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将目光对准上市公司，对准ESG。今日，任何一家企业的竞争力都不再仅仅局限于财务因素。
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非财务因素正在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国内，ESG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甚至有的企业这方面的意识也才刚刚觉醒。在采访中，一位国企人士依然充满疑惑：“我为什么要做ESG？”
2024年以来，不同部门陆续出台与ESG相关的新政和指引，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也在酝酿下一步推动ESG的政策文件。
到2027年，包括财政部在内的国家部委，将陆续出台国内相关企业的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要基本建成。
自上而下的推动，也催生着ESG市场的火热。
我们会持续关注ESG的发展，邀请相关人士探讨关于ESG的真问题。
本文为【ESG真心话】系列报道第十四篇。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2025年，“双碳”目标进入关键期，ESG投资从概念热转向深水区。然而，国内ESG基金规模波动、企业“漂绿”争议、国际评级偏低等问题，本土化实践的深层挑战依旧突出。
如何让ESG投资真正扎根中国土壤？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60人GF60成员邱慈观，直击ESG投资本土化的核心关切、误区与破局路径。
在邱慈观看来，ESG本土化没有捷径，需容忍“慢”，也就是数据积累、认知迭代、政策磨合得慢下来；也要抓住“快”，比如双碳目标倒逼金融创新，乡村振兴催生社会价值投资的快速信号。
她认为，中国ESG投资的本土化路径正从理论走向实践。这场“静水流深”的变革，终将重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图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60人GF60成员邱慈观/采访对象供图）
经济观察报：您曾提到ESG是“舶来品”，本土化需回应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需求。当前中国ESG投资本土化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邱慈观：所谓ESG投资，就是将ESG因素纳入投资流程，在投资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因素，运用七种ESG投资策略来选股，包括负面剔除法、积极股东法、依公约剔除法、正面优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ESG整合法以及影响力投资法。
在国际上，上述这些策略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历经四十年才发展完整，是全球公认的ESG投资策略，具有科学工具的性质，而工具本身“不必本土化”。需要“本土化”的是ESG投资的关切，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找出最符合当地社会需求和价值观的ESG关切，以此构建具体可行的投资框架。
以我国而言，本土关切可包括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创新、低碳转型对接碳中和的目标等，甚至进一步和中华文化生命理念相结合的尊生、保生、生生不息等观念。
然而，将上述这些抽象笼统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构建相关的投资框架时，框架必须符合投资组合理论，要顾及多角化原则，通过平衡风险、回报和关切三个维度，利用可靠的数据和选取合适的绩效考核KPI，从而设计出能表彰本土关切的ESG投资产品。
应用ESG投资策略进行选股而形成的产品是“复合式”产品，包括公募基金、指数和ETF等，而不是债券或贷款等“单纯式”产品。
具体来看，ESG投资本土化的核心挑战在于“三重脱节”。
首先是标准脱节。
国际ESG框架（如ISSB、欧盟ESRS）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而中国需兼顾“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社会目标，现有标准难以直接套用。例如，国际评级机构关注劳工权益，但中国企业的党建、扶贫实践却未被纳入主流框架。
其次是数据脱节。
国内企业ESG披露率低，关键指标（如范围三碳排放）披露比例不足1%，且数据颗粒度粗糙。这导致投资决策缺乏可靠依据，基金经理常以“泛ESG”概念包装传统产品。
还有认知脱节。
散户主导的资本市场更关注短期收益，ESG被视为“成本项”而非“价值项”。例如，某碳中和ETF因过度强调财务回报吸引短期资金，上市后规模缩水超50%。
所以，国内亟需构建“目标导向型”本土框架，将国家战略（如双碳、乡村振兴）转化为可量化的ESG指标，并通过政策强制披露关键数据，例如上海曾推出的转型金融目录，已覆盖水运、航空、石化等六大高碳行业。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国内也在持续讨论ESG相关的本土化问题，但往往没切中重点，以致陷入一些误区，您认为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邱慈观：第一，很多人误将“ESG投资”和“ESG披露”划上等号，认为在披露里加上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议题就够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不理解ESG投资会涉及一个很长的链条，ESG披露位于这个链条的前端，而ESG投资则是在链条的后端。这里的ESG披露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于其ESG实践的报导，这些披露不能直接形成ESG投资产品，其中必须加上ESG关切点的明确化、投资框架的构建、投资策略的选择、数据的使用等，因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第二，将“本土化的ESG关切”与“ESG投资产品”混淆，误认为只要确定了本土化的ESG关切，就可以直接转化为ESG投资产品。实际上，从抽象的本土化ESG关切到具体的ESG投资产品，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包括构建可行的投资框架、考虑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原则、平衡风险、回报与ESG关切，以及使用合适的数据来选股和通过KPI来进行绩效考核。
第三，误认为“本土化的ESG关切”势必会受到国内关注，但是必须正视形成的投资产品应有“投资回报”。事实上，投资回报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本土化的ESG关切外，还需要考虑其他投资组合构建的原则。简单的说，ESG基金产品能赚钱的先决条件是构成这只基金的成份股公司都能盈利，那么，致力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公司都能从其本业中盈利吗? 它们基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原则而形成的现金流模式是什么? 能直接反映在财报上吗?
