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幸福的人》预告。(01:36)
2016年夏天，导演祝捷扛着摄像机走进一场名为“瓷娃娃大会”的罕见病儿童聚会。他原本只是受朋友之邀拍摄素材，却在现场被一个特别的身影击中——那是一个叫玲珑的五岁女孩，用胳膊支撑身体在会场来回“跑圈”，一直在笑。当整个会场气氛都因为病痛显得颓丧疲惫时，只有她像一团火焰。“那一刻，我其实就深深地被小女孩吸引。”
之后的三天，祝捷的镜头不自觉地总是在寻找这个女孩的身影，聚焦玲珑的同时，他又进一步结识了她的家庭，开始了长达10年的纪录。
纪录片至今仍在继续，更多变化在其间悄然发生。祝捷意识到一件事，这么多年的拍摄，摄影机只能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却很难拍出他们心里的梦。“只有电影可以造一个梦”，于是他决定将这家人的故事拍成电影。女孩玲珑也亲身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3月25日，电影《追幸福的人》在全国艺术电影联盟院线上映。影片由祝捷执导，南吉领衔主演，杨超担任艺术总监，梁戟、吴玉玲珑、伍禹坤、乔珂、党剑主演。电影上映期间，祝捷和南吉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了这段跨越十年“追幸福”的历程。
首映礼现场，主创人员合影
纪录片里只有生活，电影里有他们的梦
脆骨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骨骼疾病，轻微碰撞甚至日常活动都可能导致骨折，因此患者们又被称为“瓷娃娃”。
在北京的好多年里，祝捷像朋友一样和玲珑一家相处，时常走动，不定时记录。这是他身为纪录片导演的习惯，没有特别的目的，比起写作，他更喜欢用拍纪录片的方式为电影积累“一手生活”。玲珑和她的父母也很开心，有一个“外来者”，能够带来封闭生活圈之外的讯息和视角。
转折发生在2016年。玲珑到了上学的年纪，没有学校敢接收这个脆弱的“瓷娃娃”，妈妈丁巧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没法去工作，父亲需要留在大城市打拼挣钱。因此玲珑必须回到老家才能享受义务教育，一家人不得不面临分离。
祝捷突然意识到，他之前总是在记录这一家人的生活，却无法用纪录片呈现出他们的憧憬。“他们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心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希冀？我用纪录片的形式很难触及。只有一种方法最适合造梦，那就是电影。”
《追幸福的人》剧照，中间的小朋友就是玲珑，她在片中饰演茯苓
祝捷回想自己和编剧共同构建整个故事的过程，“很感谢之前那几年拍的纪录片，因为已经认识了足够长的时间，能够让我们从对玲珑病痛的关注里面跳出来。”他不愿意让电影呈现为一个只关注罕见病题材的“猎奇”影片，“如果那样的话，观众会先被病痛所带来的戏剧性吸引。而我们关注的是更普遍的生存境遇。”
《追幸福的人》海报
影片中，小镇女孩巧巧（南吉 饰）从小镇姑娘到南方打工的厂妹再到罕见病患儿的北漂母亲，数年之间她与生活接连“过招”。重压之下她本应节节败退，但巧巧却在难度超高的“人生剧本”中努力扮演着属于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而巧巧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围着女儿转，从城市到农村，从家庭到社会，她的身边有工厂姐妹，她曾经的同学，她的家人、朋友，导演通过这些人物的设置，逐层串联起进城务工、城乡迁徙、留守儿童等现实议题，为观众编织出一张中国社会发展的生动图谱。
“我们的一生中经常有人来有人走，而我们还得想办法继续我们的生活。”这是祝捷想通过巧巧的身边人传递的讯息。
导演祝捷
很多观众都对巧巧的公婆烧炭取暖却意外去世的情节印象深刻。这一方面是基于原型人物的真实事件改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在快速发展背景下，观念和生活方式变化的不同步。“当时听到这个变故，我觉得太受触动了。生活变化的速度太快了，会把很多人落在后边。”
随着剧情发展，尽管经历难以想象的诸多艰难，巧巧却始终不服输、不认命，希望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影片的北京首映礼上，原型人物丁巧跨越一千三百多公里，透过银幕向观众讲述了现在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现状：女儿上初中，儿子上小学，丈夫也回家了，四口人一家团圆，生活平静幸福。
“我一直很喜欢‘追’这个意象，尽管这一路可能荆棘密布，可能一路坎坷，但毕竟生活还要往前，我们脚步也要往前。”祝捷这样阐释他对片名和主题的理解。
做保姆体验生活，演绎女性“不出走的决心”
演员南吉在首次接触纪录片原型丁巧时，坦言自己像个手足无措的观察者。这个总是带着笑容的农村妇女令她困惑——当女儿骨折时，丁巧笑着接受，还能安慰老师说“没事”，并且和医生打趣“她像个机器人一样，胳膊里全是钉子”。这一度让南吉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我花了整整两周揣摩这种笑容的动机”。
南吉
北电表演系科班出身，从影十多年，她曾出演《白鹿原》《老中医》《再见，南屏晚钟》等作品，而扮演丁巧成为南吉演员生涯中极不寻常的经历。
在开机之前，她以照护玲珑保姆的身份进入这个特殊的家庭。她照顾一家的起居，穿火车站收来的衣服，甚至去挑粪……在外形上，她也增重了40斤来贴近角色。
进入人物的内心，并不容易。作为一个来照护女儿的“漂亮阿姨”，南吉一开始能够感受到丁巧对她的客气和疏离，直到有一次她意外弄丢了手机，以及做菜切到手等一系列意外的接连发生，让丁巧有了“仗义出手”的机会，“那之后她真的变成我的姐姐，当她发现我有困难，而她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帮助到我的时候，她就像保护女儿一样地想要来保护我，我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追幸福的人》剧照
