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维度来解答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是少帅张学良本人的采访内容。
张学良针对不抵抗一事，有过明确表述，主要包含三点：其一，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其二，下达不抵抗命令，是因未料到日本会发动大规模进攻，情报不足导致判断失误；其三，不抵抗命令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毫无关联。
先看这道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达的。毫无疑问是张学良自己下达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说得很清楚：“我没有向老蒋请示的必要，就算要请示，我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必要联系他个人。”
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老蒋根本无法命令张学良，张学良听不听老蒋的，全看他自己当时的心情，张学良当时就是如此有底气。比如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张学良在天津的《大公报》上称：“我方早已下令，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已奉命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所以，这命令由张学良下达，确凿无疑。
然而，对于第二点，张学良称不抵抗日本是因情报不足、判断失误，没料到日本会大规模进攻东北，这是真的吗？我觉得并非如此，我认为是他在有意隐瞒某些事情。
为什么说有所隐瞒呢？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也就是7月2日，发生了吉林万宝山事件。简单来说，这是一起汉奸案件，一个汉奸将自己租来的土地转租给朝鲜人修水坝，水坝修好后，老百姓的农田会被淹没，老百姓自然不同意，双方因此起了冲突。冲突发生后，日本派警察前来，直接开枪打死了不少中国老百姓。
要注意，万宝山这个地方既不是南满铁路的附属地，也不在条约规定的垦居区域，日本警察完全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此地。但在吉林当局的处理下，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司长王家桢从东京朋友那里拿到一份日本对华政策报告。
报告指出，日本方面由于领土狭小带来诸多困难，急于在大陆，也就是满蒙地区奠定国家基础。其计划是以朝鲜为根据地，利用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冲突作为先锋，日本以武力作为后援，侵略中国。
看看这句话，与万宝山事件的发生是不是如出一辙？这份报告张学良是看过的，张学良还与张作相的秘书通过电报沟通，电报中提到日本政府称我国局势不稳，欲一手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张学良甚至两次电报蒋介石，讨论该如何应对此事。
而且，在事变之前，日本在沈阳等地频繁进行武装演习，频繁挑衅，沈阳政界都传言日本要向东北出兵。甚至在9月20日，也就是 “九一八事变” 发生的第手拿天，张学良对外国记者说：“此事在日本已有数星期的煽动，日本野心家以此欺骗日本民众，肆意制造侵华的所谓正当行动观念。当时我方已知此种情形。”
退一万步讲，就算之前是误判了，那事变之后还能误判吗？事变之后，日本停止侵略脚步了吗？并没有，依旧在向东北各地扩张。可结果，9月22日张学良的电报还是要求不抵抗，9月26日的电报同样是不抵抗。这就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了，日本的侵略意图都已经昭然若揭，相当于开卷考试了，还能答错吗？所以，我认为张学良是故意在隐瞒一些事情。那具体隐瞒了什么呢？
张学良说不抵抗和蒋介石毫无关系，事实真是如此吗？我看未必。以前认为蒋介石是张学良不抵抗原因的材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31年8月16日的 “铣电”，里面提到 “无论日本军队如何挑衅，都要忍耐，切勿抵抗，不要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个电报是当时机钥室主任洪钫的回忆。但台湾方面找了许久，都未找到这份电报，也就是说没有物证，仅有人证，此事不太可靠。
还有就是第九旅中将旅长何柱国的回忆，他称9月12日，蒋介石和少帅在石家庄会面，会面结束后，少帅亲口对他说：“老蒋说日本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你不能抵抗，要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结果一周后，“九一八事变” 果然爆发。但问题在于，根据蒋介石的日记稿本记载，9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活动，并且有很多人可以作证。所以何旅长所说的9月12日会面一事，也不太站得住脚。
虽说上述两个证据都不太可靠，但接下来的内容却是站得住脚的。首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给东北政委会致电称：“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应以利弊权衡，以公理周旋。”之后，他马上给蒋介石打电报说：“东北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事关满蒙生死存亡，我自应早做打算，您看该如何是好？”
蒋介石是怎么回复的呢？“此时对日作战，暂不进行。”后来万宝山事件引发东北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运动，到7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给张学良发电报称：“你不能任由这种运动发展，必须将其压制下去。” 这与蒋介石7月23日公布的方针相呼应。
1931年9月，南京陆海空司令部也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了电报，内容为 “日方虽有任何行动，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引发战端”。“镇静”是什么意思？翻译过来，“镇静”不就是不抵抗吗？所以，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后曾要求抗日，但蒋介石“暂不抗日”以及依靠国际联盟的方针，让张学良转变了想法，觉得蒋介石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于是，9月6日，张学良发出电报，内容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必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所以，你说不抵抗与老蒋有没有关系？那绝对是有关系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九一八事变” 之后，9 月 21 日下午 2 点，在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会议上，蒋介石明确将依赖国联作为主要对策，称“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看看这个思路，是不是和张学良的如出一辙？你要说他俩之前没有提前沟通，我是不信的。
不过，肯定也会有人反驳我。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在淞沪抗战时进行了抵抗。9月23日，蒋介石批示：“若日本人在淞沪有越轨行动，我们要武装自卫。” 这与对东北的方针截然不同。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淞沪和东北能一样吗？淞沪对于蒋介石而言，那是至关重要的 “亲儿子” 般的存在，而东北和蒋介石关系没那么紧密。1934年，蒋介石甚至说：“以收复东北四省备战为例，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领土，但若以革命期内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失并非毫无关系，且勿宁视为塞翁失马。” 我的天，东北丢了，他还能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对东北并不上心。
最后我想说，我讲这些并非为张学良开脱。相反，我认为这件事我绝不能原谅张学良。虽然官方下令不抵抗，但民间的抵抗从未停止。很多人会举例，比如东北军精锐在关内，又比如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被打得惨败，对抗日本更是毫无胜算，包括张学良自己也认为与日本作战必败。但我觉得，打不赢是一回事，打都不打又是另一回事。
日本当时虽然强大，但不代表它不会受伤、不会流血、不会感到疼痛。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怕这怕那、怕输，所以连最基本的反抗都忘却了。而列强却能利用我们的惧怕，在毫无损失的前提下，杀害我们的同胞、侵占我们的土地、掠夺我们的资源，这合理吗？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唯一的生路就是用尽全部力量去抵抗。虽然抵抗了，日本也不可能放弃吞并我们的计划，但我们要让它付出代价。蒋介石和张学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来调解的想法太过天真。济南惨案国联调解过吗？这样血淋淋的例子还不够多吗？想让别人帮我们，可能吗？首先我们自己得有所行动，我们对自己的国土都不爱惜，却指望别国来替我们抵抗，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所以，主张抵抗并非高调之举，反而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基于现实考量，不是寻求自我毁灭，而是为了求得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