如果这些本土化关切背后的现金流模式不明确，却要把“ESG关切”和“ESG投资回报”画上等号，结果势必会让投资者失望。
在本土实践ESG投资时，虽然国内的ESG数据相对薄弱，但也已有一些基金公司开始开发本土化的ESG投资产品。受到ESG数据限制，这些产品的制作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常使用负面剔除法、正面优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等ESG投资策略来选股，而很少使用对ESG数据要求较高的ESG整合法。同时，本土化的ESG投资产品在投资框架的构建上也比较简单，未必能反映其背后理念的真实内涵。不过，国内ESG投资产品的真正问题是本土投资人对于ESG的接受度并不高，以致产品上市规模原本就不大，上市后又往往遭到投资人出脱份额的命运，以致基金规模只下不上，持续萎缩。
这现象背后的理由值得深究，可能与国内ESG投资市场尚不成熟、缺乏认知有关。因此，加强ESG投资的宣导和教育，提高投资者认识和兴趣，是未来推动本土化ESG投资发展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阿里、蚂蚁等企业早年发布的ESG报告曾经被指存在“策略性偏重”， 但这两年已明显改能，那么，企业披露的“策略性偏重”现象是本土企业的普遍痛点吗？
邱慈观：企业披露的“选择性”本质是成本与效益的博弈，但有时更反映知识和能力累积的学习过程。以蚂蚁集团为例，其2021年报告仅披露范围一、二碳排放，却未涵盖范围三（价值链碳排放），而后者实际是金融机构碳足迹的700倍。2022年报告对于范围三里的15类别披露了3个类别，2023年则首度完成范围三碳排放披露，对于其中相关的12类别都做了披露。目前蚂蚁更在先前的核算基础上，设法进一步优化数据质量。因此，从“策略性偏重”角度看蚂蚁的披露可能有失全面，必须把时间轴拉长，以长期视角来了解企业的学习过程以及数据的累积过程。
我们看企业碳披露时，也必须对造成国内披露不佳背后的深层原因有所了解，其中之一在于先前国内的碳核算体系尚未统一，地方与行业标准并存。另有一个原因是风险规避，企业披露负面信息可能引发监管或舆论压力，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会与生产盈利的冲突，使股东不开心，最后让企业选择“报喜不报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尝试逐步扩大强制性披露的覆盖面，并对披露数据的颗粒度、报告的第三方鉴证等做出要求。
国内三大交易所已发布针对其上市公司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就已对上证180、科创50指数等特定指数的成份股公司做出强制性披露，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以后再逐渐扩大覆盖范围，最终扩及全部上市公司。披露数据的颗粒度可参考PCAF所拟订的等级，逐步要求企业能提高数据质量。至于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获得第三方鉴证，日前国内主管机关也在征询各方意见，先明确鉴证原则，以后再循序渐进的推动。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企业，究竟该如何做好ESG本土化，可操作的路径有哪几条？
邱慈观：首先，基金经理人应该加强自己的专业能力，尤其是要学习熟练运用七种ESG投资策略。这一点不只有国际先例可循，也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围棋棋手训练有异曲同工之妙。围棋棋手通过研究过去的棋局来提高自己的棋艺。同理，基金经理人也应该学习国际知名经理人对于ESG投资框架的构建经验并结合本土情况，多思考、多学习，才能更加娴熟地运用ESG投资策略。
其次，社会各界应该加强对ESG的认知。这需要上层领导、同业协会以及资产管理行业的共同努力。唯有通过提高公众对ESG投资理念的认知，才能逐渐培养ESG偏好，从而让更多人愿意购买并长期持有ESG投资产品。
