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旷：守窟人（附创作谈和同期作者羽瞳短评）丨天涯·新人“回头看”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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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用笔尖挑开情感死结

抵达“永远不会融化”的本质

2021年，羽瞳给《天涯》邮箱投了一篇中篇小说《线》，在邮件中，她说自己了解到《天涯》“不厚名家，不薄新人”，所以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也敢大胆给我们投稿。看到这封邮件后，我们知道《天涯》的用稿原则之一“不厚名家，不薄新人”，在众多作者心中播撒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并且等来了开花、结果的季节。

羽瞳的《线》经编辑部三审后决定留用，后在《天涯》2023年第2期首发，并被选刊转载了。一年后出版的《天涯》2024年第2期，我们刊发了同样是自然来稿中留用的屈旷（江映烛）的小说《音图》。

这几年，《天涯》大力推荐更年轻的90后、00后写作者，除了“小说”栏目的子版块“新人工作间”，还连续在“小说”栏目中推出了“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羽瞳和屈旷是《天涯》成千上万个自然来稿作者中的两个。虽然从邮箱中淘稿，必然有看走眼、有遗珠之憾的可能，但从羽瞳和屈旷这两年的小说创作成长来看，他俩是《天涯》没有遗漏的“发光的珠子”。

《天涯》2025年第2期特别推出新人“回头看”小辑，刊发了屈旷和羽瞳的两篇新作，我们想看看其在《天涯》发表小说后，在创作上是否有进步和提升。屈旷的《守窟人》以敦煌为背景，羽瞳的《雨雪霏霏》以东北为舞台，两篇小说观照小人物命运，用冷静叙事揭开隐秘往事，用笔尖挑开情感死结，抵达“永远不会融化”（羽瞳的《雨雪霏霏》中的原文）的本质。从文本的故事躯壳和内在精神看，他们的进步和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微信公众号推送时还是采取互评的方式，这两天会陆续推出屈旷的《守窟人》和羽瞳的《雨雪霏霏》小说全文，并附上他们各自的创作谈和给对方作品所写的短评。

《天涯》

✦新人“回头看”小辑

2025年第2期

屈旷

创作谈

屈旷：两个被挂放在旧时代的人

一、错位的两粒尘埃

每次写创作谈，就到我最拖沓的时候。我得把写过的东西，在深夜重头看一遍，再看一遍。从写成到发表中间，往往是好几年的空洞，情绪要倒流，才能捕捉到起笔时的部分感觉。去年我以旧笔名江映烛在《天涯》杂志第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音图》，到六月，我投去了这篇《守窟人》，还是三个月左右，收到留稿通知，因此成为《天涯》杂志二番回首的新人，再次感谢编辑老师。

《守窟人》的整体构思是在2022年初，是我漫游式小说集中其中一篇。我一直想写一个被挂放的旧时代的人，碰到另一个被挂放在旧时代的人，即两个搁浅的边缘人的碰撞。当时我正在给《国家人文历史》写敦煌归义军的相关内容，满脑子敦煌，于是，故事背景被我放在了敦煌。

怎样的人，能称为挂放在旧时代的人？

我想到一幕动人的初始情景，一个时常坐在小庙前等潮信的南方小童，被时代推着，被世事推着，推到了北方，推到了大漠，推到了张议潮那十支穿越万里大漠去往长安报捷的信史中，此去经年，前路未卜，多半要死在道上。但他又不能在张议潮的队伍里，因为他是个现代人，所以只能在童年时游过长江，被铁钩所伤，成为搁浅在敦煌的边缘人。

守窟人的形象就此成型，等他遇到一个同样搁浅的灵魂，他会掏尽自己的口袋，他的口袋原本干干净净，掏出来的瞬间，珍藏的火粒随着他手中紧攥的砂砾颗颗洒落，来人定睛一看，那是南方天空的星辰。这是他对家乡的特有陈述，没有语言，也不需要语言。这多少有点魔幻现实主义元素。而另一个孤独的个体——“我”，同样是错位者，在精神层面跟现实世界脱节，两个迷失孤舟偶然相遇，在莫名中，会惺惺相惜。他们中，一个人的故土沉没在水底，另一个人的故人消散在风里。很残忍，也很公平。

我还想重新写爱情，写一种混沌，在浮躁的洪流之中。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痛苦，被切分成虚影。这种爱情，是要抵御痛苦的一种实在可能，于是有了月小蛮，她很重要，但关于她的部分我写的很克制，写了又删，如此反复。

因此《守窟人》算我创作过的中短篇小说里很耗费心神的一部，构思完整后，写作的进度一直很缓慢，总觉提不起一口气。直到23年除夕夜，才抛开诸事，从零点钟声响过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写了整整一夜，后半段一气呵成。写完后，心力一时掏空，随后三个月再不想写任何东西。三个月后的五一假，我和几个朋友从兰州租车自驾，绕道敦煌，在生日前两天，看了场王潮歌的《又见敦煌》。两个时空重叠，我跟守窟人、月小蛮以及敦煌的风花雪月，完成了一场告别。

二、孤独的几种形态

关于守窟人的身世，是一场罗生门。他不是敦煌的外来闯入者，是被飞天救下的人。一九八六年的铁钩伤他跟腱的同时，也斩断了他与现世接驳的缆绳。这个拖着南方水汽的瘸子，注定要成为莫高窟里游荡的孤魂，与南方脱节，与社会脱节，与他的童年脱节。我赋予他一种近乎发怔的能力，傻子的专注。他临摹窟中的壁画，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我”从他的行为中幻想出某些洞见了世界另一套语言的人群，他们找不到破译这套语言的辞典，所以困住了，外人看不懂他的孤独，也看不懂他的幸福。

而“我”又何尝不是另一具悬浮在现代社会的无根之尘，在四赴敦煌的22年里，通过对月小蛮的回忆、与守窟人命运的交叠，见证了玉门的风、莫高窟里的“花”、敦煌的雪、鸣沙山的月、多含征戍的古谣集，以及那些深埋在黄沙里的个体之命运、南北之浪漫、岁月之变迁。所以在本质上“我”跟守窟人是同类人，只不过被不同时代遗弃。至于月小蛮，这个多愁善感的女人，是站在玻璃罩里的烛火，她的敏感是种天赋。在九六年鸣沙山顶，她第一个注意到守窟人的胸针，却也在新世纪到来前从我的生命里蒸发。敏感的人天然孤独，我们的孤独很相似。

于是三个人串起了“春生花”“夏老梦”“秋风惊”“冬亡月” 四章，对应着四种不同的人生阶段，四季更迭，象征人生的起起落落、生老病死。“春生花”是萌动，“夏老梦”是回忆，“秋风惊”是世事的惊变，“冬亡月”是平静的尾声。这四章之外，还应该藏着第五季。守窟人将南方星辰撒向大漠的瞬间，“我”在红眼航班上窥见月中倒影的时刻，某种超越时序的孤独在显影。这种孤独不归属于单一的任何地域或时代，它是异乡人共享的精神印记，对应每个在现世中错位的个体。

