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11年改造，1961年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廖耀湘终于摆脱了战犯的身份，走出了功德林。
然而下一瞬，周总理一双火热的大手就将他拉住，给予了他一份特殊的工作。
廖耀湘为什么受到青睐？
这又是一个怎样艰巨的任务？
廖耀湘是什么样的人？
功德林经过改造之后，虽然党内引入了大批全国民党高级将领，但仍有部分顽固分子始终不愿意接受现实。
周总理选择廖耀湘，可见廖耀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廖耀湘出生于1906年5月16日，祖籍湖南，他被称作中国近代史，最具有争议和传奇的人物。
在抗日战场上，更是有丛林之虎的称号。
他的军事生涯最早于20岁考入黄埔军校开始，因成绩优异，后前往法国学习现代机械化作战战术。
1936年，廖耀湘由于成在法国以第1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回国后便被任命为王牌军以及远征军的高级指挥官。
在中国战场上，他的理论知识迅速的转化为实际的战果，1939年时他带着自己的新编22师攻克昆仑关，全歼守军日军6000人。
这可是中国第一次全歼日本甲种师团。
在这场战争中，他歼灭日军时候使用自创的小部队战术，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单独作战，极大的提高了战斗力，时至今日依旧具有启迪式的意义。
上世纪40年，由于西方盟友的要求，中国派出10万远征军入东南亚半岛进行作战。
在东南亚战场上，由于彻底摆脱了中国战场上装备上的桎梏，廖耀湘惊奇的发现，全员装备了西方军备的中国军队，完全达到了机械化作战的水平。
后来就有了缅甸战场上滚筒战术的出现。
廖耀湘以众击寡，硬生生迟滞了日军三倍兵力的攻击，帮助盟友赢得了战略主动权。
不同于当时国内战场上的众多其他高级将，廖耀湘不对不仅能打顺风，在战局吃紧时，也展现出了强大的不屈与韧性。
为了逃脱日军的围剿，廖耀湘亲自率部穿过野人山和原始森林，扛过浩如繁衍的昆虫疾病问题水源等困境，他硬是率领部队达到了印度列多。
可以说从将领的方面来讲，廖耀湘的部队肯吃苦能打仗，堪称一支完美的现代化铁军。
出于其卓越的战场表现，廖耀湘在缅甸战场上被称为丛林战之王，同时提美国英国和国民政府三枚勋章。
如此功绩实所罕见。
正因在东南亚半岛的强悍战绩，廖耀湘所部在1945年南京光复之后，被任命为受降仪式的警卫部队，随后更是被当做国民党军队的绝对王牌使用。
廖耀湘进入功德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果实，蒋介石迅速将众多王牌军队分散运输至各主要战场，廖耀湘所部由南京运往东北。
东北开打之后，面对我军10万人，廖耀湘迅速打开局面。
短短一月，廖耀湘所部便占领四平，而在整场战役中，廖耀湘所部伤亡仅2000余人，与我军交换比高达1:4。
夺取四平之后，廖耀湘迅速率部席卷东北，以平均单日推进40公里的速度，5天之后便占领长春。
然而1947年之后，整体实力的变化使得廖耀湘担任第九兵团司令期间，只能以12万人陷入被动防御的态势。
臃肿的部队使得此前的机动力迅速下降，1948年1月，廖耀湘率领军队解围法库的路上，遭到解放军优势兵力打击，最终麾下新五军被全歼。
然而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廖耀湘率领部队依旧抵挡住了我军的进攻，作为防守一方竟然让我军东野部队损失超过1.2万人。
这还是在整体态势急转直下的情况打出的战绩。
而廖耀湘之所以判断失误并非谋略不够，军队战力不够，而是蒋介石越级指挥的原因，白白错失了战略主动性。
直接的结果就是，1948年10月21日开始的黑山阻击战，仅仅5天就被人民军队重重包围。
之后的三天，廖耀湘面对东野的大局进攻，12万人被彻底击溃，漫山遍野溃散在50平方公里之内的战场，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
10月31日，为躲避解放军的围捕，化妆渗透的廖耀湘被民兵发现。
廖耀湘试图贿赂盘查的民兵不成，暴露被俘，这一幕留给了廖耀湘深深的震撼。
11月，廖耀湘被押送到哈尔滨郊外的战俘营，受困于传统思想启示他的路线坚定不移，一直到1949年4月，拜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开始让他内心触动。
一直以来，廖耀湘都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战场不利所致，《论持久战》让他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他给该书的批注是这样写的：
【早见此书，东北不至于此！】
不过建国一年，中国整个社会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与前国民党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此，廖耀湘从心底开始接受社会主义。
1956年时，廖耀湘被转入北京功德林，期间的他每天坚持三小时的马列主义学习，并且积极参加劳动锻炼；他在菜园负责培育新型菜苗，积极编纂文史资料。
经过努力，他所写完的《读矛盾论心得》因为优秀被作为范文；他还培育出了亩产800斤的杂交白菜；在《文史资料选传》的编撰上，他更是完成了20万字的著作。
思想转变之后的廖耀湘，创造出难以相信的成就，由此曾被人这样评价：
【它的改造是科学精神和历史反思的结合】
周总理的嘱托
廖耀湘在共产主义的改造之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党内对他的信任，让他的学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的腐败，与新中国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他下定决心要为新中国做点什么。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虽然拥有广袤的军事将领，但是源自于实践总结的军队经验，完全无法同现代作战理念相比较。
