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1日，《解放军报》开始在报刊的右上方开设一块专栏，根据每天的报道内容，来选登毛主席的语录。
从刊登当日起，这片专栏便受到了战士们的欢迎，许多战士都会将“语录”剪贴下来，收集成册，或者直接抄写在笔记本上读阅，为他们行军、训练鼓舞士气。
到了1964年1月，《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们编印了题为《毛主席语录200条》的试行本，收录了毛主席的200多条语录。
后来经过各部门的讨论研究，书名更改为《毛主席语录》，整书分为为64开红色塑套装，分30个专题，摘录了366条毛主席的语录，并于当年5月1日正式出版。
此后，这个巴掌大小的红皮本，风靡全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当时的编选者严格按照"服务部队实际需要"原则，摘录的语句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政治工作以及文化艺术等实用领域。
一开始，《毛主席语录》仅在军队内部推广，从一开始的军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发展到战士人手一本。
后来随着影响力的扩大，《毛主席语录》开始突破军营的界限。当时的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发现，这本红色小册子中的语句对发动群众具有很明显的效果，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向上级申请印发《毛主席语录》。
到1965年底中央批准公开发行时，全国已经17个省份的党政系统自发印发了不同版本。
次年，随着一场特殊运动的到来，《毛主席语录》的传播完全超过了预期。至1969年3月，全国累计印量已经突破7亿册，几乎到了整个中国人手一本的规模。
在特殊时期，《毛主席语录》逐渐成为了一种精神图腾，以至于离原本用来“学习”的初衷越来越远。
比如，当时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场景：北京百货大楼要求顾客购买商品前需要背诵指定语录。天津某中学规定，学生每天到校要先向毛主席像行鞠躬礼，然后集体朗诵《愚公移山》片段。
更为夸张的是，一些医疗单位将"救死扶伤"的语录贴在手术室，要求医护人员在手术前必须高声朗读。某地农民在抗旱时反复背诵"下定决心"，却不愿动手修理水泵；工厂技术员遇到难题就集体朗诵"排除万难"，而不去查找技术资料。
这种形式主义的泛滥，使得原本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理论变得僵化教条。
并且，如此大规模的印刷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的问题。据统计，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全国用于印制语录的纸张高达65万吨，仅1967年就达20万吨，相当于当时全国教科书用纸总量的三倍。
有些地方甚至将计划用于印制小学课本的纸张挪用印刷语录，导致当地数千学生整个学期没有教材，而有些家庭，一人手上甚至有十几本语录。
也因此，周恩来在1969年的一次报告上才会语重心长地提出：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可想而知，当时的资源浪费问题有多严重。
除此之外，超规模印刷的背后，同样还存在内容失真的问题。一些地方组织擅自增删修改语录内容，四川某派系将当地领导讲话混编入语录，湖南某组织则删去了"实事求是"等关键语句。
有些本子32页中错漏就高达60多处，《最高指示》中将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了，甚至把原文“五万人之多”印成“五百万人之多”。
最严重的是，某沿海省份的非法版本中竟夹杂着泄露军事机密的文件摘要。这些混乱现象引起中央警觉，周恩来总理曾在国务院会议上痛心地说："现在连什么是真语录都分不清了，这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976年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上层慢慢开始讨论语录的存废问题。根据基层反应，一些纺织厂库存的语录本堆积高达两层楼，而技术手册却严重短缺；农村图书室里的语录本积满灰尘，农民真正需要的农业科技书籍却无处可寻。
更关键的是，某些帮派分子仍在利用语录中的只言片语干扰拨乱反正工作。
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通知，明确指出《毛主席语录》的发行"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求各地立即停止印制发行。
这个决定看似突然，实则是经过两年多审慎研究的成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央采取了渐进式调整：先叫停群众的自行编印行为，再回收处理库存积压，最后全面终止官方发行。
不过，语录的停止发行是将毛泽东思想与语录的教条化使用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本人依然活着人民心中，他的思想与伟大，以其他形式继续在新时期得以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