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河发源于辽宁省清源县长白山支脉滚马岭，流经清原、新宾、抚顺、沈阳、辽中、海城、台安等市县，全长415公里，水量充沛，是辽河最大的支流。汉代称辽水、小辽水，唐时称贵端水，辽时得名浑河。
明末，明军与后金（清）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影响整个历史走向的萨尔浒之战和辽阳之战、松山之战，然而很多人对另一场发生在沈阳附近浑河两岸的战役知之不多。
浑河北岸盛京大剧院一带在当年是明金血战的区域 浑河北岸盛京大剧院一带在当年是明金血战的区域
浑河之战，明军的数支精锐全军覆没，极大的影响了军心士气。此后的各路明军畏八旗如虎，不敢主动迎战，甚至出现了“满人不满万，满万莫能敌”的言论。可以说，八旗之后的作战所向披靡与这场战役的结果有极大干系。
明军的两支精锐部队
浑河之战明军参战的部队为四川石柱、酉阳两地土司兵及其他四川汉土兵（混合），湖南保靖、永顺的土司军，广东兴宁、长乐的狼土兵，河南毛兵，浙江浙兵，还有来自明朝大同、延绥等九边重镇的边兵。也许是边兵表现较差，广兵和毛兵参战人数不详，湖广的土司兵出关前即出了状况（后面再说），于是后世文章常常只记录名气最大的来自四川石柱（现属重庆）的白杆兵和来自浙江的戚家军。
“野战之壮莫如黑山” ，此语即是成军数十年战无不胜未尝败绩的戚家军最后的绝唱！
明人绘制的戚继光画像
戚家军，由戚继光组建并担任统帅而得名，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成军于浙江义乌，初建时兵力四千人，高峰时达六千人，兵员主要由义乌的农民和矿工组成，又称义乌兵、浙军，累计从义乌募兵超1.6万人。
戚继光北上镇守蓟辽后，除了朝廷后续增调的三千义乌兵，他还根据战场和敌手的变化，设计了骑营、车营和辎重营，编练车步骑辎三万。作战时以辎重营在后，车营配合骑步营合成作战。新训练的部队虽然归戚继光节制，但严格意义上属于边军，不属于戚家军。
戚家军基层战术单位是“车”、“队”，车营及辎重营是“车”，马营及步营是“队”。马营及步营是第一线主力战斗部队，全营官兵全部挂精良甲胄上阵，车营及辎重营是辅助支持部队，车正以上官佐才有挂甲，车兵不挂甲。
戚家军使用的火器主要是鸟铳，“马营火器比为 42.57%，步营火器比为 48.02%，车营火器比为 43.60%，辎重营火器比为 58.70%，火器数量及比例是同一时期全世界“最多量也是最高比的火器部队”，不足之处在于重炮威力与数量。
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被迫去职，戚家军平倭寇、肃内患、抗鞑靼、戍边防，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斩首十余万，获得了极高的战损交换比。
戚继光虽然去职，但是以戚家军为班底组成的浙兵仍然被朝廷视为具有强悍战斗力的部队，遇到战事就会征调浙兵，先后参与万历三大征的两场战争——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援朝抗倭战争，均取得胜利。
平壤之役，主帅李如松带有私心的让自己的辽东军攻城却安排浙兵打辅助，且是攻打险要的牡丹峰，即我吃肉你啃骨头。但未想到，戚继光的老部下蓟镇副总兵吴惟忠率领戚家军强攻牡丹峰，首登平壤城，立下大功。
援朝战争，由于李如松一系列的不公做法，如战术安排啃骨头，战后抢功，克扣拖欠钱粮和赏赐等等，南兵与北兵的矛盾逐渐加深，终于激起了浙兵讨薪事件。朝廷将此定性为兵变，此即蓟镇兵变，采取了严酷镇压手段——"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怀德及伪军师李无逸等凌迟、斩首有差，仍令枭示各边镇。"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二十日，新任蓟镇总兵王保（属北方边兵将领）将“蓟三协南兵营”（即戚家军）诓骗到演武场列队，旋即遭埋伏在周围的友军攻击，手无寸铁的戚家军遭到屠杀。
《明史》有关蓟镇兵变的记录很少，《明史.神宗本纪》罗列的万历年间的“兵变”里，蓟镇兵变更是连提都没提，只是在其他相关人物的传记里，才捎带提了几句。《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朝鲜一役，戚家军阵亡400，病殁300。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这次蓟镇兵变有1700余戚家军的官兵被屠杀，剩余数百人被遣散。
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去世，备受其照顾的戚家军成为了一些人的眼中钉。亲政的万历皇帝就是个糊涂蛋，让张居正一党的戚继光去职似乎还说得过去，但是将戚继光苦心打造的车步骑辎七大营相继裁撤就是自毁长城的行为，甚至连戚家军仅留的这三千骨血也不放过。