建国之后，国内军队全盘苏化，解放军传统旧的军事理念已经无法驾驭这支军队，而朝鲜战场又缺乏有能力的高级将领。
遂廖耀湘等一众学识渊博的高级将领，被启用为军事教官。
1951年，刘伯承邀请廖耀湘前往南京军事学院。
对于廖耀湘的到来，学院的其他学员们表示的很抗拒，“败军之将，何以言勇”的思想贯彻整个将领全体。
对此，廖耀湘并未回避，转而将辽沈战役的整个战术细节进行了客观生动的分析，用真诚一举打动了众多学员。
有曾经的老对手感叹：“对手的视角竟然如此清晰！”
在整个授课过程中，他不仅分析了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原因，更加肯定了解放军的优势，战术以及群众动员能力。
结合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军各自的战术特点，廖耀湘编写了现代战术教程，随后被广泛采用，甚至成为对越反击战期间的核心指导战术。
党内认为廖耀湘的课堂填补了针对某些领域实战经验的空白。
周恩来关注到廖耀湘的事迹之后，出于对其个人能力、统战价值、人才吸纳等多方面的考虑，决定委以重任。
尤其是其多年来笔耕不辍，十分适合担任新中国的文史编纂工工作。
1961年12月25日，廖耀湘被特赦，被安排到北京崇文门饭店。
27日，他在中南海西花厅中，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根据廖耀湘后来的日记，廖耀湘辗转反侧一整晚。
刚一见面，周恩来就快步上来，紧紧的握住廖耀湘的手。
“建楚先生，这些年辛苦了”
建楚是廖耀湘的字，周总理此举是表明对廖耀湘的尊敬，同时拉近关系。
简单含蓄几句，得知廖耀湘身体依旧康健，于是便切入主题。
“请先生来，是希望你能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整理民国时期的军事政治史料”
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工作虽然看似平凡，实则是连续两岸血脉，为中华民族传信史的大事。”
廖耀湘当场疑问：“总理，我败军之将何堪此重任？”
周总理表示：“日军第18师团因你而兼并，这一项重任非你莫属，而且你在台湾旧部众多，影响力也旁人不能及！”
根据后来的聊天，廖耀湘了解到，整个文史资料整合工作已经从1959年开始启动，全部资料高达4,200万字。
为了能够将民国史料抢救性的完善，眼下需要一个关键性的权威整理者。
而与此同时，如今国际形势造谣大陆迫害国民党旧部，国际舆论对共产党很不利。
眼下启用廖耀湘， 不仅是对国际谣言的遗迹有力回击，还能拉近两岸的关系，争取台湾民众的好感，并且获得第一手权威资料。
功德林期间，廖耀湘创造的《缅甸反攻作战会议》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认可，认为比美国的战士更加详实。
此次廖耀湘的重点工作任务，主要是记录蒋介石历史决策，战役细节以及党内派系斗争；带领其他国民党将领共同编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稿；通过特殊渠道，同台湾旧部之间取得联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成果斐然
1962年到1965年期间，廖耀湘完成三部书籍的编纂。
分别是《中国远征军缅甸作战专题》《辽沈战役国民党军作战日志》《黄埔军校人物志》
书籍中，廖耀湘披露了杜聿明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还原了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的分歧，并且为黄埔1200名师生建立了档案。
在编纂过程中，还纠正了《中缅印战区史》的37处错误。
这些史料成为后来党内研究国民党派系斗争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而这些书籍甚至得到了台湾部的承认。
1985年，台湾编纂书籍时还曾经引用过廖耀湘的数据。
1963年在周恩来批准之下，廖耀湘发布《致台湾旧同人书》，此举引发了台湾党内的震动，以至于蒋介石下令严禁相关书籍。
可以说廖耀湘的努力之下，台湾很多旧残余势力消除了敌意，尤其要指出1962年，逃到缅甸的国民党军残部李文焕部，因为廖耀湘而率部归降。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中，引用了廖耀湘1967年发布的现阶段对台工作建议，承认其治理权，一国两区促进和谈的主张。
因为廖耀湘的工作突出，成绩斐然，1964年12月，廖耀湘成为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厅局级待遇。
1965年，他和傅作义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同作为特邀嘉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帮助之下，他阔别16年的妻子重聚。
遗憾离世
1961年，从功德林出来的廖耀湘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对共产党向往已久，然因情况特殊，其入党申请被暂时搁置。
1964年，廖耀湘再次申请入党，可因特殊时期悬而未决。
由于文史编纂工作云集了大量的国民党旧将领，后来成为首批被冲击的对象。
他的家中被搜出了李宗仁的通信，因此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12月2日，廖耀湘在批斗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
回顾沧海一声留给妻子的话寥寥数语，唯有一句特别强调：
“转告总理，耀湘尽力矣”
廖耀湘中其一生没有扣开入党的大门，但是名誉却在1978年被恢复。
1980年党内专门为廖耀湘举办追悼会，特别指出，廖耀湘促进祖国统一事业中作出了特殊贡献！
周恩来对他评价：
从战犯到统治一步之遥，从对抗到合作一念之间！
1980年，廖耀湘的骨灰被正式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