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8日，山城重庆笼罩在迷蒙的雾色中，抗战胜利已有大半年，这座抗战时的“陪都”仍是全国瞩目的中心——国共谈判、正协会议，虽然磕磕绊绊的，好歹也达成了共识，正所谓好事多磨，和平的曙光似乎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已经开了一周多，今天会议争论的焦点是财政问题，只见行政院长宋子文款款登上讲台，脸上挂着轻松写意的笑容，轻描淡写地说：我国军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迎来胜利，国家急需恢复元气，我知道诸君对现在的经济不满意，但这是打仗造成的，至于解决途径，我只有一句话，同志仍需努力。
话音未落，场上一片哗然。
话说抗战时期，中国东部大片富庶的国土沦丧，大后方又遭到日寇的严密封锁，但财政支出却因为抗战军兴而激增，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只想到一个简单而粗暴的办法，那就是疯狂开动印钞机，于是，物价坐着直升机狂飙。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物价应声而落，淳朴的国人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国家经过八年抗战的巨大牺牲，必将浴火重生，经济复兴指日可待，谁知物价才平抑了几个月，就因为伪币兑换政策迎来一波疯狂反弹。
原来，国统区主要流通两种货币，一是法币，一是汪伪发行的中储券，战时法币兑中储券的市场价稳定在1:2与1:3之间波动，不过，抗战胜利以来，中储券一落千丈，沦陷区百姓看着手里的财富一天天缩水，不由得心头滴血，呼吁当局赶紧制定官方兑换率。
1945年9月，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宋子文召集大小官员讨论货币兑换问题，经济部次长何廉在一块黑板上涂涂画画，侃侃而谈道：我们研究了重庆与上海等地的粮食、燃料、公用事业价格，从目前的价格指数看，一块钱法币兑换五十块中储券是比较合理的，至多不超过六十块。
宋子文脸上变了颜色，拍案而起道：胡说！国家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往的气象，法币上涨空间不可限量，怎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兑换伪币？
何廉慌忙掏出一组数据，才解释了几句，粮食部部长徐堪粗暴地打断，声嘶力竭地高叫道：你是不看好法币能蒸蒸日上，不看好委座领导国家的前景吗？
这顶大帽子甩过来，耶鲁大学博士何廉知趣地闭上嘴。
于是，会议按照宋子文的意思，宣布二百元中储券可以兑换为一元法币。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这意味着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2.57亿人）一夜之间破产，庆祝光复的鞭炮硝烟尚未散尽，便被逼上了绝路，俗称“昨天放炮，今天上吊”。
持有中储券的人们遭遇一轮变相抢劫后，生怕夜长梦多，纷纷出门抢购，把手里的钞票换成商品，大后方的有心人自然也不会放过捡便宜的机会，争先恐后地涌入沦陷区大采购，于是，物价触底反弹，走出一个销魂的“v”字形，然后如断线风筝般扶摇直上。
言归正传，宋子文做完报告，挥一挥衣袖，做贼般溜出会场，代表们被激怒了，七嘴八舌道：宋子文必须检讨，不要放跑了他！
国民党元老张继冷眼旁观了一会儿，幽幽然开口道：宋子文态度恶劣，开会不听意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比美国还霸道。
主持会议的何应钦见群情激愤，只得打电话召回宋子文，会议主题遂演变为宋子文舌战群雄。
汉口《华中日报》社长袁雍首先开炮，愤愤然道：宋院长，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最新颁布的《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不得在公司兼职，而您贵为南洋烟草公司董事长、广东商业银行董事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长，一人身兼三职，你忙得过来吗？
