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64年3月25日，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旧神话与新现实》的演讲，其内容专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僵化。
他曾经在1959年至1974年间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我们现在回述这个场面及情景，是因为他是作为美国重量级政治家首次在华盛顿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提出了“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概念。
虽然说富布莱特这次讲话没有提出外交政策的具体建议，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敌友的阵线不会是永远一成不变的，美国应该在其对华政策中注入新的积极灵活的成分，不应该排除中美敌对关系可以转变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即使不是友好的性质，起码也可以是“共处”的关系。
针对当时美国外交中以所谓“共产主义”来给中国“画线”的做法，他客观地指出中国“现在由中共统治”，但是这种情况“在短时期内可能不会改变”。
关于“现实”，中国的存在就是现实；富布莱特表述了对这个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他说的：“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这个现实就是：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大陆中国。”
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一个中国”是“大陆中国”，就差直接地点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名称了。
据我国学者苏格在其专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中评述，富布莱特给日后美国政府考虑对华政策提供了如下重要理论基础：一是中国的客观存在；二是中国政权的稳定。他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就是：要不要正视和承认这个现实，同中国打交道。
作为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富布莱特在60年代初期肯尼迪入主白宫起，就试图给肯尼迪政府施加影响，以期重新审议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他只好叹息说：由于美国国内将中国问题“情绪化”了，总统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了。
富布莱特是何许人也？
他为什么会在中美间极端仇视、隔洋对骂的年代里，提出“只有一个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能要求美国政府当局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呢？
1、富布莱特其人
威廉·富布莱特1905年4月9日生于密苏里州萨姆纳城，出世不久即随父母迁至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在美国50个州中，曾被称为最原始、最贫穷的州，它的乡村人口比例在美国各州中是最高的。
富布莱特就在这个土里土气的州长大，他永远都忘不了儿时留下的这样的情景：辽阔的田野上，成群黑人在烈日下弓着腰为大庄园主摘棉花…他也从小勤劳奋发。在阿肯色州大学毕业后，漂过远洋到伦敦求学，先后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回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结束学业后，他曾在外地当律师、特别检察官等职；30年代后期回到家乡，在母校阿肯色大学法律系做讲师，不久接任该大学校长。
他有着阿肯色州人的耿直性格，敢于说话，1941年因与州长意见不合而被解职。1942年当选美国众议员。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有一条基本的内容就是认为世间“人不得不合作而生存”；由此，他于1943年间提出“富布莱特决议案”，该议案为后来成立联合国组织做了准备，他是“联合国”这个政治实体的设计者之一，并因此杰出贡献获得了国际声誉。
他于1944年当选美国参议员。1946年，他提出了一个“富布莱特交流计划”，以战时剩余军需物资和款项资助外国留学生及提供资助让其他国家学者访问美国；同时，也让美国的专家、学生到另一国去学习。他希望通过这个交流计划增进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民族相互进行深刻的了解。他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地使参议院通过实施这个“富布莱特法案”。
于是，在参议院的有关听证会上，当麦卡锡说某人士的女佣揭露主人床头摆有马克思列宁的书时，富布莱特忍无可忍，挺身而出，站起来反驳麦卡锡：
“读什么书，这是个人的权利。不能因为阅读共产主义的书，就是共产主义分子。麦卡锡的逻辑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强加罪名的做法极其卑鄙。”
富布莱特与麦卡锡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1954年初，参议院讨论为麦卡锡小组委员会拨款的提案时，富布莱特态度鲜明地把麦卡锡小组称为“政治迫害小组”，因而投了反对票。
这在当时反共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是参议院中唯的一张反对票。尽管当时有许多参议员对麦卡锡早已厌恶，但谁也不想招惹这个狂魔，仍然投了赞成票。
麦卡锡怒不可遏，将打击矛头对准了富布莱特。麦卡锡攻击富布莱特交流计划，恶意地诬蔑说：
“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俄国的共产主义本身势不两立，富布莱特究竟要我们交流什么？要把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希望，派到那个魔鬼的国家去接受赤化吗？难道我们要接纳克格勃特务，让他们打着交流的幌子，刺探我们国家的机密，颠覆我们的制度吗？我怀疑富布莱特其人的政治品格，有人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两人在参议院的交锋，达到了白热化。
富布莱特从几年来麦卡锡给美国带来的损害，意识到麦卡锡才是美国真正的威胁。他悄悄地草拟了一项不信任决议案，广泛征集了麦卡锡侵犯美国宪法的大量行为的证据。国会这种对在职参议员的弹劾，在20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麦卡锡与军方积怨愈深，共和党的领袖们也觉得麦卡锡的做法太希特勒式了，也不再公开支持。
富布莱特自己是民主党人，又是麦卡锡的死对头，就说服共和党保守派弗兰德斯提出了对麦卡锡的不信任决议案。尽管麦卡锡在辩论会上歇斯底里大发作，也无济于事，参议院最后以67票对22票通过了此案。麦卡锡的参议员任期，不光彩地结束了。
此后，麦卡锡酗酒无度，1957年死于酒精中毒。
两年后即1959年，富布莱特任外委会主席一直干到1974年，整整做了30个年头的参议员。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参议员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
在1959年他接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时候，重新审视美国在二战胜利后特别是50年代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思考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陷入僵化的危害与影响，他就酝酿着提出美国对外政策要做调整，特别是要对受麦卡锡主义之害最深的对华政策做调整；他觉得，当时僵硬的对华政策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2、《康隆报告》的影响
在富布莱特就任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50年代后期，美国智囊集团之中已经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华政策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新声音，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已经产生，尽管受到当局所压制，但也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导致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开花结果。