第三，政府在ESG本土化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应该积极主导ESG本土化的讨论，为相关行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同时，在提高ESG投资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方面，国内可以尝试通过公开甄选ESG投资产品的流程来让整个过程更加有趣。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对ESG议题的关注度，还可以激发投资者的兴趣。讨论国内最关切的ESG议题以及如何对目前相对薄弱的环节进一步改善，这对设计符合本土需求的ESG产品至关重要。
最后，成功的ESG投资产品应该发挥推动功能，不仅基金经理人要与社会分享投资框架构建的成功经验，组合中的个股公司也应该与社会分享成功的实践经验。
唯有通过提升视野、提高参与度与扩大受益群体，才可深化整体社会对ESG概念的认知，从而推动ESG投资产品的本土化进程。相信在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深耕厚培，国内的ESG投资产品必将开花结果，形成更多细致的、有内涵的产品，甚至终将引领全球ESG投资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国内ESG基金规模波动剧烈，这是否意味着ESG投资尚未形成真实需求？
邱慈观：当前ESG基金的症结在于“名实分离”。
部分产品设计粗糙，80%的“泛ESG基金”仅凭名称吸引资金，未使用负面剔除、ESG整合等核心策略。例如，某碳中和ETF成分股包含高碳排企业，因未严格应用剔除法导致“漂绿”争议。
还有资金结构失衡的问题，机构投资者为政策表态短期认购，散户追求财务回报快进快出，导致基金规模“过山车”。例如，某可持续发展ETF上市半年规模暴跌92%，反映ESG投资文化尚未扎根。
破局的关键在于，未来需明确ESG基金的“绿色颗粒度”。
比如欧盟SFDR将产品分为Article 9（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产品）、Article 8（ESG特质产品）、Article 6（传统产品）三类，国内可借鉴此框架，要求基金披露ESG目标、策略与数据来源，避免“洗绿”营销。
经济观察报：许多企业将ESG等同于公益捐赠，这类认知偏差如何纠正？
邱慈观：ESG的核心是“通过规范化管理创造社会价值”，而非简单公益输出。例如，蒙牛发布生物多样性报告，因其牧场运营直接影响生态平衡，这属于具有“影响重大性”的议题；而互联网公司若过度披露慈善捐款，却忽视数据隐私治理，则属“本末倒置”。
企业须厘清三大边界。
第一个边界是具有财务重大性的议题，即选择与财务底线强相关的ESG维度。如钢铁企业应聚焦脱碳技术，而非盲目追求社区捐赠。同时，企业也应披露具有影响重大性的议题，如上述的蒙牛案例。
第二个边界是价值链责任，头部企业需带动上下游减排。苹果通过供应链管控要求供应商披露碳数据，国内电商平台可效仿此模式。
第三个边界是长期主义。
ESG投入回报周期长，需与战略转型结合。例如，宝钢布局富氢炼钢，虽短期成本高，但契合“双碳”政策与行业趋势。
经济观察报：从政策端看，中国ESG生态体系还需哪些关键拼图？
邱慈观：首先标准要统一。整合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碳核算指南，对接国际标准（如PCAF），尤其完善范围三披露框架。
在数据基建层面，可以建立企业级ESG数据库，利用AI追踪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等动态指标。我们在“上海绿色金融指数”中引入机器学习，已提升数据颗粒度。
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可以培育长期资本，引导养老金、险资配置ESG资产。可参考挪威主权基金“双底线”策略，平衡财务回报与社会价值。
在人才储备方面，国内ESG研究员不足百人，需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高金已开设可持续金融课程，未来将扩大跨学科合作。
王雅洁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ESG创新部主任、高级记者
专注ESG领域专业报道，擅长宏观经济、国企国资领域报道，聚集深度分析报道、调查报道、政策解读以及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