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毛主席在湖南长沙过年，期间下榻省委九所，对外称“度假养病”，实际上一直在工作，在他这里做了两大决定，一是长沙决策，二就是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这年，华国锋对毛主席汇报了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详情，按照规定，这是新中国的第七次特赦战犯，经过本次特赦280人后，监狱仅剩13人了，预计1976年或者1977年就会全部特赦完毕。
毛主席看到名单后，算了算，叹气地说：“都放了算了，再顽固也剩一把骨头了，都放了吧。以前我们斗地主杀恶霸，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所以都放了算了。”
这让华国锋十分震惊，但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不符合释放要求”的13人给予了特赦，这13人包括：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7次特赦，其时间分别为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以及1975年。在这7次特赦行动中，特赦对象绝大多数是战犯，其中不乏声名赫赫的抗日名将，像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人。
可以发现，前6次均以“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特赦标准与具体前提条件。并且，除了第一次特赦对象涵盖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以及战犯之外，其余6次的特赦对象均为战犯。
毛主席之所以决定开启特赦战犯的举措，源于他曾表明：对所有反革命分子，都应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拥有自新机会。这样做，不管是对人民事业，还是对国际影响，均大有裨益。
他还指出，若将这些战犯杀掉，一是无法增加生产；二是不能提升科学水平；三是对我们除四害毫无帮助；四是无法增强国防力量；五是不利于收复台湾。而倘若不杀，或许会对台湾局势产生积极影响。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这为正式推行赦免战犯政策提供了绝佳契机。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正式提议特赦战犯。
依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讨并通过了特赦一批战犯、反革命犯以及普通刑事罪犯的提议。最终，在建国10周年之际，对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非常适宜的决定。
当然，特赦战犯有着明确要求：其一，必须在监狱服刑满10年；其二，确实做到改恶从善，不再进行反抗，比如黄维，他性格坚毅，一直不肯承认错误；其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新中国的合格公民。
1975年，毛主席决定特赦战犯，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其一，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的爆发致使解放台湾战役被迫搁置，但中共中央始终将解放台湾视作工作重点之一。毛主席晚年渴望看到祖国实现统一，释放全部战犯这一举措，彰显了大陆方面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其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如前文所述，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提升。1971年10月，第28届联大通过了驱蒋案，加之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这使得台湾当局的活动空间愈发狭小。
在此时释放战犯，无疑是极为高明的策略，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大震动。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即便身患重病，此次仍再度掌握主动权。1975年3月23日，293名特赦战犯齐聚北京饭店，参加中央政府举办的宴会。
于是，华国锋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将在押战犯全部特赦释放。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分别于抚顺、济南、西安和秦城监狱召开特赦释放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各个特赦会场热闹非凡，场面感人至深，哭声、喊声、笑声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当最后13人领取特赦通知书时，都不禁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就连向来坚强、从不流泪、不服输的黄维也热泪盈眶，从会场回到宿舍后，内心的激动之情久久难以平复。
他写诗抒发当时的心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发言时，黄维感慨万分：“今日我们得以特赦释放，重获新生，还被赋予公民权并得到妥善安置。唯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可能……”
不久后，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战犯的安置情况，毛主席依旧强调：生活若存在困难的，可以适当给予照顾。
这一年，毛主席已82岁高龄，他那宽广的胸怀与高瞻远瞩的目光，令人由衷地肃然起敬！
1975年7月14日，此时蒋介石已去世两个多月，毛主席再次提及特赦战犯：“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由此可见，毛主席此举极具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