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tuzhuxi 20250326
一、为什么要研究科技右翼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特朗普大获全胜、全面取得政治授权告终，并且正在深远地影响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并辐射全球。这场大选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硅谷科技阵营的加入：硅谷的创业者、企业家、投资大佬的政治光谱发生显著变化，选择公开与特朗普/MAGA阵营结盟。他们在大选期间为特朗普提供资金与媒体支持，在就职日当天亲自到现场捧场，在大选后又加入特朗普的团队，担任政府要员、顾问及幕僚。这些人被统称为“科技右翼”（tech right），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当属在特朗普班子里担任职务的几位，包括负责“政府效率部”（DOGE）的埃隆·马斯克，以及担任“AI和加密货币沙皇”的大卫·萨克斯（David Sachs）。
在特朗普之前，硅谷从90年代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代开始就与民主党结盟（硅谷与民主党的“盟约”），但他们从来没有如此深入接触政治，试图自上而下改变美国的政治、政府、监管、政策，乃至政经关系及社会文化。这种政治与科技资本的紧密结合令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他们想出了各种词汇来描述当前的美国政治，从“科技权威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到“科技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
然而，但凡关注美国，关注中美大国博弈及未来的人都必须关注“科技右翼”：“科技右翼”正是美国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科技及应用的原始驱动力。他们之所以深度介入政治，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塑造、影响、决定美国的科技政策及未来。而21世纪中美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正是科技。
另一点，也要看到，“科技右翼”代表的是新兴的企业、技术、资本力量，是精英中的战斗机，与特朗普的民粹右翼基本盘——中低层白人——有着极大的差距。确切地说，MAGA基本盘是怀疑和敌视大企业、大资本和精英的。因此，科技右翼和MAGA基本盘的矛盾是特朗普阵营内部最大的矛盾。如果这个联盟在未来破裂，也可能将“科技右翼”从民粹右翼运动里扫地出门。所以，我们还得动态的看待美国未来的政局发展。
二、科技右翼里的“四种人”
然而，目前许多提到人“科技右翼”时，容易泛化、模糊化、过于笼统，有时指代个别的人物，有时指代个别企业，有时甚至指代所有企业、整个硅谷、甚至整个科技产业。因此，有必要以更细的颗粒度去分析“科技右翼”标签里形形色色的人物。
笔者根据“科技右翼”代表人物加入特朗普/MAGA阵营的时间先后，并结合其理念与动机上的差异，将科技右翼（tech-right）人物归为四大类，并分析各类人物的特征和异同。
这个方法，也结合笔者之前的文章《》。我们也会将这些“科技右翼”的人物对应“MAGA革命”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方便读者理解。
以下各类人物里只介绍代表人物。其他人可以适用同样的分析，对号入座，
第一类：意识形态先驱
1.代表人物：彼得·蒂尔（Peter Thiel）、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
2.加入时间：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早于特朗普民粹右翼/MAGA革命）
3.对应阶段：“第一阶段：早期思想酝酿和准备阶段”
4.基本描述：硅谷的“思想家”及异类、PayPal和Palantir
Technologies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是“意识形态先驱型”人物的代表。他在斯坦福大学时期就已经右倾，是学生里的挑衅者，曾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辩护。1995年，他和大卫·萨克斯一起合著了《The Diversity Myth》（多样性神话），公开反对校园里的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平权法案等，属于最早一批批评主流自由派文化、左翼身份政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
5.意识形态：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保守主义。坚定相信自由市场、个人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反对进步主义及其社会政策和文化趋势。他们不仅是MAGA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也是“科技右翼”思想的奠基人。此外，他们也相信技术可以实现民主无法实现的目标
6.加入特朗普/MAGA运动的动机：他们对民粹右翼运动的支持是基于长期形成的政治信念，动机最为纯粹，立场最为坚定，不以个别的人物和事件所改变
