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日跨境迁移过程中必要凭证的护照、签证，并非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19世纪以来边境管控的产物。一部边境管控的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史，同时是一部排华的历史。华人移民研究领军人物亚当·麦基翁极具创见性地提出，现代边境管控体系从19世纪白人移民国家排斥华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最先由美国应用于华人的一套边检流程及排斥措施，随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实践，加剧亚洲移民所受压迫的同时，促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及其不平等秩序的形成。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融合亚洲移民外迁的关键脉络、边境立法及其实践、强弱关系下的东西方交往、主权与自由迁徙权之法理争论等多重面向，细致呈现了边境与跨境迁移两者互动和互构的历程，揭露了移民管控从原则到实施的复杂细节，追溯了国际秩序和文明修辞的不平等源头。边境管控幽深交错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警示：关于移民，从来没有简单的答案和对策。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美]亚当·麦基翁 著，潘一宁 译，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内文选读：
源于福柯，超越福柯
全球移民管控和身份识别认证的整个发展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更不用说边境的全球化。本书重点分析身份是如何被识别认证的，边境是如何成为规范化场所的，并提出移民基本原则是在19世纪末通过管制亚洲移民进入白人移民国家而发展出来的观点。其次，本书也关注其他一些同样重要且可能更基本的程序问题，例如健康检查的全球发展以及包括摄像和指纹在内的外貌体征鉴定技术。特别要指出的是，另外一条东—西分水岭的形成，即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分水岭，（有时）也是欧洲与俄国的分水岭，是现代卫生分界线、健康检查和难民政策形成的主要关联因素。指纹等体征的身份鉴别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是非常重要的场所。
此外，公共辩论和政治联盟是大多数以国家为基础的移民政策研究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过在本书的分析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这样的研究路径对于理解某些移民政策制定的时机和细节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关注到这些政策的效果，从而回避了政治和立法究竟有多重要的问题。上述路径还想当然地认为，正是更广泛的边境管控原则，设定了那些辩论和政策的框架，而且它们主要是实践的结果，并不是政治辩论的产物。当然，种族因素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是理解19世纪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的关键背景。如果本书中种族因素看起来被淡化了，而更聚焦于“文明”，更专业地讨论法律和行政的问题，那只是因为我想强调，虽然人们声称使用中性词汇是要消除等级性和歧视性的原则，但看起来中性的措辞只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配置了这些原则。
我的分析深受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与机制的“微观物理学”影响，该理论认为权力与机制可以主动生产出知识和个体身份，特别是通过审查、禁闭和标准化等规训。其他许多研究强调了移民法在创造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方面的作用，其中一些研究明显借鉴了福柯的方法。但它们主要集中在种族和性别类别上，造成移民在国家机体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他们的研究常常带有这样的含义：一旦我们揭开国家技术的面纱，就能恢复更公平的社会正义或更彻底的个体性。换言之，主张个体性和国家统合的理念，都被认为是从批判权力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权力行使的立场出发。可以肯定地说，分类、分配和常规化判断是权力微观物理学的重要方面。但某些特定类别本身不如个体化和分类的过程那么重要。移民分类中种族、职业、亲属和政治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和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然而，移民个体和民族国家作为这些类别的对象和框架，几乎从未受到质疑。
用福柯的话说：
也许，我们应该放弃一整套传统，它让我们想象：知识只有在权力关系中止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只有在其指令、要求和利益之外才能发展……我们必须彻底地停止用消极的术语来描述权力的影响：权力具有“排斥性”“抑制性”“审查性”“抽象性”“遮掩性”“隐藏性”。事实上，权力也能生产；它制造了现实；它制造了客体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福柯提出，我们思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张力量之网，而是一个由多元素构成的多重网络”。移民不仅是国家统一管控的对象，也是创造有关迁流的知识和规范的多元因素之一。对移民分类这样的压制性行为进行批判，恰恰是为了伸张柔性、人性和包容性的诉求——这些是现代权力的特征，是为了重建惧怕外部强制权力的自由主义传统。我沿用福柯的观点，强调现代人类的灵魂是权力的主要产物而不是批判场所，但我超越了福柯的观点，将这种权力定位于全球。
原标题：《揭秘：现代边境管控如何起源于排华历史》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美]亚当·麦基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