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就到了1977年的早春，似乎就在转眼间，我来到陕北马家沟插队落户已经整整八年了，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迟迟没能招工进城，昔日热热闹闹的知青点还剩下我一个人，一排五孔土窑里就我一个人，那种孤独、寂寞和失落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我们喂养的“大黄”（大黄狗）不离不弃，天天陪伴在我身边，让我孤独寂寞的心情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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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是2月11日，再有五六天就该过春节了，看看堆在院子里的烧柴不多了，我想去山后的塬上打两趟烧柴，免得正月里没柴烧。尽管老队长马大伯对我说过多次，场院里的那垛秫秸让我当烧柴，可乡亲们谁都没烧过队里的一根秫秸，我也不好意思去队里的场院挑柴。
那天吃过早饭，我拿起板镢（短把的镢头），把两根绳子挽在扁担上，扛起扁担，怀里揣上一个高粱面团子，就和大黄一起出山了。每次去打柴，大黄都会和我一起去，从不嫌路途遥远，它还给我捉过一只野兔。
能打柴的地方距离我们居住的村子少说也有十里路远，要翻两架山梁，道路崎岖难行。因为陕北干旱少雨，丘陵和山坡上植被稀疏，荆条和酸枣树也不多，近处能烧火的草根都被乡亲们挖光了，要想打柴，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
之前我经常跟马大伯去打柴，我知道哪里烧柴多。步行一个多小时，我和大黄总算爬上了陡峭的山崖，找到了一片酸枣树丛，旁边还有没过膝盖的茅草和荆条。我和大黄坐在地上歇息了一下，就开始打柴。
大约两个钟头，我把砍下的荆条、酸枣树枝和茅草都收集到一起，用绳子捆了两大捆，然后从怀里掏出高粱面团子，掰一小半给大黄，我自己吃了一大半。看看日头偏西了，我用扁担挑起两捆烧柴，艰难地往陡坡下走。
两捆烧柴足有一百多斤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来到塬下平缓的路段，沿着泄洪沟的沟崖往前走二里路，才能走上回家的那条崎岖山路。沟崖上根本就没有路，要绕来绕去小心翼翼，不小心就会跌下沟崖。
到了泄洪沟的拐弯处，走下那段陡坡，前面就是小路了。就在这时，我感觉脚下悬空，眼前一片漆黑，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蜷缩在一个黑暗狭小的空间里，浑身酸痛。过了一会子，我听到了大黄凄哀的呜呜声，我也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我掉进了一个被山洪冲刷而形成的哨洞里。
稳定了一下情绪，我试着活动了一下四肢，除了疼痛，感觉并无大碍，但要想从四、五米深的哨洞里攀爬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我呼唤大黄，大黄发出无助的悲哀声，它也没有能力帮到我。
过了一会子，我还是无法从哨洞里攀爬出来，就试探着跟哨洞外面的大黄交流：“大黄，你快回村子叫人来救我，快跑回去，叫老队长马大伯，大黄，快回去呀……”我知道大黄听不懂我说的话，可我还是不死心，唯一的希望就全都寄托在大黄身上了。
大黄在上面发出“呜呜”的叫声，像是在回应我，可过了五六分钟，大黄还在上面呜呜地叫唤，它并没有离开。大黄没听懂我的意思，它还守护在哨洞上面。我彻底绝望了，没有人来施救，我只能在哨洞里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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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子，我再次呼唤大黄，上面却没有任何回应了，大黄不知去了何处。我心里越来越怕，明知呼救没有任何作用，我在洞里还是不停地大声呼救：“救命啊！快来人啊！救命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分钟的时间就像一年那样漫长，我感觉到了洞口的光亮越来越昏暗，日头应该快要落山了，我心里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从这里出去。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太粗心没看到脚下的哨洞，后悔不该一个人来打柴，后悔来打柴时没告诉老队长，也没告诉任何人，但凡有人知道我来打柴，黑天后我还不回知青点，肯定会有人来寻我，就算不知道我会掉进哨洞里，只要能看到我的那担烧柴，肯定能找到我呀。
就在我坐在黑暗的哨洞里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大黄的声音，它冲着洞口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就是急促地狂吠声。我应了一声，大黄又是一阵狂吠。
不一会功夫，我听到了二力哥（马队长的二儿子）的声音：“晓明，谭晓明，你木事（没事）嘛……”那一刻，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哽咽着叫了一声二力哥，再也说不出话来。
很快，马大伯和小队会计王成喜也赶来了，马大伯确定了我的身体没啥大碍，一边安慰我一边递下一根麻绳，告诉我系在腋下，要系牢。等我系好的麻绳，我双手向上伸开，抓住绳子，洞口上面的二力哥和王会计合力把我从哨洞里拉了上来。
此时，日头已经落山了，四周一片昏暗，我感觉浑身发冷，左脚踝疼痛难忍，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呜呜哭了起来。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我那是第一次哭泣流泪。
马大伯看我行走困难，他就让二力哥背着我，王会计挑着我打的柴，大黄在前面引路，缓慢地往坡下走去。
走下那段陡坡，我让二力哥把我放下，二力哥和马大伯搀着我，慢慢往村子走去。
快到村口时，又有几位乡亲陆续迎来了，还有一人提着马灯。回到知青点，马大妈已经帮我烧热了土炕，做好了晚饭，她看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心疼得要命，一个劲抹眼泪。
当时我也没感觉到啥，就是脚脖子疼，不敢走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左脚踝处又红又肿，胳膊肘还有擦伤，额头上也有一道划伤的痕迹。我刚穿好衣服，马大妈就来到知青点，她不放心，过来看看我。
马大妈看我的脚踝肿得厉害，就叫来了会正骨的刘大伯，刘大伯给我捋了捋脚踝，贴了一贴祖传的黑膏药，他说让我在家歇两天就没事了。
经历了那场劫难，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感激马大伯，也感激和我朝夕相处的大黄。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北京林学院，成了全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北京知青。离我们马家沟不远的张家河大队也有一名叫丁爱迪的北京知青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他是关庄公社的，和我不在同一个公社插队落户。
离开马家沟的前两天，我把自己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和剩下的口粮都分给了乡亲们，两只母鸡和那头四五十斤重的小花猪送给了马大伯家，唯一让我舍不得的是大黄，马大伯家有一只大黑狗，他不想收养大黄。大黄好像也觉察到我要离开马家沟了，我走到哪它就跟到哪，马大妈给我送来几个白面馍馍，我给了大黄两个，大黄坐在那两个白馍前呜呜直叫唤，竟然一口都不吃。
最终，王会计家决定收养大黄，可我把大黄送到他家，王会计却拴不住它，手指粗的麻绳它都能扯断。
离开马家沟那天，我把大黄关在了土窑里，大黄在窑里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嚎声，像是在哭。
带着不舍和留恋，我于1978年春天离开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整整九年的第二故乡，回到了北京，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不久，我就收到了王会计的来信，他说我走后大黄不吃也不喝，七八天后就死在了我们知青点的院子里。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心里难受了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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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过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乡亲们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去年秋天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年过八旬的二力哥又提起了我当年掉进哨洞的往事，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每当想起掉进哨洞的情景，我还心有余悸，当时要不是大黄，要不是马大伯他们及时赶来救我，我的生命有可能会永远定格在二十四岁。
知青岁月已渐行渐远，可那段时光将会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永远。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谭晓明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