完成《守窟人》后的一段时间，我曾梦见自己变成洞窟里的供养人画像，定住了不能动，颜料在皮肤上剥落的痛感很真实。这种痛感源自异乡人的感受，既无法彻底融入他乡的水土，又早早丧失了返乡的路径。守窟人在等他的潮信，我也在等我的潮信，但潮信什么时候来，潮信不应该准时来吗？这都是问题。此刻北京窗外飘起雪，远不如小说结尾敦煌的那场雪大。“我于长夜之中清醒过来。旧时代的暮色业已远去，天高地阔，我不知何往。”

2025年3月15日

羽瞳

短评

羽瞳：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阅读屈旷老师作品《守窟人》的过程中，这句话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敦煌，于长河落日、鸣沙月泉中谱写千年绝唱。小说以历史学者的视角贯穿敦煌的前世今生，凝望一位外来守窟人的虔诚稚拙，思念曾陪伴于身边的恋人，并在追溯故人的旅途中，通过壁画勾连时间与空间，寻找冥冥中个人与时代、历史与当下的投射与联系。

曾有幸前往敦煌，在鸣沙山下的邮政局，工作人员无意间感叹：“现在的游客太多了，每天白天都把鸣沙山的山尖踏平了，可每到晚上，风又重新将它削得锋利了。”小说中的守窟人是否也无数次眺望鸣沙山周而复始，聆听九层楼铁马叮咛，在静望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时，遥想归义军抗击吐蕃收复河西的“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并在低下头时短暂地回想起已被斩断的家乡与人生，用土块绘出属于他的“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

未来已来，过去未去。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曾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历史与文学在《守窟人》中巧妙结合，一如敦煌，模糊了艺术与宗教的界线，模糊了历史与当下的界线，模糊了凡人与佛陀的界线。生命与信仰的力量在砂砾的摩擦声中铮鸣着生长、埋葬、再次生长，历史长河中的人们如同敦煌的一粒粒砂石，他们无法抵抗时代滚滚向前，却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绘制、凿刻、塑造出这敦煌千年，虔诚地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守窟人

屈旷

万里荒寒的敦煌大漠，守窟人将一把火焰揣进口袋，他的口袋干干净净。掏出来的瞬间，火粒随着他手中紧攥的砂砾颗颗洒落，我定睛一看，那是南方天空的星辰。

一、春生花

一九三五年秋，常书鸿先生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被一本《敦煌图录》画册震撼。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一九八五年，守窟人在长江浮游时被铁钩所伤，伤到了跟腱，成了瘸子。

次年，他从温暖的南方一瘸一拐出发，一路走走停停，最终搁浅在西行北游的路上，那年他三十出头，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

据说，他浪荡野游的目光失焦于一个黄尘匝地的黄昏。一条逶迤如带的地平线被西北的长风佐以日光吹拂得金光璀璨。他软下来，就地躺下，像失去了骨头一样。

据说，是在那时，他找到了归宿。

我对他本来面目的好奇，始于我俩的第二次见面。那时正是千禧年夏天，电视台上没日没夜地轮播着《西游记续集》，人类首次克隆了猴子，中国申奥的进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将在当年的8月28日获得申奥资格。而我的人生却陷在某种失焦的状态，亟须一些诸如信仰的虚物来填补，在百无聊赖中读了樊锦诗先生刊载在《群言》上的《回眸百年敦煌学，再创千年新辉煌》之后，我决定再赴敦煌，完成一个誓约，也弥补四年前错过游览莫高窟的遗憾。

第二次见他，他比之前老了一些，但整体上并无大的变化。我特意看了一眼他的胸口，土色呢子大衣上别着一枚不起眼的胸针。他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宽松牛仔裤，要不是短一截露出脚踝，会误以为他没有腿。大风刮过，裤子边呼啦啦飘荡如旗帜。他露出的脚踝细瘦，向上连接的双腿筷子一样等细，向下却戳在两只不一样的休闲鞋里，一只鞋面上打着一个对号，一只鞋帮上印个“NB”。

我邀他来做我的地陪兼导游，一来是四年前初游敦煌时，他曾做过一次我的导游，那时刁钻的月小蛮还在我身边，她是生平第一个爱读我的文章并不吝溢美之词的肉麻女人，总在讽刺我的闲暇，说我的故事里充满了鬼话和诗性，以及一些梦呓般志怪志奇的东西。我对此常怀羞赧，并假装不以为意，直到这个女人离开。也是月小蛮在那次旅程的末尾，发现这位地道的敦煌守窟人实则是个南方人。二来是带着一点学术方面的任务。三则是更实际的原因，我的经济实在窘迫，找不了更好更便宜的地陪，守窟人虽然寡言、迟缓，但便宜、耐心。他拄着他那不似拐杖的棍子，一步一个坑，带我缓慢走过古城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街巷，他高一脚低一脚无言地走，我紧一步慢一步无言地跟，倒像是他的陪护。

我在书上读过，那故城南北1132米，东西718米，走得慢，所以每一米都数得清楚。但再忆起来，那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梦里，不曾走实过。

再赴敦煌的当夜，我被同屋守窟人的鼾声吵醒，睁眼躺在宾馆的床铺上，心里想着许多事。二〇〇〇年的月夜没有网络，我拿着一款直板按键手机，砖头般大，用沉默打发失眠的时间。

月亮从拉不严实的窗帘中挤出形貌，格外地大，让我记起第一次来敦煌看到的一轮落日。那时世界的可能性正在变大。守窟人带着我们一行在鸣沙山等落日。

第一次到敦煌的记忆并不十分深刻，更确切地说，是我第一次到敦煌对守窟人的印象并不十分深刻。

总体印象只有五点：一个未入莫高窟的遗憾，一个初遇守窟人的照面，一场鸣沙山上的风，一句介于玩笑与认真之间的承诺和月小蛮的一句话（月小蛮说他是个南方人，他别着一款我丝毫未察觉的胸针）。

那是一九九六年春，我作为初出茅庐的研究员随队前往敦煌游学，说是游学，实际上是为期四天的游玩，同行的有我那时的女友月小蛮、老学究谭芥和会计孙湛平。为了省钱，老谋深算的会计老孙经由当地朋友介绍，找了守窟人做我们的地陪。尚未见面，我们就从孙会计的朋友口中知道了守窟人的一点轶闻，主要集中在他这个外号的由来。我当时听了个大概，并无太深的记忆。

