了几仗之后，依旧没有改变困难的局面，部队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石窝的时候，指挥部开会将剩下的2000人分成了左右两路。朱良才虽然是红三十军的人，可是却分配到了右路红九军这里，协同王树声指挥。
然而部队很快就被打散了，他的身边只剩下了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
他们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不得不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他们就吃雪。
在山里转了好几天之后，深知不能再在山上待下去了，就走出了树林，下山查看情况。
结果他们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不远处响起了枪声，搜山的敌人赶紧朝着枪声走去，他们则是趁机逃跑了，不幸的是他们也跑散了。
朱良才单身一个人，不知何去何从，看着茫茫的祁连山，最后他决定寻找部队。
朱良才孤身一个人，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个挖煤的工人，对方非常同情他，就将自己的衣服换给了他。
经过化妆之后，朱良才就开始向陕北的方向走去……
这天，朱良才刚刚走进了一个村子，敌人也从村子的另一头进来了。朱良才急忙躲进了一户人家，直到敌人走了之后，他才走了出来，还向主人家买了一双鞋，主人家同情他的遭遇，还送给他一些馒头干。
就这样，他再次上路了。
这一天，他正走在小路上，远远看见一群敌人迎面走来，碰巧的是旁边有一个牧羊人，按出来他是一个红军，便脱下了身上的羊皮，披在了他的身上，让他伏在羊群中，才脱离危险。
这天，朱良才正行进在野地里，却突然遇见了一群打兔子的敌人。他赶紧跳进了旁边的小沟沟里面，结果有一只受惊的兔子也跳进了这条沟里面。敌人紧随而来，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个时候，那只兔子又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