7.政治行动和行为模式：不直接介入政治（不到政府任职），主要为民粹右翼提供理念输入、公开支持MAGA政客（彼得·蒂尔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公开支持特朗普）、提供政治选择，通过资本重塑政治生态（支持JD·万斯和Blake Masters等民粹右翼候选人）、投资支持符合右翼理念的平台（例如右翼视频平台Rumble）、参与舆论宣传（例如大卫·萨克斯的博客节目）等
8.与MAGA基本盘的关系：
1)他们是意识形态和理念驱动，很早就是右翼生态里的意见领袖，曾是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和顾问，与特朗普/MAGA的关系最为密切和长久
2)他们更接近思想家，一直混精英圈，在幕后参与政治，与MAGA基本盘没有直接联系，受到的关注也很小，基本可以忽略
第二类人物：意识形态转变者和跟随者
1. 代表人物：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该类“科技右翼”的主要代表，甚至唯一代表）
2.加入时间：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加入。马斯克本人在特朗普首次遇刺后正式加入
3.对应阶段：“第五阶段：重整旗鼓、建立全国统一战线阶段”
4.基本描述：马斯克在南非的白人精英特权环境长大，从小对于权威主义、白人精英主义耳濡目染。他自1990年代时就来到硅谷，被加州的自由派环境所影响，也接受了美国主流的自由派的观点。但这些年，美国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越来越左，越来越激进，使得从小受保守主义环境熏陶的他发现自己对现状越来越不满——特别在非法移民、犯罪、文化多元主义、跨性别、对言论的过度审查、政府过度监管等问题上。同时，他也发现自己的观点立场其实更加贴近特朗普。2024年7月特朗普首次遇刺后，瞬间集中了大量政治势能。马斯克也不再犹豫，正式加入特朗普/MAGA阵营，并为选举贡献了2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及X的社交媒体平台支持，最终帮助特朗普锁定大选。在特朗普当选后，他积极并高调参与新任政府，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DOGE）负责人，负责联邦政府的机构精简及预算缩减
5.意识形态：自由意志主义、保守主义。作为“科技右翼”，相信科技可以改造未来；相信精英管理制度（认为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是成功的唯一合法先决条件）；相信政府可以按照企业的方式管理（权威主义的强CEO制，以及严格管理员工、大刀阔斧裁员）。此外，特朗普也是Ayn Rand的纯粹资本主义理念的真人化身。但作为意识形态转变者和跟随者，在个别问题上马斯克也持有全球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看法。
6.加入特朗普/MAGA运动的动机：本质上仍然是意识形态而非利益驱动，加入特朗普/MAGA运动更多出于理想、理念、认知、愿景上的共鸣，甚至愿意为此伤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及社交关系。从这个角度讲，马斯克“参加革命”虽晚，但立场还是坚定的
7. 政治行动与行为模式：“all-in”（全情投入）：在大选期间，大部分硅谷人士还没有做出抉择的时候，即“自带干粮”加入革命，并希望凭借自己的个人努力带动他人，最终影响政局
8.与MAGA基本盘的关系：
1)在特朗普/MAGA的“流亡”阶段（“第四阶段”），还在支持民主党，和特朗普保持距离，只到了2024年大决战时才加入统一战线，“参加革命时间”太晚。所以，马斯克们还需进一步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MAGA的“自己人”
2)当然，马斯克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率先加入MAGA，影响带动了一拨人，并且自带干粮（资金、媒体），为MAGA的决胜做出了贡献，这一点MAGA基本盘是认可的，感激的
3)马斯克在MAGA“夺取政权”后占据了中心角色，凭借资金和媒体，对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也使得MAGA基本盘十分不安，担心马斯克“窃取革命果实”
第三类人物：跟随加入的机会主义者
1. 代表人物: Marc Andreessen、Ben Horowitz等
2.加入时间：在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之后，跟随加入（马斯克为2024年7月13日加入，这两位于7月16日加入）。可以理解为：在“革命”成功之前最后一刻加入的
3.对应阶段：“第五阶段：重整旗鼓、建立全国统一战线阶段”，和第二类人物属同一阶段
4. 基本描述：Marc Andreessen和Ben Horowitz是风险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Andreessen也是脸书的董事会成员，公司还投资了微软旗下的OpenAI。和硅谷的大多数人一样，他大部分生涯都是民主党人，认为一辈子投票给民主党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过去几年，这些人对现状严重不满，对拜登政府及民主党的政治和政策有极大怨言，但又不敢公开跳船、废弃和民主党的“盟约”，只是一直潜伏等待。在马斯克的带动和鼓舞下，他们在2024年大选的后期公开加入了特朗普MAGA阵营，并成为特朗普核心圈的幕僚。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拜登政府在AI和加密货币等领域的政策有利于大型科技公司而非初创企业（及风险投资资本），反对拜登提议的对亿万富翁未实现资本收益征税的计划，认为这会“扼杀初创企业和为其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行业”。
