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藤阳子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曾任山梨大学助理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专攻日本近代史。
国家如何创造历史？
刚刚与大家一同读了安倍内阁的战后70周年谈话，那是国家针对自身的过去和现在所书写的一种历史。安倍内阁修改了战后一直被维持的对于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做出这种行径的内阁，会对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那段时期的历史，或者说，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何种阐述，肯定会受到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关注。可以说大家作为同时代的人，见证了一种国家书写的历史。
《滑向战争: 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
[日] 加藤阳子 著
章霖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说到这一点，请问大家觉得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去试图书写历史呢？
——就像战后70周年这样特别的时间节点，出于开启历史的新篇章之类的目的。
正是如此，在某个时间点上，向外界表明日本是如何考虑的。那么日本最初书写的国家历史是什么呢？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没错，马上就回答上来了。这两部都是国家编纂的史书，一般认为《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日本书纪》则完成于720年。它们都是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国唐王朝的制度建立起律令国家后写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是为了纪念日本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国家而书写的。
大家听过和辻哲郎（1889—1960）这个名字吗？他是一位哲学家，写作了《风土》和《古寺巡礼》等著作。和辻先生对国家成立的过程做了自己的说明。他认为，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在战争中成长的，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可怕。他也说了下面这段话，认为国家是在与其他国家对峙的过程中，从共同体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来的。
国家创造历史。因此历史也可以说是国家的自我认识。要认识自我，必须有他人作为媒介，国家也不例外，需要通过与他国的联系来建立自我认识。由此得来的自我认识，将作为历史的自我认识，去创造历史。
和辻先生一下子就把国家从与外界的关系中产生，国家在诞生之后就开始书写历史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给说明了。大家的脸上都挂着“哲学家的话好难懂呀”这样的表情呢。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考古学家有什么意见吧。
3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个叫卑弥呼的人，她会使用“鬼道”。所谓“鬼道”，可能是起源于中国南方的巫术，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萨满教。这个卑弥呼成了倭国（邪马台国，也就是当时的日本）的大王。关于这一点，想必大家都知道，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的“倭人”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魏志·倭人传》中，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从中国的叙述来看，倭国似乎在拥立卑弥呼为王，结束之前频繁的内乱之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统一，这一点应该是正确的。考古学家寺泽熏老师认为，日本的首长权力，或者说王权，是在短期内诞生的。
为什么卑弥呼一边搞些祭祀活动，一边就迅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呢？大约到1970年为止的教科书，也就是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是这样说明的：像日本这样平原狭小又多有湍急河流的国家，需要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来保证农田得到精耕细作，因此掌握了这些技术的王权就得到了发展。
但是当今的研究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倭国之所以快速形成了统一国家，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紧迫的军事斗争形势。当时中国处于三国时代，魏国统治着北方，其势力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的南部。魏国与南方的吴国处于对立状态，恰好当时的中国人又认为，日本列岛处在比实际位置更靠南的地方。因此魏国担心吴国与日本联合，同时又希望日本能从南方的海上去牵制吴国的势力。
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对立，以及魏国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的东亚局势，就成了魏国赐予卑弥呼紫绶金印，封其为亲魏倭王的背景。
战争可以说是共同体向外部行使其权力的最终形式。当共同体的领导人担当起战争中的军事指挥官，赌上共同体的命运作战时，他（她）就成了真正的最高权威。正是在赌上共同体命运的战争过程中，古代国家诞生了。
7世纪发生在东亚的中日战争
那么，日本作为国家书写的《日本书纪》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谁，抱着怎样的意图，促成了这部史书的诞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情势吧。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互相影响，从中产生了对立的萌芽。