对美国社会及政府有相当影响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50年代后期就曾资助研究对华关系。当时，参加这些研究与讨论的美国各界精英人物达百名之多。当然，有些人是在为如何利用中苏矛盾分裂中苏关系，而动脑筋并争执不休，但在研讨中也不乏对华政策的重要意见。例如，担任基金会主席后来出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就表示对美国奉行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感到担心，并主张美国应该采取主动，研究出一项同中国人就联合国问题及其他问题谈判的计划。
国会参议院领袖西奥多·格林，也曾表示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承认了其他共产党国家而不承认中国，我找不出其中有何道理”。
曾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费正清教授，虽然还不能公开呼吁承认新中国，但却使用了这样一个题目来发表文章：《中国：该是制定政策的时候了！》。
费正清在文章中说：“如果坐等敌人在你面前自行倒下，这种做法不能叫政策。”连在美国朝野很有名气的神学家霍尔德·尼布尔也表示了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他认为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做法是“在自我设计的神话中不能自拔”。
我们特别必须记述的是，在富布莱特就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后，不仅组织了数次审议美国外交政策成败得失的听证会，还通过有关立法程序，拨出专用款项，资助美国国内有关智囊集团完成专题研究报告。
其中一份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对外政策》，就是参议院外委会委托有名的智囊机构“康隆有限公司”完成的。后来在现代中美关系史上，甚至政界、学术界常提起的《康隆报告》，指的就是这一报告。这份报告是1959年9月完成的。
《康隆报告》对新中国有如下认识：
（一）中共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给人印象深刻；（二)中共政体牢固地控制了国内，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已经至高无上；（三)新中国在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方面构成的综合国力呈增长趋势，“完全可能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
该报告分析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认为：
（一）中苏摩擦日渐增多；
（二）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共与亚非国家关系日臻改善，在外交走向中存在“互不干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共处模式，也存在主张“对外颠覆和输出革命”，这使得其发展趋向将受美国和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
（三）中共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虽有“敌视”，但也发展至对具体国家区别对待；
（四)中共虽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但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都不会在军事上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美双方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报告在分析台湾问题时，只字不提“中华民国”也不使用美国人常用的“福摩萨”的名称，而是用“台湾”代替台澎金马等国民党控制地区。报告分析了台湾现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台湾人要求地方自治和大其自身权益的要求将增长，这样势必导致的结果不外乎两种：其一，“台湾将和大陆合并”；其二，“台湾化的趋势将得以继续”。
在台湾问题上，《康隆报告》虽然主张美国应放弃支持台湾作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代表的努力，但又主张美国不应该轻易让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必要时，美国可支持“台独”。
在结论部分，《康隆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选择有三种：
（一)通过孤立的办法对华予以遏制（这是现行美国政策）；（二)关系正常化，此政策将包含对新中国的正式承认；（三)试探和谈判，试探看中共是否愿意与美国“共处”，或是寻求一种“扩展的政策”，寻求“更有力、灵活和积极的态势”，或是与自由世界同伙协商，争取采取集体行动的更坚实的基础。
这个《康隆报告》的主要策划者是包括富布莱特在内的一批很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也有不久就入主白宫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此报告出台后，参议院原准备继续为其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不存在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气候，国务院官员不能出席作证，为《康隆报告》举行的听证会就没有举行。
但是，《纽约时报》等媒体泄露了关于《康隆报告》的有关消息，引发了国民党朝野的强烈反应。为了平息事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特不得不数次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
实际上这份《康隆报告》成了60年代以后美国调整其对亚洲及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它的影响不仅限于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甚至延续至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代。
尽管肯尼迪是《康隆报告》的策划者之一，但在他击败尼克松而于1960年刚刚当选总统时，还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打破共和党时期的僵局。肯尼迪虽然也有改变对华政策的想法，但是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反对在外交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势力仍然很强大，他不愿意让这个“次要”的问题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年过去了，新的总统大选年在即，有材料表明，肯尼迪打算在第二任期内重新审议对华政策。
1963年11月14日，肯尼迪本人在生前最后一次就中国问题作了一次公开谈话。他在攻击了中国是世界一些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后，又表示说：“然而，当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中国的敌对政策。”
这位美国最年轻的总统把话是说明白了，但是，一个星期后，他在达拉斯街头遇刺身亡，使得其任何想法及打算都失去了尝试的可能。继任总统的约翰逊对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没有大的调整，反而在亚洲将侵越战争升级，这是其外交上的重大失误，从而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由于肯尼迪的智囊班子如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等都继续留任，这就使得肯尼迪的对华政策得到了延续。
在肯尼迪去世三个星期之后，1963年12月13日，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曼作了一次政策演讲，题目叫《美国对华政策的再确认》。这个讲话透露出了一些新信息，称美国不再强调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会发生变化。希尔曼在讲话中还使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新提法，即表明美国要对中国采取一种“门户开放政策”。据其解释说：“我们决心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闭起来。”