5.意识形态：这一类人的动机主要关注特定议题——加密货币、AI及相关领域的监管。在政治上，他们有一部分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想（liberalism），也有一部分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但绝对不属于传统的保守主义。
6. 加入特朗普/MAGA运动的动机：
1)这一类人在历史上倾向民主党，只是因为特定议题（如加密货币和AI监管）转向特朗普/MAGA阵营，并希望通过改变政治站队，影响政治政策
2)他们的支持实质上具有条件性，聚焦于特朗普/MAGA在科技政策上的优势，而非认同其意识形态的全部
3)这些特定议题和他们的商业利益直接相关
4)作为“科技右翼”，他们认为政府可以按照企业（包括初创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认可要削减开支、提高效率，引入强人领导等
5)他们本质上是非政治的，不关心MAGA政治，也对MAGA基本盘不感兴趣
6)马斯克的公开支持和科技右翼的崛起可能激励他们加入，形成一种“跟随效应”
7. 政治行动与行为模式：他们为特朗普提供竞选资金，通过行业联盟（如a16z的加密游说团体）游说特定议题的政策——而他们只关心特定议题），给MAGA提供的是间接支持，但一般不直接参与竞选活动。他们对特朗普/共和党的政治忠诚度是有条件的，是一个利益联盟；他们能够放弃民主党，自然也能够放弃MAGA
8.与MAGA基本盘的关系：
1)他们丝毫不关心MAGA基本盘，对MAGA基本盘（“劳动人民”）没有感情，完全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2)他们本质是利用MAGA基本盘的选票，推特朗普上台，然后推动有利于自己的特定议题政策
3)作为深受自由主义熏陶和影响的精英，除了特定议题（如人工智能、加密货币）之外，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实际和MAGA基本盘的政见不同，认为MAGA基本盘愚昧、反智
4)反过来，MAGA基本盘对于这些硅谷精英只有深度的警惕、怀疑甚至厌恶：他们认为这些硅谷精英昨天还是自由派和全球主义者，今天就在最后一刻加入革命，只是打算分食胜利果实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过着最精英的生活，远离普通美国人的真实生活；他们专注推行的政策（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和老百姓没有太多关系，纯粹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
第四类人物：识时务的实用主义者
1.代表人物：马可·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
2.加入时间：他们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才“加入”特朗普阵营
3.对应阶段：“第六阶段：夺取政权阶段”
4.基本描述：这里包括了所有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尝试与之修复关系的硅谷大佬。与第三类机会主义者不同，这类人物都是大厂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所有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下，一点政治转向都会涉及巨大的政治利害。他们是民主党和硅谷“盟约”的核心主体，在2016年大选时支持民主党，在特朗普当选后遭到民主党政治谴责，认为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了助力特朗普胜选的“帮凶”，使得他们引发真实的自责；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后，他们将特朗普从主流平台上禁言，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在2024年大选期间，他们仍旧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不敢公开支持特朗普（当然，识时务的贝索斯特地让旗下的《华盛顿邮报》不要公开支持某一方候选人，实际上是怕万一特朗普当选，得罪了特朗普）。特朗普当选后，这些大佬看到美国已经变天，立即转投特朗普——扎克伯格、贝索斯、奥特曼等都向特朗普就职基金捐款；他们公开祝贺特朗普，表示期待与特朗普的政府合作；扎克伯格飞到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进晚餐，并且为了做到“言行合一”，还对Meta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将内容审核交给用户、放宽对仇恨言论的限制、削减DEI政策、任命特朗普的盟友、UFC老板Dana White担任Meta董事会成员等。一夜之间，他们都从特朗普的反对者变成了顺从者甚至拥护者
5.意识形态：他们的主体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当然，许多人也反感左翼的过度进步主义政治，同时，他们也希望放松对大企业，对社交媒体，对AI及相关领域的监管，减少政府的过度职能。他们对特朗普/MAGA的支持更多是策略性，而非深层意识形态认同。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属于传统的保守主义。
