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周长河，你说当年的事儿，你现在还恨着吗？＂李国栋端着半碗米酒，眼神有些躲闪。
我抬头看了看他，笑了笑，没有急着回答。
村口的老槐树下，落日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空气中飘着泥土和麦秸的清香。
三十七年了，这老槐树见证了我们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它的树皮越发沧桑，枝干却依然坚韧。
那是1986年的盛夏，知了叫得震天响，房檐下的风铃随着微风叮当作响。
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全村都轰动了。
＂周家的长河考上大学啦！＂村里的喇叭一大早就开始广播，那声音比往常洪亮许多。
我们周家三代务农，头一回有人考上大学，整个周家祖上都没出过一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爹娘端出珍藏多年的老黄酒，脸上笑出了褶子，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泪水。
＂长河啊，出息了！＂爹搓着布满老茧的手说，眼里闪着光。
＂这下咱家总算熬出头了，你爹这些年的腰伤没白受！＂娘一边抹泪一边说。
村里人家络绎不绝地来祝贺，左邻右舍都带了些自家的土特产，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可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多久。
八月底的一天傍晚，余晖染红了村口的池塘，一群鸭子慢悠悠地往家游，村长李国强踩着夕阳的余晖登门拜访。
他那天穿了件簇新的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油光发亮，腰板挺得笔直，脸上带着官架子。
＂老周啊，有个事跟你商量。＂李村长坐下来，先是点了根烟，慢条斯理地夸我如何如何有出息，接着话锋一转，＂可咱村指标就这一个，组织上研究决定，这大学还得让我家国栋去。＂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凭啥？＂爹一下子站起来，脸通红，手里的茶碗都差点摔了。
＂你家长河分是高，可我家国栋是村干部子弟，政治条件好啊。＂李村长眯着眼睛吐出一口烟圈，＂再说了，他将来毕业能给村里争光，带领大家奔小康。你也知道，现在讲究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
＂我不同意！＂我第一次在长辈面前提高嗓门，心跳得厉害。
李村长脸色一沉：＂小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年轻人要有觉悟，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是光荣的。＂
那天晚上，爹跟李村长争得面红耳赤，整个院子里都回荡着他们的争吵声。
娘在一旁急得直搓手，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邻居王大娘悄悄过来劝：＂别争了，李国强在村里多少年了，得罪不起啊。＂
最后，我的通知书还是被收走了。
没人敢得罪当地一霸的村长，何况那会儿农村人讲究＂骨气挺不过饿肚子＂，村长手里握着分田分地的大权，谁家不得仰仗他几分？
我不甘心，骑着自行车颠簸了一整天去了县城找关系，路上尘土飞扬，汗水浸透了衣背。
又托二舅的战友去了省城找招生办，那些日子里，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碰壁。
可那时的农村娃，哪有那么多路子？
所有的申诉都石沉大海，就像扔进了无底洞。
＂长河，不上就不上吧，咱靠双手也能活。＂娘红着眼睛安慰我，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轻轻摸着我的头。
那几天，我瘦了一大圈，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躺在床上听着院子里的蛐蛐叫，心里又酸又涩。
＂你也别太难过，＂爹叹了口气，把他珍藏的一包烟塞给我，＂人这辈子啊，总有这样那样过不去的坎。＂
无奈之下，我在县城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
刚进厂那阵子，心里头憋着一股劲，每天加完班回宿舍还要点着煤油灯熬夜看书。
床板上放着《高等数学》《机械原理》这些我从旧书摊淘来的破书，心想总有一天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车间里的马师傅看我这样，摇摇头：＂娃啊，心气高是好事，但得先把眼前的活干好，不然书本上的东西永远只是纸上谈兵。＂
马师傅是个老技工，从五十年代就在厂里干活，额头上的抬头纹深得能夹住一张火车票，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夹住一根烟。
