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
韩国统计厅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有22.2万多对新人在2024年共结连理，比前一年增长了14.8%，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无独有偶，在经历多年持续下滑后，2024年韩国总和生育率终于迎来时隔9年的首次反弹。这一数据从上一年的0.72回升至0.75，增幅虽然只有0.03，但对于这个全球生育率垫底的国家来说，着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然而关键问题是，回升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以及这一趋势能否长期延续？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4年韩国全年出生人口达到23.83万人，同比增长3.6%。但从季度数据来看，一、二季度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6.2%和微增1.2%，三、四季度出生人数则出现明显增加，同比增幅分别达到8%和13.1%。
出现这样的变化，大致可以从婚姻数量增加、生育和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政策鼓励的影响三方面考虑。
首先，作为东亚邻国，韩国在婚姻规范、家庭观念等许多方面都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婚姻仍被视为生育的前提，2023年韩国的婚外生育率仅为4.7%。虽然结婚并不意味着必然生育，但婚姻数量的增减往往是出生人口变动的重要前置条件。
数据显示，韩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被推迟的婚姻，自2022年夏秋开始出现明显增加，并一直持续到2023年春季。考虑到韩国从结婚到生育第一胎的平均时间大约为2年半，2022年夏秋至2023年春天扎堆结婚的夫妇恰好会在2024年的夏秋开始迎来新生儿，这与去年分季度的出生趋势相吻合。
然而，这一轮结婚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受到疫情期间婚姻推迟的堆积效应所致，此后的半年时间，韩国结婚数量又再次出现了下滑。如果仅从这一因素来看，今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的增加或许会出现停滞。不过从2023年底起，韩国结婚登记数量再度攀升并延续至今。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出生率可能保持回升态势。
其次，需要考虑韩国育龄女性的生育结构和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2024年，韩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分别上升到33.86岁、31.55岁。当前生育的主力群体则主要集中在30-39岁女性，而30岁以前生育的女性比例已经降至约1/5。
从韩国出生人口趋势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曾迎来一次小的“婴儿潮”（这一代人是1964-1973年韩国第二次婴儿潮的子代）。在此期间，韩国平均每年的出生人口超过70万，这批人现在正步入30多岁的结婚和生育高峰期。换句话说，韩国适龄婚育人口基数的扩大也是推动此次出生率回升的重要人口学因素之一。
再次，韩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生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对婚育的认同度。例如，在经济支持方面，韩国政府大幅提高了育儿津贴和现金补助。自2022年起，1岁以下婴儿家庭每月可领取约3700元人民币的育儿补贴，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5300元，同时所有新生儿家庭还可一次性获得约1万元的出生补贴。为推进夫妻共同育儿，政府延长了育儿假，并将休假期间的工资补贴上限提高至约1.3万元人民币，同时允许育儿假分期使用，以帮助父母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
在住房支持方面，政府为新婚及育儿家庭提供可优先申请公寓特供房的“特别购房资格”，并推出低息住房贷款。托育和教育支持上，扩增了公立托儿所，提供最长12小时的托育服务，并扩大了对0-2岁婴幼儿的免费托育范围。此外，对多子女家庭还实施了大学学费减免等政策。
长期以来，韩国年轻群体对结婚和生育态度较为消极，但去年9月韩国低生育老龄化委员会发布的《结婚、生育、养育及政府低生育对策认知调查》显示，青年群体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均有明显回升。尽管目前尚无法以此判断生育率回升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至少可以将这一变化视为政策效用的积极信号。这也表明，在人口问题上，并非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济于事，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将人口政策持续置于优先议程上。
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2024年结婚率、出生率有所回升，但如前文分析，这一变化大概率只是暂时现象。考虑到韩国结婚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生育情况的改善或许能在未来两三年内持续。长期而言，显然不足以扭转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困境。当前，过度竞争的社会结构、高昂的住房与教育成本，以及家庭内部和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这些深层次问题依然是影响韩国青年婚育意愿的核心障碍。这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环境的本质性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态度。（作者是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