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认为把父母分层后，让部分人的子女享受由财政负担的公立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优势资源，是不合适的。虽然不能认为这就是“九品中正制”在千年后复活，但实质上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工业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之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变成了产能不断增长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就是贫富分化，有钱的人需求已经满足得差不多了，有需求的人却没钱，形不成有效需求。
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是“马太效应”，即并非现代社会的特产，只是科技和信息革命加剧了这一效应的作用。
虽然“马太效应”并不是自然规律那样能得到数理方面的论证，但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反复得到了印证。简单点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本来就在分配中，社会资源占有等各个方面都比普通人具有优势，如果还要专门制定对这一群人的优待政策，只会加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
为了打破“马太效应”的影响，社会进行过很多尝试，案例是相当可怕的，听过东德和西德的故事的朋友就知道个皮毛，听过柬埔寨当年情况的朋友就会震惊，现在鸭绿江那边还在继续搞。结果当然不会好，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消失了，几乎全变成弱者了，这当然与初衷不符。
怎么办呢？还是有办法的，这并非谁想出来的办法，而是那些相对成功的国家或地区，付出惨痛代价试出来的。那就是让强者多花钱，想要得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公众服务，就花钱去私人企业处买。
也就是说，放开对私立学校方面的限制。如果高层次人才的子女想要接受更好的教育服务，就让他们多花钱去购买吧。有人会说，私立学校现在的质量还不如公立的，高层次人才们是不会同意。那是有意操纵的结果，如果减少限制，一定会有发展得比较好的，可以多花钱就能买到的各种服务的。
那么，这会不会导致更不公平呢？因为这不仅放开了对高层次人才子女的闸门，还放开了不符合高层次人才的有钱人的闸门。我认为，真有可能会是这样，毕竟没有谁真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不让这些高层次人才去挤压本，应由财政负担，无差别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接受更好服务的同时，让这些人出了钱，而这些钱正是提供这些服务的企业和员工能赚到的，同时还会有税收等财政方面的贡献。
这两种方式有何区别呢？其中有一项区别可能是，符合现在的高层次人才的条件，但没钱来交可以提供近似服务质量的私立学校学费的那些人。为何会有这些人呢？答案大概是两种，这个所谓的高层次人才可能有点水，某些说重视他们的人，只愿意口头重视，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可以体面生活的薪酬水平。
会计上有一项叫“货币计量假设”，要把所有需要记账的东西都换算成钱。杀人要偿命，但意外导致人死亡就是赔钱，就算杀了人，在偿命之外，可能也要赔钱。如果可以用相对单一简单的标准来平衡高层次人才与普通人的关系，就不应该弄出几十项不同的标准，把问题复杂化。在问题复杂化之后，当然只会对可以调整这些程序的人有利。
与此类似的还有退休待遇等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反对高级职称等人多拿钱，何况我也是高级职称呢？但不应该在大池子里分钱，要么由主张这样做单位来出这部分多付的钱，要么就应该由其原工作单位来出这个钱，总之不应该由灵活就业的外卖员交的那些统筹部分来承担。
本次长沙的事，我个人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有意见。看来，经济下行也是有好处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以前那些不关心这些的人，才会眼睛向内看，来计较这些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