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地下党员宋劭文电话约刘岱峰（1935年在太原被捕脱党）、戎子和去他办公室听留声机，放唱片《义勇军进行曲》，宋提出每年“九一八”都要开个会纪念一下，今年是“九一八”五周年，建议成立“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宣传组织群众抗日。三人商量后一致同意，并分头联系了省政府高参秘密党员杜任之，杨爱源的外甥秘密党员张轩，阎锡山的贴身秘书政训处主任梁化等10 多人向阎写了报告。
经阎锡山同意后，由宋劭文起草组织纲领，刘岱峰起草政治纲领，由发起人到阎处开会讨论通过，9月18日在原国民师范大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推举阎锡山为会长，并选举临时执委会和常委会。刘岱峰被选为常委会委员。并立即将成立情况和纲领发送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及全国各省。
蒋介石阅后给阎打电话，说牺盟会的纲领有点共产党的味道。阎锡山立即召集会议，要求大家考虑修改一下。刘他峰说，开会讨论时，我曾经逐段逐句念过了会长都是同意的。阎却说，你念的时候，我打瞌睡了，没听见。会后，大家拖延，不积极修改。10月，薄一波从北平回到太原，阎要他负责牺盟会工作。从此，薄一波开始接手牺盟会的工作。11月召开牺盟会代表大会，选出正式执委、常委，刘岱峰被选为执委。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薄一波建议，由阎锡山出面组建新军，得到了阎的同意。刘岱峰参与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共有4个总队，还有工人武装自卫队、政治保卫队。至1938年6月，发展到4万余人，分赴山西各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名义上统归阎长官领导，用阎的话“守土抗战”，戴国民党的帽子，领山西军需军饷，但在政治方面，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支抗日队伍。
1937年9月，刘岱峰参照中共中央颁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起草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经薄一波、戎子和阅后报阎锡山。阎阅后表示同意。撤到临汾后，他通令山西全省军、政、民全体遵照实行。
11月8日，太原失守。牺盟总会负责人薄一波任决死一纵队政委，决定去晋东南，调太原“牺盟会”中心区的牛荫冠到总会。阎锡山令成立行营政治处，刘岱峰担任主任，主管新军政治工作。总会与政治处也迁到临汾，驻城西土门镇东西涧壁村，两个单位合署办公，两个名义，一套人马，有4个干事，几个勤杂人员和一部电台，总共有20余人。
1938年初，日寇进攻临汾。阎锡山迁驻吉县，政治处和牺盟总会带领随营学校一起打游击。行军两天多，经过大宁、午城，到了汾西县山云村，与决死2纵队会师。在这里，刘岱峰筹建政治保卫队209旅，自兼代旅长，以随营党校干部和学员为骨干，加上政卫队(一个连)和民兵及新参军的青年。建成后，由随营学校负责人张绍方任旅长，调决死一纵队廖鲁言任政治委员。
1938年底，日寇进攻吉县，“牺盟会”迁驻吉县县城里，政治处改名“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驻雨村，相距5里，主要主管新军政治工作，以及有关新军的军需供给等方面的事情。梁化之任主任，但不来上班。刘岱峰任副主任，全权负责政治部的工作。
1939年1月，阎锡山及其大本营过黄河驻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牺盟总会及政治部也迁到秋林镇一带，驻上下葫芦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此时也驻在秋林镇卓家庄，主任是王世英，他与刘岱峰的来往很密切，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对山西的任务、政策及时传达给刘岱峰。
王世英
1939年6月，蒋介石通知阎锡山令其成立第二战区政治部，并派反共分子何绍南来担任副主任，刘岱峰被任命为少将秘书长，随后，他以秘书长的身份，去秋林第二战区司令部领回印件、文具等，还有一本第二战区司令部的“护照”即通行证，共100张，由刘岱峰自己保存，并未交给秘书课。
1939年秋林会议后，山西政治形势恶化。11月到12月间刘岱峰用各种名义疏散政治部的干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及民族革命大学师生和在秋林集训团等单位工作的干部共300多人。政治部的干部，有的调动工作到晋东南如南棣等10多人，有的到晋东北(即晋察冀边区)如科长黄一然、牛启年、赵珣等人：有的以请假去西安看病为名，实际上去了延安(如新军政治部宣传组组长谭右铭等)，有的请假回家探亲，实际上调给中共地方党委。这些干部的调动都用的是刘岱峰手中的第二战区司令部的“护照”，一路通行无阻。同时，刘岱峰还把“护照”给了牛荫冠几张，由他疏散牺盟总会的干部。