前面提到了富布莱特于1964年3月25日在参议院发表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演讲，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3、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
伦敦有个评论家是这样来评述1964年的。他说，中国在1964年一口气甩了“两颗原子弹”，狠狠教训了美国佬。
1964年在世界上发生了两件重要的大事，不能不促使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有人将其比喻为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一颗是“政治原子弹”，指的是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法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对美国政界及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波。
另一颗是中国西部罗布泊上空产生蘑菇云的军用原子弹，这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这使得美国领导人即使不喜欢中国，也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存在，不得不考虑同中国打交道。
由于约翰逊深陷于侵越战争的泥潭之中，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又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产生了制约。越南战争一度使得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美国面对在越南根本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加上国内反战舆论极为高涨，这就导致了美国政界与知识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敌视的僵硬政策。
1966年间，富布莱特再次主持了参议院外委会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建议，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响。
“富布莱特听证会”以此载入美国外交史册。出席听证会作证并发言的包括鲍大可、费正清、汉斯·摩根索、斯卡拉皮诺等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及国际问题的一流专家。从3月8日至30日，共举行了12次听证会，尽管一些反华强硬派也到会辩论，但绝大多数代表呼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加现实与灵活的政策。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上海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尤其具有代表性，立即在美国高层引起反响。
在听证会上，鲍大可分析说：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联合国大会首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那么台湾留在联合国就没有可能。
鲍大可认为：美国应该放弃在联合国仅支持台湾的做法，而主动建议在联合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席位可以“具有两个继承国”。鲍大可认为美国应继续保护台湾免受攻击，但是美国决不能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虚构的事实”，即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即是“中国大陆政府”。
鲍大可在谈到外交承认时说，“法律上的承认”也许有待时日，但美国现在“能够也应该”表示“事实承认的愿望”。他说，美国应将其“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变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
鲍大可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得到了美国一些重要传媒的支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大报都在社论中表示赞同。
鲍大可这个简洁明了的观点发表不久，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将鲍大可的话接了过去，略加修改，宣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汉弗莱的这个“未必孤立”中国的讲话，引起敏锐媒介高度关注，有记者就追问与探究不止。
有一个记者挑明问，副总统的话是否代表了约翰逊总统的意见。白宫新闻秘书莫耶斯为此专门发表谈话，宣称他刚刚请示过约翰逊总统，据他本人的理解，“美国的政策一贯是具有灵活性的。美国不希望在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僵硬的态度”。这就是说，约翰逊总统也默认了这个观点。
接着，在3月16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国务卿腊斯克就鲍大可的提议而稍做修改所形成“遏制而未必孤立”的对华政策，作了具体阐述。
除了仍有美国协防台湾及防止“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外，腊斯克代表美国政府表示：
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大陆，没有理由相信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假定，即在我们与中国大陆的执政者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敌对状态；美国争取更多的机会同中共开展非官方接触，并希望在华沙的外交接触能促成有效的对话；并声言，只有在中共放弃武力和表明其与美国之间并无不可妥协的敌意之后，双方才有扩大接触和改善关系的可能。
把这些死要面子的外交辞令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就是美国不再以颠覆中共大陆政权为目标，而希望与中国扩大接触进而改善关系。
在进入1966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已经在一些细节上微妙地透露出来了。例如，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顽固坚持“不承认”立场，在1966年1月以前，美国一直坚持使用“北平”来称呼中国首都；但从1966年2月开始改变了，助理国务卿邦迪在一次讲话中称：关于中美双方之间开展旅游、文化交流和一定限度的贸易的“障碍”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此后，美国官方就不再提“北平”了。
这年春夏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公开场合表示说：美国设法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设法架通与中国共产党“沟通的桥梁”。国会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甚至在公开讲话中建议将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升级为部长级谈判。
白宫发言人立即就此反馈说：总统欢迎曼斯菲尔德和国会议员的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总统将就此与国务卿进行商议。
一年后，正在酝酿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称：
“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担负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在当今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不能将愤怒的10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应该说，尼克松的这个观点，也是从鲍大可所提“遏制而不孤立”之对华政策的建议而来的。
可以说，鲍大可的新建议对美国调整僵硬对华政策是功不可没的。
30多年以后，1999年3月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期间，早已退休的鲍大可先生不幸于3月15日因病在华盛顿医院去世。朱镕基总理闻讯，专门发表了吊唁讲话，高度评价其生前对促进中美建交与发展中美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