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真的要把这支笔也带走吗？”1968年深冬的北京监狱里，戴着镣铐的田汉突然开口。整理物品的狱警愣了一下，看到老作家枯瘦的手正按着那支脱漆的钢笔。这句突如其来的发问，成了这位国歌作者留在世间的最后对话。
时针回拨到1898年3月12日，湖南乡间的茅草屋里传出婴儿啼哭。这个取名田寿昌的农家孩子不会想到，自己六十年后竟成为国家象征的塑造者。九岁丧父的苦难，反而锻造了他骨子里的坚韧。舅舅易象从长沙带来的《新民丛报》，像火种点燃了少年胸中的文艺激情。十四岁改写《三娘教子》剧本时，时任长沙师范校长的徐特立拍案叫绝：“此子必成大器！”这份赏识不仅让穷学生免了学费，更让田汉与同在该校就读的毛泽东有了“师出同门”的渊源。
东京的樱花雨里，二十二岁的田汉捧着《共产党宣言》彻夜难眠。在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聚会上，他总爱用湖南腔吟诵自己新写的诗句：“我们要做现代的关汉卿，笔杆子就是刺破黑暗的投枪。”1925年归国后，他确实成了文艺界的“关汉卿”——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带着学生排演《名优之死》，硬是把京剧名伶的悲剧搬上现代舞台，引得鲁迅看完戏后握着田汉的手说：“你这是给旧戏曲开了天窗。”
1935年的上海滩暗流涌动。田汉被捕前夜，《风云儿女》剧组正为主题曲填词发愁。监牢里的潮湿霉味中，他借着铁窗透进的月光，在香烟盒上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段经历常被后人津津乐道，却少有人知道，他当时已染上严重的肺结核，咳出的血沫时常浸透稿纸。出狱后看到电影首映时，银幕上聂耳谱写的旋律让他热泪盈眶：“这曲子能让哑巴开口唱歌！”
命运总爱开玩笑。新中国成立后，当田汉看着天安门广场升起国旗、奏响自己作词的国歌时，他悄悄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生怕被人看见夺眶而出的泪水。作为首任中国剧协主席，他主持改编的《白蛇传》引发万人空巷，周恩来总理看完演出后打趣：“田老大，你这是要让旧戏服都长出新时代的翅膀啊！”
1966年的秋风卷走了所有诗意。造反派冲进剧协办公室那天，田汉正伏案修改《关汉卿》剧本。红卫兵撕碎稿纸时，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突然挺直腰板：“你们撕得碎纸张，撕不碎关汉卿的魂！”这句怒吼成了他最后的抗争宣言。两年非人折磨中，最令他痛苦的并非肉体摧残，而是看着自己参与缔造的新中国文艺事业被肆意践踏。
1968年12月10日，当看守发现田汉蜷缩在牢房角落时，他布满冻疮的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用文字唤醒民族的作家，死后竟连骨灰都无处寻觅。直到1979年平反追悼会，骨灰盒里只能放进他戴了三十年的圆框眼镜、写秃了的钢笔，还有那份泛黄的《义勇军进行曲》手稿。有意思的是，当年香烟盒上的字迹已模糊难辨，但“前进！前进！进！”三个惊叹号依然清晰如初。
如今走进长沙师范旧址，还能在徐特立纪念馆找到田汉的作文本。稚嫩的毛笔字写着：“戏文不是消遣物，当为万民开太平。”这份少年意气，竟成了他一生的注脚。从湘江畔的农家子到国歌作词者，从戏剧改革先驱到特殊年代的受难者，田汉用生命印证了《关汉卿》里的台词：“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