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抢渡乌江：竹筏破天险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正走在长征的艰难路上。为了落实猴场会议定下的计划，红军得赶紧在敌人把包围圈彻底扎紧之前，抢着渡过乌江，然后一路往北冲进黔北地区，目标是开辟出一片川黔边苏区。
乌江是贵州地面上的头号大江，江水两岸全是高得吓人的悬崖绝壁，抬头一看就跟天连在一起。江面上浪头一个接一个，水流急得不得了，最快的时候每秒能跑两米，底下还藏着不少明礁暗石，翻船的风险随时都有。
自打古时候起，这地方就有了“天险”的名号，谁想过都得掂量掂量。守在这条防线上的黔军头子侯之担，口气大得很，他放出话来，说红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又是长途跋涉，又是打仗，早就累得不成样子了，想飞过乌江那是做梦。
1月1日这天，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先头部队赶到了乌江边的回龙场渡口。带队的团长杨得志带着几个人就往附近的村子跑，想找找看能不能弄到点渡江的家伙什儿。可这一查，情况让人傻眼——村里别说船了，连根像样的桨都找不着，更别提能撑得住人的木板，连块边角料都凑不齐。
有人提议架桥，可这想法刚冒出来就被现实拍了回去。别说没材料，就算有材料，桥还没搭起来，估计人就先被浪头卷走了。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带着队伍在附近转悠开了，四处翻找能用的东西。走着走着，他们瞧见村子边上长着一片竹林，竹子又轻又韧，砍下来还能浮水。这东西不就是天生的渡江材料吗？主意一定，他们立刻招呼战士们动手砍竹子，扎起了竹筏。
到了1月5日，红三军团的队伍也推进到了茶山关渡口。这地方以前叫河渡关，关口比江面高出300多米，底下就是茶山渡，水流急得像是要把两岸的峡谷都给切开。按说这儿应该是敌人守得死死的地方，可没想到，国民党军听说回龙场和江界河渡口那边已经丢了，吓得腿都软了，连打都不敢打，直接撒丫子跑了。
红三军团的战士们一看这架势，赶紧抓住机会，架起竹筏就往对岸划。江水虽然急，竹筏却稳得很，战士们划得满头大汗，一筏接一筏地把人送了过去。到了1月6日，红三军团已经稳稳当当过了江，顺着路直奔遵义去了。
回龙场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杨得志他们扎的竹筏派上了大用场。红一团的战士们踩着竹筏，一个个划过江面，敌军在对岸看着红军这么快就摸了过来，压根儿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防线稀里糊涂就垮了。到了1月6日这天，中央红军的几支队伍全都陆陆续续过了乌江。
大渡河畔的危急时刻
时间一下子跳到了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迈到了四川安顺场的大渡河边。这条大渡河可不是好惹的，水流急得像脱了缰的野马，上游刚下过暴雨，河面上的白浪翻得老高。临时指挥部里点着昏黄的油灯，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几个红军大将围着一张摊开的作战地图，眼睛死死盯着上面的线条和标记。
三天前，红一团挑了十八个硬汉子，硬是冒着浪头强行渡过了河，算是踩住了对岸的一块地。可问题来了，全军上下就只有四艘破木船，船小不说，在这激流里划一趟来回得花上整整两小时。照这个速度算，要把大伙儿全弄过去，怎么着也得拖上一个月。
可眼下哪有这么多时间喘气，身后薛岳带着十万追兵，离这儿就三天路程，追得跟催命似的。红军要是再不找出个法子，怕是要被堵在这河边动弹不得。就在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富春的身影出现在指挥部的门口，他高声说道：“有办法啦！”