不同于其他地陪的热情迎迓，守窟人是孙会计的朋友李生带着我和孙会计去找的他。找他途中我问李生，为什么叫他守窟人？李生反问我：“你知道守村人吗？”我说知道，传说每个村里都有这么一号人物。李生说，对咯，守窟人、守村人，大概一个意思。我说，守村人的前置条件，怕是得沾点痴傻。李生哈哈笑说，那没错，所以便宜嘛，就像守村人知道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守窟人对敦煌门儿清，除了古怪点，不影响啥。

记忆中我第一次遇到守窟人时，他已经是后来的样子。当时他伏在西北广袤的大地上，用一根棍勾着掉进地缝里的一本画册。等他站起来，就不再是完人，而是瘸了一条腿。在之后的记忆里，我始终不记得他的腿因什么而瘸，又在什么时刻瘸，只记得礼貌性握手时的触感。那是一只敦煌人的右手，粗粝、硬朗，上面沾满了砂砾。

似乎是自那以后，那根勾画册的棍子变成了他的拐杖。

他作为我们的地陪伴游了几天敦煌，全程寡言、迟缓、说话不连贯但耐心。我们在敦煌的表面浮皮潦草地观望一圈，因为谭芥教授访友不获坚持要等的执着意外错过了莫高窟的游览，只在第三天傍晚在鸣沙山看了一场日落。那正是黄昏，一场风刚刚停下，我们坐在鸣沙山的一处坡顶等日落，彼时的天是雄壮的，太阳很大，被太阳化掉的天幕随着我的嘴皮一起开裂，我抿一小口水，就见那天幕也润一些。另一个方向，星斗在旋转，预备着上场。

我记得月小蛮（小蛮是我基于她性格对她的昵称）当时靠在我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红色的风衣，像是一团火，斜倚在荒凉无际的大漠里，守窟人立在身边，用手指捻一根旱烟。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年轻得像尚未离家的守窟人，年轻到每次想起敦煌，身子都会麻半边。这源于一种对神秘主义的妄想。

前五天，我都让守窟人带着我在敦煌市里乱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去景点。他也不问我原因，这让我倍感轻松。我用自己略显羞涩的皮囊承包了守窟人的衣食住行，却未对他做出任何要求。以至于我经常在某些无聊的时刻，发现他百无聊赖地伏在地上，跟初次见他时一样。但我没有余心余力对此产生疑惑，我只想有个人陪同。

我是在为去莫高窟做心理建设，一旦决定要动身，就会想到一个介于玩笑跟认真之间的承诺。承诺这种东西，当你假装它不存在时，它就会跳出来沉甸甸地杵在心头。

这几天里，守窟人演示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古怪。比如他的眼睛“单目而明”，分单双日换眼观察事物，单日，左眼看得见，双日，右眼看得见，像是日月，从不同时上班。我说你这样算下来，每周左眼都要比右眼多看一天，一年下来，左眼就是劳模。他摇头，说不是这么个算法。

又比如，他有一种近乎发怔的专注力，他在看一个东西时总是恒定呆板的，像是书里记载的龙场悟道时的王阳明。肢体僵硬、“落落寡合”，构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姿态，世人称之为痴傻。我看到他的样子，总想起德国画家丢勒的那幅《忧郁》：在一个几乎凝滞时间的木匠作坊或者书斋外，头戴花冠身背翅膀的女人呆坐在角落，左手托腮，右手持圆规，打盹儿的狗、天秤、彗星、沙漏、坩埚、缺口的剑、硕大多面体、木梯，以及拿笔写字的小天使，一齐冻结在同一空间里，画面正中的位置是令人费解的“丢勒四阶幻方”，最下一行中间两格标着1514，说是丢勒母亲去世的年份。蝙蝠扯着横幅，上面写着主题“忧郁”。

如果这幅画变成中式的，守窟人必然伏在地上，画中有大漠、古船、拐杖、窟檐、中式摆钟、无处不在的烈风、南方胸针，以及无声的飞天，画中的一切都应当是无声的，像是树脂凝成的琥珀。每当他发怔至痴呆状态时，我都想在他面前放一块磨刀石，塞一根铁杵在手中，再轻推他的背，“铁杵成针”这成语就有了现实版的照应。后来有位神经科的学者朋友给我普及精神病人的某些特质时告诉我，有些病人的大脑默认模式网络（DMN）会在发病时比较活跃，这些脑区涉及艺术、灵感、自传体记忆甚至审美感觉。

再比如，他那断断续续的记忆……我对他的这些个古怪实无大的挑剔，只把他看成唐传奇里的一个异士。

第六天上午，我终于决定进窟。进窟之前，我请他吃了一碗浆水面，一碗泮汤，喝了两碗甜胚子。他又从兜里拿出两个杏子擦了擦递给我，说是刚摘的敦煌李广杏，我一口气都吃了，格外甜。

在逛了两个窟后，守窟人罕见地开了口，他忽然讷讷问我，这窟为什么叫莫高窟？我说，因为它立在沙漠断崖上，断崖很高，所以叫漠高窟，古代“漠”和“莫”相通，就叫莫高窟。守窟人不置可否。又问我，这窟是怎么来的？我说，据传是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被三危山上的万丈金光震撼，开始在这里开凿石窟，上接十六国，下迄元代，历经千余年慢慢建成。他又不置可否。

他的问话生硬，没有称谓，似乎对现代人基本的社交礼仪很生疏。

又接连回答了几个没有章法的问题，我笑笑，心想我反过来成了你的导游。接着他又问我：“莫高窟里有什么花？”

我愣了愣道，牵牛花？他说，错错，大错特错。我反问他，那莫高窟里有什么花？他摇摇头，我又问，它们开在哪？他瞪着眼说，当然开在壁画里！

我倒要看看壁画里开了些什么花，能让他这么一个话都说不连贯的人煞有介事。于是在随后的游览过程中，让他指给我看。他频繁地歪身、矮腰、仰头、抬手，我频繁地锁眉、困惑、犹疑、惊奇。不知次数地低声问他，让我看什么，看哪里？那时我尚年轻，目力极好，不存在看不清的情况，他挨个指，我挨个看，直到发现他的指向，于是在某些不为人知的夹缝里、难以察觉的罅隙中，看到了异景。哪里是花雨纷飞，哪里是落英缤纷，哪里是七叶绕果娑罗花，哪里是朝开暮落蜀葵花。抬头一瞧，覆斗形穹顶中心绘交杵莲花藻井，宝相花缠绕芭蕉树。形态各异的飞天就交错在这些花树周围，隐藏在窟顶平棋岔角、藻井装饰中。形形色色人众围绕花树，宴会、游猎、剃度、歌舞。