6.加入特朗普/MAGA运动的动机：“识时务者为俊杰”，“打不过就加入”，他们拥护特朗普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基于商业利益的现实考虑，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对于Meta（以及Google），首要任务是避免监管战（反垄断诉讼），让企业“活下去”（生存考量）。此外，他们也希望在移民、贸易、关税和能源等关键政策问题上影响特朗普，并获得特朗普的支持
7.行动模式：主要是低调捐款、与特朗普维护高层一对一关系、参与白宫产业政策咨询，避免在公开层面批评特朗普政府，但同时也注意避免公开宣扬MAGA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
8.与MAGA基本盘的关系：显然，这第四类人骨子里是自由派/民主党，和MAGA基本盘没有关系。他们也正是MAGA基本盘反对的大企业、大资本的原型。在政治上，他们更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三、“科技右翼”里的“四种人”的异同归纳
1.加入MAGA的时间线比较
第一类: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远早于MAGA运动成型。
第二类: 2024年中，特朗普遇刺后
第三类: 2024年大选最后阶段，在马斯克的带动下，在大选最后阶段
第四类: 特朗普胜选之后。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对MAGA运动的忠诚度和投入程度的不同。
2.意识形态和动机差异
第一类和第二类：更多由意识形态驱动（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前者信念更早、更坚定，后者稍晚，但也同样深刻；
第三类：主要由具体议题驱动，是实用性与理念的结合
第四类：以商业利益和政治适应为主，实用主义色彩最强，也最易变化
3. 认同程度
广度: 第一类和第二类对民粹右翼/MAGA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更广泛认同；第三类和第四类则聚焦特定政策（如去监管），在其他议题上可能保留分歧。
深度: 第一类的支持最深，第四类的最浅。
4. 影响力与角色：
第一类：蒂尔是科技右翼的先驱和思想领袖；
第二类：马斯克通过高调行动扩大影响力：
第三类和第四类：都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跟随者，受自己的政策需求和商业利益推动。
四、一点补充观察：
1.马斯克的枢纽作用：马斯克与第一类、第三类都有个人关系及因果关系；蒂尔和马斯克有思想同源和影响；马斯克的公开站台也为Andreessen等人提供了“安全背书”，降低了其他人转向MAGA的声誉风险
2.Vivek Ramaswamy：有科技投资背景的印度裔MAGA政客Vivek Ramaswamy不算硅谷人，但一些理念与硅谷科技企业家和投资人相似。他希望走仕途，一直全情支持特朗普，有一定的思想，应该说介于马斯克和彼得·蒂尔之间
3.民主党盟约：除此之外，鲜有在“第二阶段”到“第四阶段”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硅谷人——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直到2024年，硅谷人还在维持与民主党的盟约，是反特朗普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反革命”）
4.南非联系：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三个重要人物，彼得·蒂尔、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都和南非有关系。蒂尔小时候在南非待过好几年；萨克斯和马斯克都是南非生人。因此，外界有理由猜测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政治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是否有影响
5.相互竞争：虽然都依附特朗普，但里面也是各种商业竞争：例如贝索斯和马斯克、马斯克和奥特曼等。大佬之间都保持距离，政治联盟不等于商业联盟
6.远近之分：科技行业里，有努力贴特朗普的——如扎克伯格、贝索斯，也有距离稍远的，例如苹果（蒂姆·库克）和奥特曼，还有刻意保持距离的，例如谷歌，还有距离更远，基本属于半公开或公开反对的，例如微软和LinkedIn。须知：“科技右翼”并非硅谷的绝对主导，大佬的选择也不代表一般企业员工的选择。
综上，这四类人物的演变反映了美国科技行业政治光谱的变化——从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保守主义到更加复杂的政治立场的组合，同时交织着各种商业利益。
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MAGA运动的壮大，越来越多的科技领袖选择与之结盟，但要看到，他们的动机和忠诚度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对“科技右翼”四类分类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帮助我们理解科技行业领袖与MAGA运动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政治立场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利益考量。这种分类有助于分析当前的政治格局，也可以为预测未来的政策走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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