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提出新军按晋军改变编制，取消政委制，这是他阴谋取消牺盟总会和新军的第一步。对此，到会的新军和“牺盟会”的领导人一致反对。刘岱峰和一些同志写文章，在黄河出版社出版的《牺牲救国》、《黄河战旗》和《政治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揭露批判山西顽固派的阴谋。
1939年11月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在被阎锡山羁押3个月后，躲过阎锡山的暗杀，返回部队后，召开负责干部开会，说明形势很紧张，计划“先发制人”。政委张文昂不相信，于是，发电给政治部梁化之、刘岱峰，说韩钧从秋林回来后神经过敏，认为形势紧张，究竟如何，盼电告。
刘岱峰未给梁化之看电报，急速回电称:“形势紧张，按韩钧的意见办。”在这关键时刻，这份电报使张与韩及二纵领导统一了认识，决定一致行动。他们也报告中共区党委书记林枫，林又请示中共中央，中央表示赞成“先发制人“。
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由于之前刘岱峰经常将阎对形势发展动态的看法通过电台传达给各新军领导。梁化之开始对刘岱峰产生了怀疑，要译电股齐端阳将刘岱峰的电报稿送到秋林审阅，梁阅后很恼火。决定以后一切电报须经梁化之自己签发。
12月上旬，梁化之打电话要刘岱峰去秋林。刘到后，梁称因阎有要事，要刘岱峰在秋林等他，而梁却带上警卫到上葫芦村，缴了政卫队(警卫连)的子弹，并将队长和指导员带回秋林，宣布由他带来一名姓范的任队长兼指导员。同时，梁化之还带上警卫员到刘岱峰住的密洞，找到江冬，气汹汹地，让江冬把刘岱峰的两支新手枪交出。江冬无奈拿出来交给他，梁即得意忘形地走了。
就这样，梁缴了刘岱峰的械。梁回秋林后对刘岱峰说，今天不早了，改天再谈吧。刘岱峰回到上葫芦村后，才知道梁缴了政卫队的械。队员纷纷来哭诉说，队长、指导员及子弹都被梁化之带走了。刘岱峰安慰队员，要他们回去休息。他随即给梁化之写了一封信，要求辞职，并要梁报阎会长批准。
次日，刘岱峰去卓家庄八路军办事处向王世英报告了政治部被缴械的情况。王告诉他形势恶化，迅速回政治部疏散干部，准备秘密出走。
12月22日，顽固派王靖国的旧军部队包围了上葫芦村，封锁了所有村口，刘岱峰秘密去卓家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王世英，向王报告说：干部已疏散完毕，政治部、牺盟总会、秋林集训团及民族革命大学总校的师生总共送走了300多名；他们是持第二战区司令部护照并发给路费，以各种名义理由撤走的;只留下少数人，由吕调元负责，一个月后也要他们撤走。王说，这样很好，很快你也可以走了。王决定要刘岱峰于25日秘密去陕甘宁边区绥德359旅王震处待命。
28日，刘岱峰和江冬到达绥德。王震见面后说，中共中央来电，要你们过了元旦，等八路军总参谋长滕代远到后，一起过黄河去晋西北兴县。
1940年1月，刘岱峰到兴县后，区党委要刘岱峰和牛萌冠用决死二纵的电台给阎锡山发一电报:“职等已到兴县，有何指示，盼电告。”但数日未见阎的回电，估计其态度已发生变化。刘岱峰随即在兴县发表了《告全省同胞和“牺盟会”全体会员书》，揭露“晋西事变”真相，号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4月，中共中央决定把牺盟总会迁驻晋东南，由刘岱峰负责。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电调滕代远到晋东南抗大总校任副校长，刘岱峰即随滕代远同行。
5月出发，经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第18集团军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接待了刘岱峰等，彭德怀副司令员主持干群大会横幅写着“欢迎'牺盟会’领袖之一、山西新军领导人之一刘岱峰”。彭总在大会上致词，对刘岱峰在山西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绩特别是“晋西事件”的功劳等，进行了表扬。
此后刘岱峰历任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委员兼实业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建设厅长、太行行署主任、边区贸易总局局长等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起草制订了大量重要文件和相关政策，筹划组织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对加强根据地财政经济的统一建设，支援抗战，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 年，七大召开期间，毛主席曾向邓小平、薄一波问过刘岱峰的情况。当得知刘岱峰已脱党多年时，毛主席立即建议由邓小平、薄一波为介绍人，特批刘岱峰重新入党，而且无候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