618年，隋王朝灭亡，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唐王朝兴起。而在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在624年向唐朝皇帝称臣，进入了唐的册封体制（册封体制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皇帝赐予周边国家的首领王侯等爵位，并将这些国家纳入其统属）。到了7世纪上半叶，在东亚就形成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而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处于更东边的倭国，在633年选择不接受唐的册封，也就是独立于唐的册封体制之外。
为了压制高句丽，唐与新罗联合，以便从朝鲜半岛的南面对高句丽形成牵制。感受到压力的高句丽则选择与百济结盟。大陆与半岛之间便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选择了与高句丽和百济站在一起，试图对抗唐与新罗。
645年，唐太宗率1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倭国因为与高句丽和百济结盟，所以在唐军进攻高句丽之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高句丽挨打之后，会不会轮到倭国呢？
在唐征伐高句丽的645年，倭国以中大兄皇子为中心的宫廷势力，打倒了豪族苏我氏，开始了国内的改革，即所谓“大化改新”。此时发生这一事件并非偶然。中大兄皇子为什么一定要打倒苏我氏呢？原因并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而是在各地豪族并立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实现对外一致。在东亚的军事形势变得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因为担心唐军进攻，所以倭国产生了将国内权力集中到天皇周边以便应对危机的需要。主导这场国内改革的是后来成为天智天皇的中大兄皇子，他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后来也成为天皇，即天武天皇。《日本书纪》等国史就是在天武天皇的命令下编纂的。
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并不顺利，到了唐高宗（唐的第三代皇帝）时，唐将进攻目标转向与高句丽关系密切的百济，并在660年灭掉了百济。倭国接受百济遗臣的出兵请求，向朝鲜半岛派兵，走向了与唐开战的道路。
无论是决定出兵朝鲜时的齐明天皇，还是中大兄皇子等人，都前往出兵朝鲜半岛的基地九州。倭国赌上国家的命运，挑战唐与新罗的联军，却在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中遭遇惨败。
战败之后，倭国的紧张状态当然是有增无减，统治集团非常担心，接下来唐和新罗的军队是不是就要出现在日本的海岸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满怀着恐惧与紧张感，着手在对马岛和壹岐岛修筑防御工事，并在筑紫的大宰府修筑了形同堤防的水城。这是否让大家感到意外呢？
在东亚，唐与新罗对阵日本与百济（遗臣），双方展开了海战。虽然白村江之战的参与者包括朝鲜半岛的新罗和百济，但是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发生在7世纪的另一场中日战争。
“日本国使”
历史是无情的，到了668年，高句丽终究为唐所灭，至于百济，则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新罗在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
而倭国，大概依然在岛上烦恼不已。在白村江之战遭遇惨败之后，倭国不知道是否还能独立于唐的册封体制之外。如果走错下一步棋，可能就要成为下一个高句丽了。在这种局势下，倭国开始努力尝试调整自身政策，在时隔32年后，向唐派出了遣唐使，着手修复与唐的关系。当时倭国对唐进行的说明还挺有意思的。
702年，粟田真人作为遣唐使被派往唐朝。他对当时已经称帝的武则天表示：自己是代表日本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来使，并不是代表倭国。武则天对粟田颇为中意，认可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这就像是倭国通过启用“日本”这个新的国号，为7世纪后期倭国与唐之间的紧张关系做了一个了结。
古代日本面对一筹莫展的危机局面，在国内制定新的法律《大宝律令》，在国外宣称自身是新的国家“日本”，与之前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恢复外交关系，消除敌对状态，由此成功地摆脱了危机。而《日本书纪》这部由国家编纂的史书，也可以说是日本用来向唐朝介绍自己的书。
战败之后，为了在战后生存下来，战败国将自己的由来写成史书，呈现给战胜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自己修改了宪法原理呢。日本在武则天时代就做了这样的事。
另外，还有人以“历史的长远尺度”，来设身处地地比较白村江之战以后的日本与其身处的1945年战败投降后的日本，这个人就是昭和天皇。
1946年8月14日，昭和天皇召集日本投降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投降后曾任首相的币原喜重郎，还有时任首相吉田茂等人，开了一个茶话会。天皇召集这些重要人物并亲自主持了活动，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日本战败了，真是对不起，大家都辛苦了。不过，日本并不是第一次失败。663年，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出兵朝鲜，也失败了。由此进行了改新，结果反而促成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这样想来，日本接下来应该走的路，大家都明白了。”
在昭和天皇看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被击败的战争就是7世纪的白村江之战。昭和天皇往前两代的话，是明治天皇，再继续往前回溯80多代，就到了着手推动编纂史书的天武天皇。当然，关于天皇的历史存在神话的成分。
白村江之战和太平洋战争分别发生在7世纪和20世纪，相距甚远，但是依然存在相似之处。今天日本的宪法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被重新改写的，对外，表明国家已经重获新生，对内，则着手准备新的法律体系。像这样在内外两方面同时表明对宪法的改写，不仅在古代，而且在现代也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