我大为诧异，说，你带我看了敦煌的花！月小蛮要是在，一定喜欢这些花花树树的纹路。

走着走着，我俩的身份位置互换，他成了主要的观窟人。在带我看窟的前半程，他始终是一种离神旁观的指引姿态。但等到人际稀少的后半段，他变换了姿态，渐渐沉浸。

我察觉到这一点，是因为作为陪同，每次从一个新窟里出来时，都是我要叫他几遍，他才讷讷响应。直到最后一窟，敦煌斜晖脉脉，我目睹了他观窟的情形。他立在窟的中央，安静却不深沉，是那种城市艺术展中众多伪艺术家一心想学却难摹精髓的形态，是一种朴素的物我两忘。虽然我不知他看到了什么，看懂了什么。

在途经156窟时，我犹豫了，最终还是没勇气进去。逛完了，犹豫要不要折回去看，但最终还是出来了。

我回头望，漫漫黄沙之下，一座座洞窟单壁挺立，将无尽的空寂点活，这样的神作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你知道它们出自人力，这是种广大又无法言说的浪漫。

当晚我请守窟人吃了顿烤肉，喝了点啤酒，我第一次对这个人的生平产生了兴趣，我想起月小蛮在第一段旅程结尾跟我说的话。我问他，你不是敦煌人，你是南方人？他讷讷地说，是。

后来在各方信息中，我得到一个结论，守窟人在敦煌的驻足是一场意外，我将之称为“守窟人的搁浅”。至于为什么搁浅，是令我很感兴趣的。

我从当地人口中知道了叫他守窟人的原因，说是他在一九八六年从外地逃难似的到了敦煌，生了一场大病烧坏了脑子，被救助后就扎根在了这里。后来人们发现他喜欢静静地站在每一个他能进入的窟里，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会坐在墓塔之中。他初至敦煌的年代，尚没有电灯，他敢孤坐在窟内崖顶，长夜漆漆。这种状况持续了十余年之久。人们说他自迷津幻海中来，一旦入了窟，就会发梦。喊也不应，叫也不答，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守窟而存在，久而久之，便戏称他为守窟人。但我不愿相信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这与他跟我说的，也不大一样。他跟我熟络之后，也说一些关于南方的事情，他的记忆时而发生严重的错乱，往往我左耳听完一个版本，右耳就已迷失于另一个版本。他惯常说得断断续续，我只记得只鳞片甲。他说他年幼时生活的水边有座小庙，香客少的时候，他就坐在庙门前……

二、夏老梦

梦（大梦敦煌）

我第二次去敦煌，带着一部分学术任务，但当我回来时，我对守窟人为何搁浅在敦煌的兴趣，大过了其他。我甚至怀疑我能从他身上，找到关于自己的答案。

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二年，这十二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辗转在北京、上海各地工作，很少再回西北，期间屡次想前往敦煌，都因为生活种种未能成行。

直到二〇一二年年初。我在北京一剧院看舞台剧《大梦敦煌》时，脑海中再次浮现守窟人的身影。剧中，守窟人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他只是个无名的人而已，没有丹青风流，也不懂学术，对于历史和宗教，恐怕也不甚了解，对敦煌的守望，不会是基于某种坚不可摧的信仰，但我就是在他身上隐隐感觉到了那种东西，那是什么？恐怕是一种赤子的敬畏。

我在那段日子，总跟旁人谈起他，谈起他奇怪的趴伏，谈起他单双日轮岗的眼睛，谈他南方人至北方的履历，别人跟我说的话，总使我老神在在。谈多了，朋友们就对我的臆想不感兴趣，但守窟人的人生却越来越多的在我脑海中冒出来，枝繁叶茂，细节良多。

我见到他坐在庙门前，剥着瓜子等待潮信。潮信按时而来，准得像午门法场的枭首。

我觉得其他人说的事因为太过功利而乏味，城市是乏味的，叙述是乏味的，我想见到一条不同的轨道，通往难以预料的地方，充满了未知、敏感、独特性和我难以理解的事物。敦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这样的地方自有它的边界，不能过度透支，我给自己的预设是，一生只去四次，对应春夏秋冬。但什么时候去，找谁陪同去，又是个问题，还有再要去时，那曾经绕过的156窟，始终让我悬心。

那段时间，我做梦梦到莫高窟，其形象总与小时候爸妈常带我去的天堂寺（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混淆在一起。梦里莫高窟坐落在我出生的地方天祝，在马牙雪山顶上，那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再不看，就要沉进雪山顶的大小天池里了。我在梦里迫切要去，又畏寒怕冷，月小蛮等在山顶，嫌我胆小。我回身找爸妈，想让他们领我上去，但身后空空如也，转眼我已是个大人……

很多时候，我想念月小蛮，我最想念月小蛮的眼泪，敏感、无端、莫名其妙。在我梦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她的眼泪。后来我分析自己或许想念的不是她的眼泪，而是她的多愁善感和恻隐之心，月小蛮的恻隐之心，隐藏在这个女人蛮横的外表下。说起这一点来，我就要红了眼圈。她会对着风哭，又不好意思流出眼泪，只好揉眼睛，揉啊揉，把眼圈都揉红了，只说自己看不清。这一点被我学会了，我想流眼泪时，也揉眼睛，揉啊揉，把眼圈都揉红了，只说自己看不清。

她一为什么东西哭，我就很心疼。她常为我哭，我觉得不该。

月小蛮是敏感的，她的敏感无人能及，因此只有她能发现守窟人的胸针，发现他是个南方人。跟敏感的人在一起，能抵御生活中无时无刻的钝感与每况愈下。如果她还在，我想我早就超额完成了去敦煌的“指标”。

二〇一三年年末，我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离开了不能赖以生存的研究工作，拉了三五朋友和一个小侄女，第三次远赴敦煌。

刚到敦煌，我第一时间找到守窟人。联系他着实费了点工夫，我翻出笔记本电话簿给他打电话，顺便第一次把他的号码存进手机里，打了好几个没人接，无奈之下，我动用了自己在敦煌研究院的朋友的关系，又辗转几圈才找到他。

同行的伙伴数次拦我说，现在网络方便了，吃的住的玩的用的手机全部搞定，咱们不需要地陪或导游。我说，他不是导游，是朋友。

诺（西北有孤忠）

我一个人担负了守窟人所有的导游费用，并好像亏欠他似的，多补了他一些钱，这都不是他要求的。

然而时代变了，一切变得如此便捷，头一次来敦煌的朋友，似乎远比我要熟悉这座悬在大漠的边城。年轻一点的小伙子胡轩率队走在前头，用手机安排好吃喝拉撒，我承认他们说得对，他们的确不需要导游。守窟人一瘸一拐，跛的程度比记忆中厉害，我随他掉在队尾。

