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安德鲁·卡内基站在匹兹堡的炼钢厂里，盯着英国进口的贝塞麦转炉。这种设备能将炼钢时间从两周缩短至20分钟以内，但成本高昂。
卡内基深知，若想超越欧洲同行，必须将技术转化为规模优势。他赌上全部身家，引入转炉技术，并通过收购竞争对手和上下游企业，实现了水平和垂直整合：从铁矿石开采到铁路运输，再到炼钢与销售，全产业链自主掌控。
到1890年，卡内基钢铁公司每吨钢的成本仅为11.5美元，远低于英国同行的30美元。他的信条是：“控制成本，就能控制世界。”
与此同时，在克利夫兰，约翰·洛克菲勒正编织一张石油帝国的大网。
1870年成立的标准石油公司，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控制铁路运费，将炼油成本从每加仑3美分压至0.5美分。至1879年，全美90%的炼油厂已被其收入囊中。
但洛克菲勒的真正创新在于“托拉斯”模式——通过股权信托整合分散的企业，形成统一决策体。这一模式不仅降低内耗，还让标准石油能以规模优势碾压欧洲小型炼油商。
1882年9月4日，纽约珍珠街发电站点亮了世界首个商业电力系统。托马斯·爱迪生不仅发明了电灯，更创建了门洛帕克实验室——全球首个工业研发中心。
这里集结了数学家、化学家和机械师，以“每10天一项小发明，每半年一项大发明”的速度推进技术商业化。
当欧洲还在争论交流电与直流电优劣时，爱迪生已通过控股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将电力技术渗透到工厂、家庭甚至城市电网。
他的策略是：用专利构筑壁垒，用应用创造需求。
20世纪初，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的工厂里实践着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他将汽车组装分解为84道工序，工人只需重复单一动作。1913年，流水生产线诞生，T型车的生产时间从12.5小时骤降至93分钟，价格从850美元降至260美元。
这种“平民化创新”不仅颠覆了欧洲的工匠式生产，更催生了庞大的中产消费群体。到1920年，美国汽车产量占全球90%，而福特工厂的效率神话，让欧洲车企不得不放弃传统模式，转而效仿美国。
这些企业的竞争看似独立，实则构建了一个共生生态：卡内基的廉价钢铁为福特汽车提供车身框架，洛克菲勒的石油为爱迪生的电厂输送燃料，而电力的普及又让工厂得以24小时运转。
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将“扩散能力”发挥到极致——爱迪生实验室的每项发明都通过专利授权迅速产业化；福特的生产模式被食品、纺织等行业效仿；甚至连洛克菲勒的垄断策略也催生了反垄断法，倒逼企业转向技术创新竞争。
美国企业的胜利，本质是“创新生态”的胜利。
他们未必是原创技术的发明者（如电力理论源自欧洲），但通过规模化应用、产业链整合与制度创新，可以将技术转化为经济优势。
早期的竞争先机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真正决定大国经济权力兴衰的，并非谁先做出技术创新，而是谁更有能力将技术在经济领域中应用和扩散。
这段历史至今仍在警示：企业竞争的最高形态，是构建让技术生根的土壤。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
在新时期，浙江省政府密集出台政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年12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核心理念，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创新生态体系。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如何以创新生态为支点撬动新质生产力？其路径背后，既有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有市场驱动的实践智慧。
浙江的创新生态构建，首先体现在政策机制的突破上。
在《方案》框架下，浙江提出“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产学研用融通新模式，将企业需求直接嵌入创新链条前端，破解共性技术难题。
例如，省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正加速概念验证和中试基地建设，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车间的“最后一公里”转化。
这一机制转变，标志着政府角色从传统的资源分配者转向创新生态的“连接器”和“加速器”。
财政支持方面，浙江2025年计划投入省级财政资金1042.8亿元，供应建设用地35万亩，并通过减税降费、专项债扩容等政策为企业减负超2500亿元。
浙江的创新生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产业升级深度绑定。
《方案》提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未来产业为三大抓手。
在传统产业领域，5000项重点技改项目推动“智改数转”，而新兴产业则瞄准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7.5%。
这种“传统焕新+新兴崛起”的双轨策略，既避免了产业空心化，又为未来竞争储备势能。
创新生态的可持续性，离不开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
以数据要素的开发为例，浙江正推进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超前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并探索大科学装置市场化运营模式。
当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浙江的电商基因与制造业基础正催生“数字孪生工厂”“AI辅助环评”等新场景，降低创新试错成本。
《方案》中“宽容失败”的提法，直指创新生态的深层痛点。
这种文化转变的成效已初步显现：浙江“雄鹰企业”“小巨人企业”的培育数量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当创新不再是少数企业的“特权”，而是普惠生态的产物，浙江经济的活力源泉将更加澎湃。
以中昊芯英公司为例，浙江省政府早在2020年就敏锐捕捉到AI大模型及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为中昊芯英提供了关键的政策支持。
此外，中昊芯英入选“2024年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优秀案例”，进一步获得省级资源倾斜。
除开政策倾斜，还有资金扶持与金融创新。
浙江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产业基金和金融工具为中昊芯英提供资金保障。
2025年，浙江省财政预算安排1042.8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并扩大省科创母基金规模至130亿元，重点投向硬科技企业6。
杭州高新区（滨江）还推出“人才基金”和“创业协同计划”，对中昊芯英这类高潜力企业给予最高千万元级扶持，并提高国有创投容错率至70%，鼓励长期资本投入。
不仅如此，杭州市实施“5050计划”等高层次人才政策，为中昊芯英创始人杨龚轶凡等海归人才提供创业支持。
浙江省还推行“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互聘机制，促进高校与企业技术共享，如中昊芯英与浙江大学的合作，加速了AI芯片的研发与产业化。
浙江省打造“中国视谷”“国际零磁科学谷”等产业集群，推动AI芯片企业与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中昊芯英已与青海低碳算力产业园、深圳联通等合作，其“泰则”AI计算集群在金融、医疗等领域落地，得益于政府牵头的产业对接。
浙江构建创新生态的实践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绝非技术单兵突进，而是政策、产业、要素、文化的系统重构。
当这些要素形成共振，一个鼓励冒险但不盲目、支持突破但不失控的创新生态便自然生长。
面向未来，浙江能否将这一生态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值得持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探索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的地方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