李富春大笑着，似乎十分得意地说道：“别急，我刚刚去问了附近的群众，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这里有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名叫宋大顺，他当年亲眼目睹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附近兵败的全过程！这个老先生见证了石达开因拖延而错失机会，导致全军覆没的惨剧！”毛泽东听后，眼睛猛地一亮。这个老秀才亲眼目睹的历史事件，或许能为红军渡河的困境提供某种启示。
晚上十一点多宋大顺来了，宋大顺起了七十二年前的事。那是1863年5月，他还是个十一岁的小牧童，躲在松林河边放牛，亲眼瞧见太平军头子石达开带着四万人在紫打地那儿栽了大跟头。
当时大渡河水暴涨得跟发了疯一样，清军又在四周堵得死死的，硬是把太平军困在了河边动不了。宋大顺讲到这儿，停了一下，特意提了件事——石达开的小妾那时候要生孩子，硬生生拖住了全军的脚步，整整耽搁了三天。
清军趁这空子，用二十箱鸦片收买了当地土司，把粮道给掐断了，最后太平军就这么没了。他越说越急，嗓门儿不由得拔高了些，手还拍了下腿，说了句：“兵贵神速，首长们可别再犯这错！”
泸定桥：天堑变通途
宋大顺那句“兵贵神速”像是敲了下警钟，点醒了所有人。毛泽东站起身，手指直接戳向了地图西北角，问了一句：“泸定桥在哪儿？”旁边的人赶紧凑过去看，宋大顺刚才提到过这地方，说那是康熙四十四年修的一座铁索桥，离安顺场有320里地，桥上铺着十三根碗口粗的铁链，横跨在两岸之间。
要是能拿下这座桥，大渡河这道天堑就能变成通路。刘伯承抓起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刷刷画了两条线，一条是已经过了河的红一师，让他们沿着东岸快步走；另一条是西岸的主力部队，直奔泸定桥去。计划定下来没多久，凌晨三点，杨成武带着红四团接到了命令——得在一昼夜里跑完这320里的山路，半点耽误不得。
红四团接到任务后，立马收拾行囊上了路。路上还赶上了雨，泥水裹着石头，脚底一滑就可能滚下去。可战士们没半点停歇，背着枪，扛着干粮，就这么一步步往前挪。沿途的百姓听说红军要过桥，翻出家里藏着的苞谷饼，硬往战士们手里塞，有些还拿上自家腌的咸菜，让他们路上垫垫肚子。
山里的猎户也凑过来帮忙，他们熟门熟路，带着队伍绕开那些悬崖边上的窄道，指着远处说哪条路近，哪条路稳。到了5月底，红四团终于摸到了泸定桥边上。雨下得更大了，铁链被淋得湿漉漉的，风一吹晃得跟摆钟似的。
二十二个战士被挑了出来，他们踩着铁链就往对岸冲，手抓着链子，身子贴着桥面，脚底下就是翻滚的河水。对岸的国民党守军本来守着桥头发呆，压根没想到红军能这么快杀过来，等他们回过神，桥头已经被红四团踩在了脚下。这一下，泸定桥算是彻底归了红军，大渡河的险关就这么被打开了，后头的主力部队跟着过了河，追兵想堵都没机会了。
宋大顺的意外遗产
宋大顺的故事没随着红军离开安顺场就画上句号。1935年他拄着拐杖走进指挥部时，谁也没想到，这位九旬老人的见识会在多年后还掀起波澜。到了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宋大顺的孙子宋福刚站了出来。
他接下了安顺场红军纪念馆首任讲解员的活儿，每天站在展厅里，给来往的人讲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事儿。宋福刚手里常拿着一堆资料，有时候还会从兜里掏出个铜烟锅，边比划边说，这是他爷爷宋大顺当年随身带着的物件。
那烟锅不大，表面磨得发亮，边角还有点磕碰，宋福刚说这是爷爷讲故事时总攥在手里的东西，后来捐给了国家，摆进了纪念馆的玻璃柜里。
时间再往后推，到了2016年，文物普查的队伍走进了宋大顺的老家。他们翻遍了故居，连角落里的灰都没放过，最后在阁楼上找出一本发黄的手抄本，上头写着《大渡河志》，落款是同治年间。这本册子不大，纸边都毛了，可里头写得密密麻麻，记录了大渡河沿岸十二处隐秘渡口的位置。
有的渡口藏在山坳里，有的被树林遮得严严实实，旁边还标注了水深和流速，连哪段适合过河都写得清清楚楚。专家拿到这东西，翻来覆去地查，拿去跟史料一对，发现这些渡口正好能串起当年石达开渡河的路线。史学界吵了多年的“翼王渡河之谜”，靠着这本册子总算有了眉目。
参考资料：[1]本刊编辑部.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J].中国西部,2015(25):5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