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好像第一次见面。常常是我说几句，他跟着应一句。我问他为什么没接到我电话，他说号码变了，我拿出手机存了他的新号码，并打给他。“当啷啷”一阵粗糙的铃声，他略显迟缓地从怀中掏出手机，翻盖接听。我一看，是老款的诺基亚。小侄女在前面听到声音，跑来查看。她一个二〇〇五年生的小孩，从没见过这样的手机，格外好奇。守窟人将手机递给她，她反复看手机外观。我说看够了就还给叔叔，不要乱按按键。小侄女的兴致在看了几眼手机自带的像素版贪吃蛇后戛然而止。她将手机递还给守窟人，我让她谢谢叔叔，她草草谢过，守窟人憨憨地笑。我决定在这次旅程的结尾，送他一部智能手机。

前几天玩得很圆满，无论是时间的安排，还是食物的选择和酒店住宿，都比我十几年前来的那两回要好很多，好到几乎消解了我对守窟人神秘感的部分印象，他最大的存在感，就是表演了诸如手卷烟丝之类让年轻人好奇片刻的节目。时代已经淘汰了纸质地图，没有导游也断然不会迷路，走到哪里动动手指就能知道足下之地的前世今生，提前储备的知识变得非必要。但我还是会偶尔想起那个深夜，巨大的月亮从拉不严实的窗帘中跻身而入，以及那个斜晖脉脉的晴天，他带我遍观了莫高窟的花，我有点恍惚，不知道过去种种是不是幻觉，直到再次进入莫高窟。

入窟前夜，大小朋友们让我讲讲莫高窟的背景知识和进去之后应该看什么，别进去狗看星星，浪费感情。我让小胡讲，他摇摇头，说百度上的内容看不进去。我又让守窟人讲，但他说话不连贯，说了半晌环顾众人，大家恨不能鼾声四起，只好我来讲。我简单说了一下莫高窟的历史与由来，只言片语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经变画，什么叫藻井，哪里是九层楼，何处是藏经洞云云。不敢多说，一来是怕没有网上准确，二来是怕他们听来枯燥。

小胡又问我喜欢哪几个窟，给个参谋意见。不同于初至敦煌的迷茫，十几年过去了，除了精神方面，其他知识我都或多或少虚长了一些，所以知道自己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中唐时期的第57窟美人窟、158窟里的《举哀图》、北凉的飞天和盛唐时期的山水图经变画。小侄女又问我最喜欢哪个窟。我顿一顿说，156窟，那个窟里有《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高一米，长八米，军容威整，气势恢宏，这回来，我决定看一看这个。

第二天看窟的途中，我的眼睛忽然被一阵挟沙的妖风袭击，砂砾入眼引出眼泪，将隐形眼镜冲了出来，此时我刚逛了四个窟。隐形眼镜掉落的瞬间，我忽然看到人潮汹涌，身后的游客摩肩接踵向我扑来，我闪身躲开。人在暗光里走，蝴蝶在墙壁上飞。我摸摸身上，没有备用隐形眼镜，我知道这是天意了。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行程，我在一片朦胧里看完了剩下的洞窟和那壁《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每个洞窟我都看得很努力，誓要用裸眼看清壁画中的每一条纹路，结果自然是不尽如人意，十几年过去，我的眼睛也不再年轻。我觉得恼火与后悔，但这才是人生之常态。

正当我准备悻悻而归时，我再一次发现守窟人伏在地上。这里不是广袤无人的大地，他的周围人来人往，在莫高窟景区中九层楼正面广场的一角。

我注视着他，他察觉到我在看他，抬头朝我招招手，我牵着小侄女的手朝他走去。我走近他，发现他手里拿个土块埋头在画什么，看不清。我使劲揉揉眼睛，心里像是有什么感应，还是看不清。我再次揉揉眼睛望向他想要询问，话到嘴边但张口失声，他也全无抬头的意思，只管埋头画。当我第三次揉眼睛，再次睁开的瞬间，我看懂了。忽见神兵，动地而至，军容威整，壮阔非常——他画的是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图前还画着两个简易小人，一男一女，并肩而立。

我再次使劲揉揉眼睛，小侄女问我怎么了，我只说看不清。

那天之后，我的某种感觉回来了，守窟人说他对过去的事，都不记得，但我看到他的眼睛，清亮如星辰。

我意识到守窟人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个被挂放在旧时代的人。因为家庭和精神的种种原因，将躯壳留置在了现代，将灵魂放在了过去。他总伏在地上，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想听过去和地上的故事，他们的新故事里中英文交杂。他跟每一个因为需要闯荡而不能归家的人一样又不一样，出门之后一时搁浅，永世搁浅。而世上的事情一直在风驰电掣地变，回去的路也在变。他不记得家乡的具体位置，只记得一些关于南方的片段。

我记得我问过他关于守窟的事，也许他的某句话是关键的回答。“风刮来刮去。”他说，“洞子里的东西不倒。这是少有的不倒的东西。”……

一想起这些，梦境感摇得人目眩神迷。

某种程度上，我跟他是同样的人，同样背井离乡，同样希望很慢地生活，很慢地写点东西，很慢地看看月亮，每个故事讲完，我的心力就会被掏空好久，月小蛮要是还在的话，肯定明白我的所有感受，她总说我是个心很软的人。

老实说，月小蛮走后的日子，我的心里空着一个洞，这个洞大得像电影《英雄》里的秦殿，我孤身立在大殿中央，说出的每句话都回应我无数回声。

“人如何从悲哀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成为一个困扰我的课题。

我记得她走时还是个很年轻的人，年轻到十分鄙视陈词滥调，年轻到经常我重复同样一句话超过三遍，她就大剌剌揪住我耳朵，冲着我的耳廓喊：“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她说这出自贝多芬的《欢乐颂》，从书上看来的。她鼓励我慢慢看书，十分克制地写作，没有新鲜、离奇的酝酿就不要浪费纸张。鼓励到毫不在乎我们要吃什么住哪里的地步，鼓励到没了她的眼睛，我说还写他妈什么东西。她对我说，你是第一流的人，别人还以为你是三流货色。我说，谢谢你啊，我希望自己不是货色，是个人呐……我常说她是个多么可贵的人，只有我知道，不止念于她对我的夸赞。

等有时间，等我不说废话的时候，我想我会展开说说。

三、秋风惊

在小胡的带领下，我们看了阳关遗址，到了敦煌雷音寺，在沙洲夜市吃喝，在三危圣境合影。最后两天在沙漠里支起星空帐篷，车马都很方便，还租了半天的骆驼，驼铃单调的声音在单调的背景中深有规律，传得很远。

无人机被放了起来，越拉越高。我们在鸣沙山顶上。小胡将控制无人机传回拍摄画面的屏幕给我看，我又给守窟人看，他也从未从俯瞰的角度看过敦煌，就像我们从不曾在天上的角度看过自己的人生。

