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大伯，我来看您了。＂我站在养老院的走廊上，望着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心里一阵酸楚。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了。
我永远记得那天，风很大，吹得人脸颊生疼，北方的冬天就这样，毫不留情面。
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的样子。
我踏进县城新建的养老院，迎面是消毒水的气味，墙上贴着些老年人健康知识的宣传画。
一位年轻的护工小姑娘正推着药车从走廊经过，见我东张西望，便停下来问：＂您找谁啊？＂
＂我找周长安老人，听说他住在这里。＂
护工小姑娘指了指走廊尽头的窗边：＂周老爷子在那儿晒太阳呢，今天难得有点阳光，老人家早早就坐那儿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一个佝偻的背影，正对着窗外发呆。
那一瞬间，我心里猛地一颤。
大伯叫周长安，今年七十有五了，那个名字多有气派啊，父母一定是希望他一生平安喜乐。
在我记忆最早的时候，他就是那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不到一米七的个子，却给人一种高大的感觉。
他笑起来像个老小孩，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露出一口不那么整齐的黄牙，却透着真诚和善良。
那会儿是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城市里到处是返城知青。
我爹就是其中一个，从农村返城，没房子住，没工作干，带着我娘和刚上小学的我，一家子愁得不行。
大伯得知消息，二话不说，把自家二十来平的小屋腾出半间，拍着我爹的肩膀说：＂老弟，先住下，日子总得过。＂
我记得那天搬进去时，大伯亲自来帮忙，背着我家仅有的几件家当，走了半个城区。
那时候哪有什么自行车，更别提公交车了，就靠两条腿。
大伯汗水湿透了背心，却笑呵呵的不喊累。
那时候的北方冬天冷得要命，零下二十多度是常事。
我记得大伯家那个煤炉子，黑乎乎的一个铁家伙，晚上睡觉前，大伯总偷偷往里多加两块煤。
炉子红了，屋子才暖和点。
我娘说：＂哥，别给我们加了，你们也不富裕。＂
大伯就笑：＂嘿，这煤是单位发的，多着呢，不烧白不烧。＂
说着还从兜里掏出两个红薯，往炉子下边一放：＂过会儿烤熟了，孩子当点心吃。＂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煤根本不是什么＂多着呢＂，而是大伯从自己的分额里匀出来的。
那年月，什么都靠票证，粮票、肉票、煤球票，都紧着过。
大伯家也是三口人，他、大娘还有比我大五岁的堂哥周明亮。
挤出半间屋子给我们，他们仨就睡在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冬天屋里起雾，呵气成冰。
堂哥明亮大我五岁，已经上初中了，学习很好，但脾气有点倔。
刚开始他不大乐意家里住进我们三口，觉得挤，写作业都没地方。
大伯发现后，悄悄带着堂哥去街头小摊吃了顿炸油饼，回来堂哥就变了个人似的，主动收拾出书桌一角给我用。
后来我才知道，大伯跟堂哥说了什么：＂儿啊，你周叔一家不容易，你叔被下放十年，好不容易回城，没地方落脚。咱们虽然家小，但胸怀不能小。你看看你表弟，跟你差不多大，你学习好，帮衬着点，行不？＂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堂哥就点头了。
这就是大伯的本事，他总能用最朴实的话，说到人心坎里去。
大伯在纺织厂当工人，是车间的先进工作者，墙上贴着他的红榜。
他干活麻利，手上的老茧厚得像甲壳，摸上去硬邦邦的。
那双手可灵巧了，能修自行车，能钉鞋底，能掏炉灰，能包水饺，几乎没有它做不来的事情。
下了班还帮着托人找关系，给我爹介绍工作。
那会儿刚改革开放，返城知青安置难，工作难找，特别是我爹这种没什么技术的。
大伯硬是托了七八个人，从以前的老同学到单位领导，费了不少口舌。
最后在一个五金厂给我爹找了个临时工，工资虽然不高，但总算有个着落。
＂老弟，先干着，有饭吃就行。以后啊，会好的。＂大伯拍着我爹的肩膀，眼里满是真诚。
那时我爹一开始还有点不乐意：＂临时工有啥出息，一个月才三十八块钱。＂
大伯也不恼：＂那你还能咋地？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吧。咱这年月，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等站稳了脚跟，有的是机会。＂
我爹被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只得点头：哥，还是你看得透。
大娘身体不好，得了类风湿，关节痛得厉害，特别是阴雨天，疼得直哭。
那时候的药都紧张，大伯省吃俭用，挤出钱来给大娘抓中药。
大伯下了班，先给大娘揉腿，再做饭。
他手里拿着一个热毛巾，轻轻地给大娘擦洗膝盖，然后按摩，一遍又一遍，直到大娘说不那么疼了，他才去厨房。
他做的酸菜炖粉条，香得隔壁邻居都来打听。
酸菜是他自己腌的，粉条是集市上买的纯红薯粉，放上几块肥肉，一炖就是一锅香喷喷的美味。
他总是多做一些，说：＂小周，多吃点，长身体，看你瘦得，跟根竹竿似的。＂
那时我偏食，不爱吃青菜，大伯就想办法把白菜切得细细的，混在粉条里，我也没看出来，就这么被＂骗＂着吃了不少菜。
我上小学那会儿，大伯知道我喜欢看书，每月发工资那天，准揣两毛钱给我买小人书。
那时候的两毛钱可不少，能买十个馒头了。
＂看书好啊，将来考大学，出息。我们周家就指望你们这代人了。＂他眼里闪着光，像是看到了什么美好的未来。
大伯自己没什么文化，就上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但他特别敬重有知识的人。
每次路过学校，看到老师，他都主动打招呼，恭恭敬敬的。
他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啊，你们这代人有福气，能上学。我们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天天吃了上顿愁下顿。＂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爹在厂里从临时工转了正，算是站稳了脚跟。
单位分了一间十五平米的平房，虽然简陋，但总算是自己的房子了。
我们搬出了大伯家，那天，大伯硬是帮我们扛家什，把手都磨破了。
我娘看见了，心疼得不行，拿出金疮药给他抹上：＂哥，你和嫂子这些年的情，我们记在心里了。＂
大伯摆摆手：＂哎呀，一家人说这个干啥。要不是老弟你们这些年遭罪，早就分到房子了。这都是命，咱认了。＂
虽说搬出来了，可逢年过节，我们还是回大伯家吃饭。
大伯总是提前好几天张罗，腌酸菜、蒸馒头、炖肉，香味老远就闻到。
堂哥明亮那时候上了中专，学机修，人精神，整天乐呵呵的。
逢年过节跟我爹一块喝点小酒，大伯就在一旁笑得见牙不见眼：＂看看，看看，一大一小两兄弟，多好。＂
我娘总夸大伯：＂哥，你这手艺，开馆子都行。＂
大伯摸摸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瞎说啥呢，就是家常菜，凑合吃。＂
那个年代的年夜饭，虽然简单，但温馨。
我记得有一年，大伯变戏法似的从柜子里拿出一盒罐头，居然是菠萝罐头，那可是稀罕物。
＂哎呀，大过年的，孩子们尝尝鲜。＂大伯把罐头分到每个人碗里，自己却舍不得吃，只尝了一小块就放下了。
1985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全家人欢天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