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5日报道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3月17日刊登题为《美国也许不会回头了》的文章，作者是约尔格·劳。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这个欧洲的保护者第二次被敌视德国的特朗普领导，是历史性的重大变故。这位梅开二度的总统早在首个任期内，就对祖父的故国心怀怨念。特朗普认为，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是精明的寄生虫，在受到美国保护的同时却通过出口摧毁美国的工业。
特朗普再次掌权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的跨大西洋主义时代结束了，在那个时代，不论哪几个政党执政，德国政府都想当然地认为，与美国的联盟将确保德国安全与繁荣。
在联邦德国建国之初，秉持跨大西洋主义是所有主要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标准立场，因为美国为这个声名狼藉的战败国重返国际社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人们不清楚什么可以取代这种跨大西洋的定位，是致力于增加欧洲的独立性，还是搞新的民族主义，抑或与欧亚强权俄罗斯和中国协调一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必须处理大西洋两岸渐行渐远的问题。在特朗普于2016年首次胜选时，人们还可以将“美国优先”的导向视为插曲。但特朗普再次上台表明，拜登为欧洲奔忙才是偏离轨道，美欧间的“大陆漂移”仍在继续。
这并不是由特朗普开始的，也不会随着他下台而结束。跨大西洋主义者的日子早就不好过了。
多年来，德国左翼人士一直批评说，大西洋之桥协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大西洋理事会和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这类跨大西洋关系网是美国五角大楼、军工复合体和大公司对德国施加影响的工具。干涉主义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大溃败，让德国的亲美倾向备受争议。当时有种观点几乎变成老生常谈：德国得摆脱美国这个强大的教父。
但随后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那位教父自己转身走了。奥巴马宣布要“重返亚洲”——这是针对竞争对手中国作出的新战略定位。他的继任者特朗普则宣布北约“过时了”。
2017年，彻头彻尾的跨大西洋主义者默克尔用安抚人心的话语表达一种充满焦虑的预感：“我们完全依赖别人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人们对德国可能很快就会在西方联盟中形单影只感到恐慌，这种情绪压倒了摆脱美国束缚的愿望。与此同时，大西洋联盟的几个创始国则在“美国优先”和“英国脱欧”的口号下堕入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揭示了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之深。没有美国带头援助，乌克兰就几乎难以生存。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德国该不该摆脱美国，而是能不能让美国人留在欧洲，以及怎么才能做到这点。
朔尔茨著名的“时代转折”演讲实质上就是在挽留美国。这位德国总理急忙撇清所有让人觉得德国要搭便车的嫌疑。
朔尔茨虽然很晚才信奉跨大西洋主义，态度却极为热忱。他在作重大决策前会与白宫协调，例如在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一事上。他有时实际上就躲在拜登身后。
这有着远超私人好感的深层原因。自冷战最危险的时期(即1948年和1958年的两次柏林危机)以来，德国对美国的依赖从没有像在面对俄罗斯的核威胁时表现得这么明显。俄罗斯的威胁使德国人再次意识到，美国的威慑力是德国安全政策的“人寿保险”。
现在，在基民盟胜选后，制定另一种外交政策方针的任务落到了将成为德国总理的默茨身上。但正如朔尔茨早年反美、后来却亲美，这种安排对默茨来说也不乏讽刺意味。默茨一直自视为跨大西洋主义者。他曾在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工作，任大西洋之桥协会主席多年。现在，默茨这个美国之友却不得不为德国制定另一套外交政策，以应对美国不是善意伙伴，抑或甚至是对手的那种极端情况。（编译/王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