静悄悄的敦煌卧在沙漠里，变换着不同的睡姿。

我们仰头冲无人机挥手，拍照，晚饭不用考虑，是一场已经预备好的篝火晚宴。风刮起来时，我们就钻进帐篷。一切都变得容易了，我应该感到高兴。我记起一九九六年我们第一次来敦煌沙漠的某个下午，风沙忽然来了，我们没有帐篷。我作为西北人，深知这风的厉害，提醒他们稍作防护，老学究谭芥取出帽子，戴上眼镜护住头颈，“葛朗台”孙会计更加迅速，从包里抽出一条长得夸张的围巾，从头往下迅速裹住了周身，像条只露眼睛的蚕蛹。

只有月小蛮梗着脖子像一头驴，我看着她迅速皴了的手脸，仿佛眼见着水分从她皮肤中流逝的动态，笑道：“你待一段时间，就有红二团（甘肃方言，红脸蛋）了。”

她不以为然，反而拉着我的手把我往沙丘顶上拽。我竖起衣领跟她往沙丘顶上走，守窟人在旁憨憨一笑，跟随我们。老学究谭芥在后面喊着“年轻人不要太年轻”这样劝诫的话，半截都被风吃了。

我指着前方，大声说，你信不信，前面的大漠里应该有一家客栈，酒幌子上下翻飞，有个张曼玉一样的女人就坐在月光下客栈的屋顶上等我，不然不像话。

月小蛮一把推倒我说，她等着你干什么，等着把你腿打断？

我哈哈大笑着爬起来，尾随至坡顶，月小蛮对着长风揉着眼睛。我指着风刮过来的方向，问守窟人，前面是什么地方？守窟人说，玉门。

那时，风从玉门一路打过来，带着悍野、乖张，打通关隘、山峦，扯直了旗帜，扯断了绳帆，把霞光天色融为一体。迎面八百处险地，三千里长川。这是南征北战、东荡西除的气势，是刻在西北人骨子里的野性……

沙丘上的那晚，我跟月小蛮吹了好多牛。事后想来，我经常给她讲故事和吹牛。她问我在莫高窟最想看什么，我说作为一个西北人，最想看的当然是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我决定极我的目力，看清这张图上的每一条纹路。什么叫西北孤忠，什么叫关西出将？这是男人铁马秋风的事，我说你们女人着实不懂呐！她说，我可是懂！我说，你可是不懂。她说，我可是懂！我说，你可是不懂。

她问我那她怎么才能懂。我说，我带你看，你或许能懂。她说，好，那你带我看！

她跟我拉了勾，对碰了大拇指，算是达成了一个承诺的仪式。我说她态度不错，终于当了一回温柔女人，话音未落，她就突袭了我的耳朵，似乎在揪一块橡皮泥。我控诉她改变了我父母给我的身体发肤，体征上看，我的右耳比左耳大。

那天她还背了一首玛莉·伊丽莎白·弗莱的诗，叫《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她说她想当个作曲家，以后把这首诗整成一首歌。面对月亮，原诗这样说：

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睡去

我是吹拂而过的千缕之风

已化为璀璨似钻的雪花

我是洒落在熟穗上的日光

化为了温柔的秋雨

当你在早晨的寂谧中醒来

是鸟儿沉默盘旋时

雀跃飞升的气流

我是夜晚中闪耀柔光的星子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儿　我没有逝去

我听完说：“不吉利不吉利，快快呸掉。”月小蛮边呸边掐我。守窟人也开腔唱了一曲，曲调朴拙，老腔老调，词都不是现代汉语，大致是什么“五陵原上有仙娥……留祝九华云一片”。应该是一首古谣，我笑着对月小蛮说：“没想到，你俩还是知音！”

我发现自己对敦煌的记忆是倒着走的，像是始于一棵树，先看到人高的苗子，再往上长，才觉察到生了根，俯首看根系，会发现随着时间的走动，越来越清晰。第三次到敦煌的每一夜，我都能望见过去的影子，以至于当我察觉的时候，初至敦煌的记忆已如九层楼轰然坐落，远比自己想象中厚得多，重得多，它们都是在后日去敦煌的途中死而复苏的。

我推开九层楼一眼望去，往日碎片像典籍被码放得整整齐齐，只需要我拾级而上随手翻阅。我打开一本望进去，就看到了月小蛮如火的穿着，孙会计长得夸张的围巾，守窟人从地上起身，胸口分明别着一枚夺目的胸针。我打开另一本，听到孙会计笑骂我们“秋风灌了驴耳”，这是他现学的敦煌话；老学究谭芥引用明朝人的书在月牙泉边念念有词地夸赞：“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是为敦煌。”守窟人说得不多，但月小蛮会问东问西，他们的问答前言不搭后语。当然最多的是月小蛮的声音，轻言细语与魔音灌耳兼具，每个字都似吐在我耳边。

这打破了我认知的常识。人们说新陈代谢，只会推陈出新，不会出旧，人身上的杂物和旧识会随着汗液、头发、呼吸、屎尿排出，为新的人与事腾地方。人与人的距离也是恒定的，比方说一根百米的长绳，新识旧友就悬在一根绳的两端，你跟旧人用去五十米，留给新人的就只有五十米，如要给新交增二十米，旧友就只能剩三十米。没办法，人的精力时间都有限，还有一部分要留给内耗的自己。

我怀疑守窟人是否也是如此，按道理来说他是个记忆混乱的人，连自己的过去都含混不清，怎么会记得一九九六年某次寻常日落后，我跟月小蛮说过的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承诺？但如果他不记得，为什么又会在地上画出张议潮归义的场景？我无法理解，不忍多想。

夜晚的莫高窟，看上去像一棵横贯的参天巨木，一个个巢镶嵌其间，等待千鸟归宿，万佛归宗。

我穷尽一个现代人的想象去描述和记忆过去，大风悉张，月影行地。无数人与非人在时间的洪流里碎成剪影，他们倏忽来去。杯盏越晃，里面映出的过往就越多，这也是我痴迷历史的原因。它较之未来同样充满想象，但更多了许多描画不清的故事。这种描画不清的混沌中藏着海量的悲剧与浪漫。