虽然特殊的病情需要格外的小心翼翼，但偏偏孩子特有的顽皮天性，又常常惹得长辈们无可奈何。起初，南吉听到丁巧对孩子大声斥责，心生不解，因为她认为孩子已经很可怜，更应轻声细语地呵护，但直到有一次，疲惫不堪的她对仍在恶作剧的孩子发起火时，她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更接近丁巧、更像个“母亲”的时刻。采访中，南吉笑称，到了拍摄的后期，在片场之外，孩子忘记改口还会叫她妈妈，以至于让亲妈丁巧感到些醋意，要专门来纠正道：“这是阿姨，我才是妈妈。”
面对非职业演员构成的特殊拍摄团队，南吉坦言这是职业生涯的最大挑战。纪录片式的拍摄方式让职业演员处于双重身份：既要维持角色状态，又要引导素人演员。“孩子们的自然反应随时打破预设，移动长镜头稍有差池就要重拍很多遍。”
凭借巧巧一角，南吉斩获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亚洲新生代“最佳演员”荣誉。“回忆起来，真的不是简单地塑造了一个人物，这段生活也印在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我真有点分辨不清那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只是我塑造人物的经历，但对演员来说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特别宝贵，甚至好像通过这段经历，某种程度上，把巧巧身上的坚韧也编织在我自己的性格和生命里了。”
成为巧巧的这段时间，让南吉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多新的感悟，她在电影的首映礼上对观众形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另一种女性“不出走”的决心。“如果说‘出走’需要决心的话，巧巧的故事揭示着另一种可能——在看似没有选择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坚持；可能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追幸福的人》剧照
慢下来的孤独者
鲜为人知的是，南吉在疫情期间以出品人和制片人的身份“拯救”了这部电影。2019年杀青后，因为赶上疫情，电影陷入停滞。导演耗尽积蓄，影片的后续一度难以为继。祝捷坦言，这几年的过程中，“好几次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已经到头了，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心力再投入了。”
“一直到拍摄结束的时候，我都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在参与，没有考虑过做幕后的工作。”南吉回看因为这部电影带来的改变，也觉得十分感慨。不忍见项目流产，南吉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大吉影业，以电影出品人兼制片人的身份，推进了后续的后期及宣发工作。
之后南吉发现，演员也可以不仅仅是被动地等待角色，也可以为好作品出自己的一份力，后面又出品制作了《白塔之光》《雪豹》《逍遥游》等电影作品项目。“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件事是非常戏剧的。我非常喜欢演戏，但当我站到电影的背后的时候，我的视角变了，我更清晰地看到整个电影产业和电影流程的更多问题和生机。”
导演祝捷拍摄过《下南洋》《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等多部纪录片，对他来说，记录已经是一种与生活相伴相生的创作习惯。“相对于从文学作品改编，拍纪录片可以让创作者接触到真实的人物和鲜活的第一手生活。我一直坚持用这种方式掌握第一手材料，平时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拍各式各样真实的人物。”从纪录片创作起家，祝捷认为，纪录片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它给你带来的灵感和触动要远远大于在工作室里面闷头写作，那会把所有的生活局限在你自己的想象里。”
剧情片拍完，关于女孩玲珑的记录，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落点。“我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纪录片导演，总是不知道该怎么结尾。我甚至想我要一直拍下去，拍玲珑有一天找到一个男朋友，有一天她结婚面对自己的孩子……”
《追幸福的人》剧照
不过眼下，创作者还是最希望，把这个动人的梦送上大银幕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小女孩，因为自身这种特殊的情况，很少有朋友，也很少能见到外边的人，她的人生90%的时间在自己的家里，5%的时间是在医院，只有5%左右的时间可能和外面的世界有交集。我们真的希望让这个如此聪明可爱的小女孩被更多人看到，让她成为大家眼中散发光彩的明星。”
在这个短视频越发盛行，人们的生活被越来越多信息碎片充斥的时代，花费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去记录一种生活的人，会不会有点孤独？祝捷说，自己这些年也常常觉得需要去适应一些变化的发生，“我这两年反思的挺多的，关于我们发展的速度，以及这个时代的变化。大的趋势虽然是越来越快的短视频时代，但我觉得那些追这个时代追累了的人，也许会需要慢下来歇歇，需要一些可以陪着他们歇歇的作品。”
而南吉觉得，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里，好像是一群“看似孤独的灵魂相遇了”。在现实中“孤独”的玲珑一家，遇到在艺术中“孤独”的创作者，而后他们共同产出了一部真诚的作品，它带着既有的生命力走向更多的人——那些愿意花时间走进影院注视这段相遇的观众们。
如果说电影是一场梦，有些人注定要在梦中相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