他教我认识机器零件，教我维修各种故障，那些绝活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门道十足。
＂这机器啊，跟人一样，也有脾气。＂马师傅摸着一台旧织布机说，＂你得用心听它说话，它＇咣当咣当＇响得欢实，就是高兴；它＇吱嘎吱嘎＇叫唤，那就是有病了。＂
就这样，白天干活，晚上跟马师傅学技术，我慢慢在厂里站稳了脚跟。
那时候心里的怨气虽然没完全消，但至少有了奔头，像是黑暗中看到了一盏远方的灯。
夏天的车间里热得像蒸笼，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这小周干活真卖力！＂车间主任老李看着我加班到深夜的身影，赞许地点点头。
我在厂里认识了林小雨，她是车间里的质检员，安安静静的一个姑娘，说话声音细得跟蚊子似的，但眼睛特别有神。
小雨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朴素，总是一件蓝灰色的工装，但在人群中却总能一眼就认出她来。
＂你看书那么多，想考大学吗？＂有一次发工资，小雨看到我又买了一摞书，小声问我。
那是个周末，厂区的小花园里开满了月季，我们坐在长椅上，闻着花香，说着各自的心事。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笑笑，把被顶替的事跟她说了，那是我第一次向别人倾诉这段心酸。
没想到小雨听完，眼睛里闪着泪光：＂我懂那种感觉。我本来能上师范的，但家里供不起，爹得了肺病，家里砸锅卖铁给他治，哪还有钱让我上学。＂
命运相似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心里的苦有了共鸣，就不那么苦了。
1990年，我和小雨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几桌，马师傅和几个老工友凑钱给我们买了台缝纫机当嫁妆。
马师傅喝得脸红脖子粗，拍着我的肩膀：＂娃啊，日子是钉子，一天一天钉出来的，钉牢了，日子就实在。＂
那几年日子不宽裕，但也踏实。
我们住在厂里分的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墙皮都掉了，屋顶下雨还会漏，但我和小雨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
窗台上摆着小雨种的几盆吊兰，绿油油的，给灰扑扑的房间添了几分生机。
闲暇时我们就坐在楼顶天台上看星星，讲将来，那时的我们虽然清贫，但心中充满希望。
＂等攒够钱，咱买台缝纫机，你下班后可以接点活干。＂我憧憬着。
＂那你呢？＂小雨用手轻轻挽着我的胳膊，眼里闪着光。
＂我想继续学习，说不定能考个夜大什么的，咱不能一辈子这么过。＂
1992年，儿子周明志出生了。
＂长河，咱得给儿子攒学费。＂小雨抱着孩子，眼神坚定。
＂那是必须的！＂我点点头，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岁月像流水一样冲刷着最初的痛苦和不甘。
我偶尔会打听李国栋的消息，听说他大学没好好读，成天打牌泡妞，挂科不少，毕业后靠他爹安排进了县政府，但也是个闲职，干得没滋没味。
有时候想想，还真是造化弄人。
1995年，村里来人告诉我，李国栋结婚了，娶了县委书记的侄女，风光得很。
我听了这消息，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酸涩中带着一丝嘲讽。
＂长河，你看人家李国栋，当初占了你的大学名额，现在当官又娶了漂亮媳妇，这世道真是不公平。＂车间里的老张摇摇头说。
我笑笑没接话茬，心想，人生这条路，谁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呢？
2000年，国企改革大潮来了，像一阵风，吹得所有人都摇摇欲坠。
厂里一半多的工人被裁了，人心惶惶，每天早上上班时，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忧愁。
那段日子，厂门口天天围着讨说法的工人，有的拉横幅，有的干脆坐在地上不走，场面一度相当混乱。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小心翼翼地绕过人群，心里也忐忑不安。
＂周长河，你留下。＂厂长点名时，很多老工友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还有几个平时不太搭理我的人突然变得热情起来。
这些年马师傅带着我摸索出不少提高效率的小窍门，我又自学了不少专业知识，在技术上小有名气。
记得那年冬天，一台进口织布机突然罢工，外国技术员摆弄了半天也没修好，急得满头大汗。
我过去看了看，听了听机器的声音，然后拿起扳手调整了几个螺丝，又更换了一个看似完好实则磨损的零件，机器立马又＂嗡嗡＂地转起来了。
＂你小子行啊！＂厂长拍着我的肩膀，满脸赞许。
小雨那时候已经从质检员升为车间主任，我们家就这样在改革大潮中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