宋子文紫胀了面皮，大声道：你乱讲，我不是官僚资本！我没有发国难财！我当官以后，所有董事、监事，统统都辞掉啦！
现场发出零零落落的嗤笑声——宋子文虽然不当董事长了，但继任这个位子的是他的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他的话完全是强词夺理。
云南代表李宗黄阴阳怪气地说：装腔作势，不中不西，只会打官腔，装样子，还不叫官僚？
中执委黄宇人也不依不饶地说：你的工作太失败了，下面的官吏贪腐成风，特别是接收人员，一个个五子登科的，你连下属都管不了，也不知道是失察还是失职。
宋子文讷讷半晌，冷笑道：你们把我批得体无完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是太看得起我了，好像财政问题是我制造的，纪纲问题也是我制造的。
他被激起了斗志，干脆双手一摊，涎皮赖脸道：我没有发明摇钱树的本领，财政问题一时间没有解决，确有责任，但我只有两只手一张嘴，一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有些事情没有办好，只能说抱歉，请大家相信我，如果我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会引咎辞职。
原来他已经雄心勃勃地准备打一场经济上的翻身仗，以消除抗战以来的物价飞涨问题，而且手里的牌非常充裕：用美国人的贷款豪购的近600万盎司黄金，9亿多美元的外汇储备，接收的敌伪资产更是不计其数（当然，其中多少属于真正的敌产另当别论），另外，美国盟友承诺提供20亿美元贷款。
宋子文盘点完家底，自信心膨胀得几乎爆炸，踌躇满志地对部下说：这样的富裕仗，我八辈子都没有打过，这都打不赢，我四年的哈佛大学白念了。
1946年3月，他下令抛售黄金和外汇以回笼法币——市场上的钱少了，物价自然就回落了，至少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他的思路清晰而准确，万万没想到，现实远比书本上复杂，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抢购黄金风潮。
黄金抛售由中行总裁贝祖诒实际操盘，此人是宋子文留洋时的同学，业务水平过硬，人称“汇兑奇才”，宋子文对他信任有加，倚为心腹。
与此同时，一家名叫“同丰余”的金号在上海粉墨登场，经理詹莲生摆下盛宴，沪上的达官贵人、名流雅士齐聚一堂，端的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那詹莲生眉眼间尽是得意之色，脸颊酡红、似醉非醉地说：本号已筹集一千五百万元的资金，专为各位同仁效犬马之劳，大家一起发财！
众人轰然叫好，眼神中放射出因贪婪而狂热的光芒。
果然，贝祖诒指定“同丰余”在内的三家金号和两家银楼为黄金配售的代理机构，并由詹莲生领衔——确切的是，其他四家的配额也是他说了算。原来詹莲生和贝祖诒是江苏吴县的老乡，还有一层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当然他也只是一个在台前抛头露面的打工人，幕后老板是上海滩“金子大王”徐补荪，此人也不是真正的大佬，因为他有一个师父，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青帮大亨杜月笙。
市场上的投机者如蝇逐臭、蜂拥而至，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以官价购买到黄金，“金牛党”趁机在黑市上兴风作浪，所谓“金牛党”又分为三个阶级：高高在上的是詹莲生扛大旗的“金老虎”，垄断货源和价格，赚得盆满钵满，等而下之的是“金黄牛”，也就是那些赚差价的黄金商人，最后是散兵游勇的“金苍蝇”，挣点残羹冷炙。
1947年1月，上海中央银行库房里已经空空如也，宋子文见势不妙，派运输机从重庆运来库存投入市场，结果进一步引爆了市场，投机客们意识到国库黄金即将枯竭，抢得更加欢快，黑市价如火箭发射般猛蹿，从广州、重庆、北平、武汉等地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人满为患，乘客们满眼都是兴奋，他们就是怀揣发财梦的抢购大军。
国军各部也禁不住诱惑，开始炒黄金。“徐州绥靖公署”的四十万大军正沿着津浦路北上，和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在两淮、鲁南激烈交锋，满载军饷的运钞车忽然掉头南下，往上海呼啸而去。