敦煌是过去，莫高窟是过去，月小蛮是过去，守窟人也是过去。

我和守窟人的深度交流就始于也终于这样一场篝火盛宴，三赴敦煌的最后一夜。篝火旁是帐篷和一盏立灯，以及一些人与酒。

彼时，浪漫与知觉被扣在同一个灯具里，让那盏立灯看起来忽明忽暗。

在篝火边，守窟人将一把火焰揣进口袋。他的口袋干干净净。掏出来的瞬间，火粒随着他手中紧攥的砂砾颗颗洒落，我定睛一看，那是南方天空的星辰。

我禁不住有点醉了，心里反复想着月小蛮。

我请他聊聊他的搁浅，他说他在十三岁时亲眼目睹了一条大鱼上岸，预示着他命运的搁浅。

我请他聊聊他的旅程，他说他是一只旱地的蜥蜴，误入水家，如今回归了。我劝他不要太荒谬。

我请他聊起南方，他说起南方的水，将大漠都渗得湿漉漉。我亲眼看见大水从沙地中慢慢渗出，越渗越多，我跳脚起来，不等我反应，几乎没颈，我大声呼救，只见守窟人浮在水中，手脚匆忙，不移时从水下搭起一座浮桥。我踮脚踩在石桥最宽的地方，低头想看看石桥材质，无奈水没脚背，不敢探身下去看。我说我一个西北旱鸭子，这不要了命，快收了神通吧。于是他不再讲南方的水。

我一觉醒来，尿憋得发慌。一个睡袋套在身上，一缕日光从帐篷缝里挤入。就这样，在敦煌大漠之行中，我莫名其妙多了许多关于水的印象。

我反复从他身上印证我喜欢敦煌的原因，不至于魂牵梦绕，但想起来就觉得身子麻了半边，就像航海之人听到无尽海域中归墟的故事。他远离了水泊与沧海，遇到第一处极致的大陆就搁浅了，这里没有汹涌的波涛，最缺的就是水。

我有时候在想，我要在千年前途经此地，或许也会开凿一个窟。但现代的我放不下世俗，所以对窟里人格外敬重。

我们聊得断断续续，一如往常，像是胡言乱语。他问我是不是放不下一个人，我说，是啊，这个人你见过，只匆匆四天时间。

火车自南而来，我甚至问他，是否需要我带你回南方一趟？他摇摇头，寂寞在他的帽子上打转，我感到不忍心，这是谁的儿子，谁的牵挂？

敦煌的光阴啊，本不需要人去丈量，但无数人又在客观上丈量着敦煌的光阴。他们的名字消散得太快，就像鸣沙山上用拇指按出的一个沙坑，不用风吹，须臾之间即被掩埋。我说再随我攀一次沙丘吧，我要在沙丘上使劲揉揉眼睛，就像有人在意一样。

四、冬亡月

亡（潮信）

二〇一八年冬天，我择期请辞，买了一张当日从北京出发的硬卧火车票，最后一次前往敦煌。这是我这些年来坐过最慢的一趟车，总时长超过了34小时，沿路走走停停。我在第一天子夜睡醒下车，候在嘉峪关站台冻得双脚发木，于凌晨三点换乘。窗外是西北无边夜色，沿途无数的隧道、重复的山峦，时而映出我的脸。

这也是我近几年最不赶的一场旅程。这些年里，我父亲兄妹七人，凋零得只剩两人，我的那些姑姑、爹爹先后下场（甘肃方言，故去），我渐懂生死的事，渐惯生死的事。

我去守窟人的住处找他，人不在，只找到二〇一三年我送给他的那款智能手机，跟新的一样，他似乎从没用过。屋角堆着一些杂物，诸如煤油灯、有铜铆的收音机之类的老东西在尘灰中生锈。床头摆着几本旧书，第一本没有封面，我翻开看，断定是本《敦煌曲子词集》，有征戍、闺怨、边关歌、游子吟云云。每首词上面都有细细的铅笔标注，是阿拉伯数字，我没看懂，又翻了几页，那些数字才扭动，摇身变成活物，钻进我的耳朵，原来是些简易的曲谱，配上底下的曲子词——有《风归云》：“魂断天涯无暂歇。”有《洞仙歌》：“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 有《倾杯乐》：“忆昔笄年，未省离卜。”有《天仙子》：“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香烂漫。留住九华云一片。”有《竹枝子》：“罗幌尘生，帡帏悄悄，笙簧无绪理，恨小郎游荡经年。”有《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有《拜新月》：“向登新楼上，仰望蟾色光迟。回顾玉兔影媚。明镜匣参差斜坠。澄波美。”

我一页页翻，一页页随着标注的曲调哼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难听呐。”我讷讷地言语。我放下那本没有封面的曲子词集，转身出屋，带上了门。

我也没能再次找到他，即使又一次请动敦煌研究院的朋友帮忙也没找到。我待了七天，七天里四处打探他的下落，像古代六扇门缉捕房的捕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我想他留在这里，留在这大漠里，留在这一角窟檐下。文明社会太复杂了，也太贫瘠了，虽然他或许也是从文明社会来。一九八六年，那时没有手机。他保持着没有手机的习惯，有点吃住，心就能就此生根，别无旁的要求。

前几天天气格外的好，干冷但阳光明媚，每到夜里，就有一条银河倾泻而下。到第五天，下了一场漫长的大雪，将日夜连在一起，所有喧嚣被雪闷入地下，城市显得格外的安静，甚至冷寂。我有点遭不住这个冷，去商场买了件保暖线裤和羽绒背心，又在地摊上买了两双袜子套上。

冬春要交替，我碰上一场跨年的社火，高跷、秧歌、村傩、大头娃娃，氛围既热闹又冷清。至走旱船环节，有船姑娘身套小船，碎步摇行，前有一老翁手持桨板，势如摇桨，我觉得这老翁应该是他，舟桨晃得那么厉害，一定是跛足的天赋了。我穿过人群随着他，跟着跟着，四下就没了人，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万里荒寒，一个跛子带着我一步步走过，走过我和月小蛮走过的所有地方，他走得坚决，坚决得不回头。

走到月牙泉下的时候，我猛然听到年轻的叫声，自高处来。我抬头看，逆着光见到一个少女站在鸣沙山的坡顶上，奋力地喊着一个少年的名字，金色的光芒将她的身形勾勒得如此勇敢。她喊得那么大声，那么无所顾忌，仿佛全天下只有他们两个人，每一声音节都像重锤敲在我胸口。

她喊着：

“喂……你别害怕，大步大步就走上来啦，吃一口风你就饱啦……”

我怔在原地泪流满面，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如此奋力地喊出过一个人的名字，我已经长大了。

等我回过神去找那个老翁，只见他早已卸掉摇桨，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健步如飞匆匆而去。天下人皆能装跛，只有真跛才会滞留。

守窟人依旧杳无音信，我决定走了。我已经过了那个凡事刨根问底的年纪，说不定他回到了南方，再次坐在小庙前，等潮信。

在月小蛮和守窟人消失后，敦煌于我而言，再度变成一座需要路牌的城市。街衢小巷，哪里是钟，何处是鼓，再也无人的引导，手机导航代替了人，轮子代替了脚步。

雪住了，研究院的俩朋友来请我吃饭，为我的回程饯行，一个说我大冬天跑敦煌来玩，头怕是被驴踢了。我说，不然咋知道啥叫个山大沟深，净出些阴背楞怂（西北俗语）。他们哈哈大笑。他俩要请我吃火锅，我问有散饭和搅团吗？他俩说，没有。我又说，我想吃一碗浆水面、一碗甜胚子和一碗泮汤。他们瞪我半晌，骂道：“你真是个楞怂。”

