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刘庆瑞（黑龙江密山县北兴农场有限公司）
1964年初,我被任命为密山分局副局长兼北兴农场党委书记。去北兴那天,我到密山办事处等车,我坐的车到北兴西面的山下就走不动了,只好用拖拉机给拉进去。
首先解决交通问题。那时北兴的交通很不方便。汽车少,运输任务大,没有像样的公路，下雨天场部就像“大酱缸”。出入确实很困难。这件事很快就基本解决了。
一九六四年当年就完成了场内主干公路的路基工程，汽车出入不再用拖拉机拉了。
第二是开荒。当时北兴、隆庆、龙湖合计不到甘万亩地，我要扩大耕地面积到五十万亩，把马鞍山、红旗沟到都北岭的可耕地包括老黑背的五万亩都开出来。
经过请示东北农星总局批准,设计院派了一个勘察组，刘克俭带队，在红旗沟做了大量勘察,搞了个规划。我离开北兴时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三十七万亩。
第三是改善职工生活居住条件。那时北兴只有修配厂和老办公室前面共三幢砖瓦房，大家住得很挤。我打算先盖些“穿靴戴帽”的房子。然后再解决砖瓦房和吃水的问题，同时还要把东风、庆丰、迎春等四个队挪到公路边上。
场部和各队的街道都动工整修，还栽树绿化环境。缺树苗,我就领着一个工人到东山创了两棵野生杨树，栽在老办公室前面做试验,看它能不能活。为了让孩子们有苹果吃,我发动各队大量种果树。
九连先搞起来的，以后隆庆、大东、场部东山都种了很多苹果树。为了解决烧的问题，扩大了煤矿生产。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我大儿子分配到马鞍山队当农工，二儿子分到煤矿背煤。
这样一来,毕业学生很快下去了。煤矿生产也由人背煤逐步发展为半机械化，我走的时候年产量已经达到三万吨。
第四是用电。我到北兴的时候，家家都点小油灯。农场只有两台五十马力的柴油发电机组，专供修配厂和粮油加工使用。
一九六六年我们组成以马垦为主任的电力委员会，我和丁厚打好绑腿，拄着棍子去踏查北兴到新民的线路。五十四公里、三万五千伏的高压线路，施工七个月完成，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
我到北兴的时候，场级领导有王书友、袁光、周来俭、祖振山、单庆荣、丁厚和刘大胡子等人。
后来我提议要马垦，他那时是密山分局生产办公室主任,到北兴当了场长。那时机关人很少，忙时只有一个联合办公室。生产队一忙就组成支授大队下去帮忙，如夏翻大队、秋收大队等。
那时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劳动,我也和大家一同下地，龙湖、龙山、大东、双桥，我都去过,参加夏锄、割小麦、扒包米，里片的庆丰、东风等，我都去干过活儿。还有前哨,就是大链杆那个队。
有一年我在场部七队，觉着得了病，当时我觉得腰痛,一检查原来是腰椎结核，到裴德住了五六个月的院。
我在北兴七年。自己不干光叫别人干，谁听你的!我记得在场部挑土垫路,就是通加工厂的那条东西横道,袁光身体弱,我让他装土我挑，他也干得很好。
北兴起初没有小车,我去后不久给了一台美式小吉普，后来又给了一台旧的,都不好使。今天这个爬窝，明天那个打误，没法子只好两台轮流出勤，专供送病号或送领导到外边去开会使用，一般都不使用。
下队走路是我的习惯,我这个习惯从永安一直带到北兴。原因是那时，领导干部下队坐小车是明显的脱离群众，群众看见会说“当官的来了！”那工作就不好做了。
对“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和大家一样很不理解。
有件事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次在佳木斯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我是学习小组长,小组会上我说:我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通过这个办法游斗干部、画鬼脸儿、挂牌子我想不通,教育人用什么办法不行，非得用这个办法才能教育好人吗!
会后有人说我攻击“文化大革命”，当时就受到追问。我没有承认这么说。如果承认了，手铐马上就得带上。好在同志们保了我一下，调查了七八个都说没听见,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七〇年我离开北兴，记得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开始，后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我走之前，生产指挥部让我领着“抓革命、促生产”。那时是干不对，不干也不对；说不对，不说也不对。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家的积极性仍然很高，生产没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后来因为观点不同产生些对立，都是因为怀着朴素的感情上了当、受了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规定得很清楚，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把姿态放高点儿，互相道道歉、谈谈心，消除过去的隔阂就好了。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对那些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志，我们说过一些错话，更要主动找他们道歉，求得他们的谅解。金继昌、祖振山、刘彬作他们都到我这里来过，前几天刘乃根和董鸣皋还来了。
我曾经因事到秦皇岛去，郑宝成特意把我请到他家吃饭，还向我道歉。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吧，我们现在不都挺好吗!希望你回去和同志们说说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