宋子文黔驴技穷，只得泡制出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禁止黄金流通，持有黄金者必须按去年的价格换回法币，否则就要法办。法令一出台，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趁机发难，连一向超然于物外的监察院长于右任也扬言要法办金潮案。
蒋介石大怒，将宋子文唤去，劈头盖脸地骂道：你怎么搞的？国军正在各条战线上“戡乱”，军费开支激增，正是用钱的时候，你怎么把我的国库败光了，这还了得！
宋子文鱼儿般张着嘴，却憋不出一句话。
老蒋开了金口，要求查办投机倒把活动，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率领军警出动打击“金牛党”，大特务郑介民也率检查团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国民党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必须解决财政与经济上的困局，这次他们能如愿吗？
1947年4月，一名中年男子在卫士们的簇拥下，大步流星地走出上海火车站。他习惯性地板着脸，嘴角却抑制不住地微微上扬，透露出内心的洋洋得意。
此人名叫郑介民，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现任国防部二厅厅长，这次他率领“检查团”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是为了查办上海发生的抢购黄金风潮。
他第一个拜访的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
宣铁吾冷冷地打量着他，眼神中满是警惕，郑介民挤出一丝干巴巴的笑容，打着哈哈道：铁吾兄，我也是奉命行事，硬着头皮来到老兄的地盘上，绝不会干涉你发财，我们不妨来个君子协定，我管军，你管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哈哈！
宣铁吾长舒一口气，不假思索道：好说好说，咱们一言为定。——原来，一个月前，宣铁吾便组建“经济监察团”，高喊打击“金牛党”的口号，四处捉拿倒卖黄金的投机客。他手下的军警将正泰橡胶厂、大中华造纸厂、生化制药厂的老板一条索子捆了，推推搡搡地押到监狱，宣铁吾亲自出面，阴测测地说：你们的案子可大可小，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要钱还是要命？要命的就把黄金吐出来，否则就只能在黄泉路上享受了。
这么油水充分的工作，他自然不希望别人来分一杯羹，所以对郑介民这个不速之客百般提防戒备，郑介民心中暗自好笑，干脆直接挑明道：我眼里只有军队这块大肥肉，看不上“金苍蝇”手里的仨瓜俩枣。我是搞情报出身，军队抢购了多少金子，我心中有数。
话说上海滩上住着三名军需处长——这三人从南京领了军饷，原本应该坐火车马不停蹄地奔赴中原前线，不知怎么的听说上海在抛售黄金，价格翻着筋斗般往上涨，不禁心痒难耐，于是驱车直奔上海。他们使用的手法简单粗暴，各自派出一个排的士兵，气势汹汹地杀到金号、银楼里面，强行用法币兑换黄金。
三人关起门来细细算账，各自得了三五千两黄金，喜得眉开眼笑，互相总结经验道：什么金老虎、金黄牛的，都是些为富不仁之徒，就像鱼老鸹，只要挤他们的脖子，就能吐出些小鱼小虾。
他们得意忘形了几天，忽然收到一封信，上面只有冷冰冰的一行字：你们干的好事，我都已查明，速来交代，从宽处理。
落款赫然是“郑介民”三个大字，这可把三个军需处长吓得魂飞魄散，惊得冷汗涔涔，慌忙聚到一起，战战兢兢地说：这厮心狠手辣，又打着调查团的旗号，莫不是要拿我们当典型立威？
其中一人拿起信仔细端详，脸上的表情骤然舒展开，拍手大笑道：这上面并没有国防部二厅的大印，既是他郑介民的私函，也就是说可以私了，无非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三人连夜求见郑介民，开门见山道：我们已经到手的金子，二一添作五，情愿孝敬你一半，皆大欢喜，不知郑长官意下如何？
郑介民沉吟不语，只是直直地盯着他们，看得三人心中发毛。几分钟过去了，郑介民好像不太情愿地摆摆手，缓缓道：实不相瞒，上面无数双眼睛盯着呢，我也是担了天大的干系。若不是前方战事吃紧，三位都是为国驱驰的栋梁，我是断断不会要你们的金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