吃着浆水面，他俩说太素，又点了些烤串，要了份手抓肉、几瓶啤酒。小店没什么人，三人吃饭也安排一个靠窗的包间。夜色被越拉越近。

喝着酒，朋友把关于守窟人的消息和逸闻挨个跟我说，我认真地听，他俩说我像个抓要犯的刑侦人员，问我，要不要做个纪要？我说，我好久没握过笔了，来，我就开个录音代替吧。说着作势要打开手机录音，他俩又骂我是个夯客。我又问他们有没有李广杏，他们骂我这寒冬腊月的要吃杏，冷香丸吃不吃？

他们问我找他做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就觉得心里空落落，像个纸片人。年轻时他们也常说我单薄得像个纸片人，风刃能切碎的样子。那时或许是样子像，我没有真切的感觉，仍认为自己是个能抵挡所有西北风的男人。现在的觉察，是在心理上。我似乎在等一声汽笛，但没有了。火车四平八稳地驶近，除了刹车时有些锐利的摩擦声，整体安静、从容。时代变了，出发或离开没有了《悲歌》的背景。

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把她也给忘了，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她，但总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能从别人的身上看到她的影子，一个转身，书上叫绝袂而去。那个瞬间我会冲动，想追上去，可我的大脑不会将这项指令传递到我的身体，像热烈的血液下放，只会灌注到眼睛，到心脏，到不了腿和脚。

听他们说，或许从一开始，我就把整件事弄错了。守窟人有可能不是守窟人，可能是“受苦人”或者“守苦人”，当地方言嘛，理由是这人说话断续、记忆混乱，身有残疾又无亲无故，偶尔头脑发瘟，用西北方言叫他“受苦人”很正常，就像《说岳全传》里为策动陆文龙反金而断臂入金营的王佐，不是被称为“苦人儿”吗？我不予采信。

他们又说，十五年后，守窟人的目力衰减了，不能充分地为己所用，使之掌握许多确定性的东西。这个状况跟我观窟那天隐形眼镜被泪水冲掉的情形很像。

等我能理解这种感受时，这个人的影子都已稀薄如烟。只是那日佛窟里朦胧的壁画愈发清晰，我从未在彼时彼刻看清楚它们的尊容，却在此时此刻，看到了它们的真身。对于他和我来说，从来不需要有那么一刻，必须看清窟中的每一条纹路。它们存在，就有无限的生机。

我将听到的逸闻和自己所知加以整理，大致如下。

守窟人确实是从南方来，当年逃荒似的到了敦煌，在距离莫高窟一公里开外的古道旁困饿交加，被烈日晒成了一条随折随断的枯枝。被当地人救醒之后，胡言乱语，生了一场大病，脑子被烧坏了些许，一条好腿也因为神经痉挛等问题搁浅在旧日的印象里。

随后他就扎根在此，找些清扫洞窟内外的零散活儿做，但人们发现他没事就往那窟里跑，进窟就站着看，不摸不碰，不聒不噪，只是静静地看，看完会将看到的东西临摹下来，于是给他赠了个外号，叫守窟人。起初有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异常举动，会给他点纸笔随他画，但后来发现他临摹日久，艺术水平却非常之低，也就不再给他纸笔。于是他没事时候，就会伏在地上，找根小棍，在地上画，在沙上画，要是条件允许，我知道，他还会画在南方的水面上。游子思故乡，我思故乡，他这样一个深情的人，没理由不思故乡，这从那天篝火之宴时他用大水淹了大漠就能看出。

他在时代的空巢里进发，穿过荆条遍布的巢隙，踩过温热潮湿的雨石与泥泞行进至雪冻泛滥的地方。他将自己的童年溺毙，像万千失去乡关的人那样，抵达的那一刻，倒栽葱插入敦煌的土脉里，深埋进无际的大漠里。

纵然他们不信，纵使就像月小蛮说的，我的故事里总有些梦呓般志怪志奇的东西，但我自己很确信。一九九六年我们初次见他时，正是工作人员还供他纸笔的时候，那时候万物春生，他用棍勾的，是自己的画册。

唯独我对他瘸腿的记忆发生了错乱，在不同版本的叙述下，我不知他的腿是伤在幼年长江的铁钩下，还是伤在一九八六年敦煌的盛夏，抑或是伤在一九九六年我们初次见面时，他未勾到画册就站起来的那一瞬。我想象他来时的样子，那时应该没有柏油路，一人一拐，或一人无拐，走在茫茫之中，每至夜深，梦里都是奔流弥乱的幻象。

我还记得我不止一次问过他初至敦煌的情形，他说那是由南至北的最后一个盛夏，那时的他又饥又渴，只想找个有人的去处。就在他的灵魂要自作主张离壳飞行时，遥见崖壁之上有一高阁耸立，似有人头攒动，生机勃发，于是他疾步而去，可惜未到地方，即被西北的暑旱蒸干。魂飞天外之际，他见到在长江浮游时的铁钩迎面荡来，有彩袖飞天托举，将铁钩震开。那舞袖之人身姿婉约，自窟檐而来，霓裳摇曳，巾带飘舞，是独属于东方的端庄与至美。他望了一眼，潸然落泪，口中不知称赞什么，只好胡言乱语。

我目睹过他立在窟里的情形，安静却不深沉。那是一种朴素的物我两忘。虽然不知他看到了什么，看懂了什么，但那些宏伟的经变画、藻井、佛龛、四披上的飞天，环绕在他一人周围。彩云踏月，吹拉弹唱，将枯寂千年的历史演绎得活色生香。

我低头一看，他伏在地上描描画画的，正是窟里的日月与星辰。

守窟人十四岁，一头扎进南方的水里，云荡过来，他就游到阳光覆盖的水域。他咕嘟咕嘟潜至水下，猛地一下跃进一条鱼的身体里，一束束光打透了水草，他像是腾在空中……

同行的人告诉我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我分明记得。

在讲最后一段故事时，我坐上了回程的红眼航班，飞机升过雪界，敦煌的月亮即刻出来，大如银盘。我与月亮对视，感觉近在咫尺——那是一面镜子。

我猛然跟月中人打了个照面，如同伍子胥在皇甫讷家中窥镜的情形。

月中车驰马走，月中人从襁褓到学语，到奔行到跳入水中，沿着日光浮游，再到足缠水草、远走他乡，尚未客死，已近暮年。风起水住，从海走向沙漠。

我于长夜之中清醒过来。

旧时代的暮色业已远去，天高地阔，我不知何往。

*推送封面图为电影《敦煌》海报

屈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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