蓟镇兵变后戚家军被遣散，二十多年后浑河之战时的浙兵系再次招募编练的新兵，但部队编组、阵法和战法延续之前，可以说继承了戚家军的衣钵。
浑河之战明军的另一支精锐是明后期大名鼎鼎的四川白杆兵。
白杆兵，明朝末期四川石砫宣慰使（土司）马千乘（土家族）和夫人秦良玉（苗族）训练、率领的一支善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兵员主要为以马家、秦家子弟为骨干的当地的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因兵器使用当地产的白蜡木杆做成的长枪而得名。
《石柱厅志 承袭志》载：秦良玉“农隙与千乘练士兵，精劲冠诸部，兵器用长矛，后带钩环，登山涉水，前后相连，皆白木为之，不装饰，厥后屡立战功，石柱白杆兵遂著名海内”
白杆兵号令严明，士兵均来自山区的少数民族，善于攀爬，适应山地作战，而且特别能吃苦，作战勇敢，强悍的战斗力也得益于其使用的极具特色的兵器。该长枪独特之处在于枪头上配带刃的钩，枪柄的尾端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枪尖可刺，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
明清话本里的秦良玉和白杆兵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再次入侵朝鲜，七月，马千乘、秦良玉奉诣援朝抗倭。是月，贵州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叛乱，第二年官军进剿失利，杨应龙势大，地方遭受洗劫。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第二次援朝抗倭战争结束，朝廷任命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化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调动军队分兵八路进发平叛。
“千乘以三千白杆兵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邓坎（今贵州凤冈）。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桑木关位于绥阳县城东7公里，为遵义经绥阳入川重要通道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新派来的监军太监邱乘云，被其诬陷投入狱中。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调养，马千乘病重而死。
因马千乘之子马祥麟（后授骠骑将军）年龄尚幼，朝延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长，授命她继任了丈夫的宣慰使官职。
秦良玉祠堂供奉的秦良玉战衣
秦良玉率领这支军队参与了平奢安之乱、援辽、抗清、勤王、剿匪诸役，获得赫赫功勋。她的兄长弟弟，儿子儿媳以及多位侄儿们，分别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可谓满门忠烈。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崇祯皇帝一生只留下四首诗，而这四首全是为表彰秦良玉所作。
明朝灭亡后，在福建的南明隆武帝加封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封忠贞侯，在西南的永历帝加封秦良玉太子太傅。我们熟知的岳飞、于谦仅加封少保，可见朝廷对马、秦家族的重视和嘉奖。
张献忠犯川时，由于总督军务的巡抚未能听从秦良玉的建议，导致农民军得以入川。在之后的成都战役时再次不听秦良玉建议，屯重兵于成都而忽视了外围山地的防守和争夺，待到听劝派兵出城增援，为时已晚。
外围的明军因兵力过少很快被明末最能打的战将李定国击败，出城的官军走到半道恰好遇到败兵，队形被冲乱，而李定国趁势追杀而至，官军未及列阵，大败。四川遂被张献忠占据。
成都战役秦良玉遭遇了生平最大的一场败仗，三万白杆兵溃败，只身逃回石砫，可以说这一仗败得很窝囊。秦良玉原打算散尽家财，与官家各出一半粮饷重建白杆兵，与农民军一决高下，但明朝此时财政崩溃拿不出钱粮，只得作罢。
秦良玉曾多次击败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此前投降被招安就是因为被秦良玉击败，被打出了心理阴影，因而成都获胜后农民军虽然在四川各处攻略，但是张献忠始终不敢向石砫进兵。清军入川后，直至秦良玉去世，亦未向石砫进攻。
历朝历代修史，女性名人都是被记载到列女传里，而秦良玉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作为王朝名将被记载到正史将相列传里的巾帼英雄。秦良玉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如今在川东地区，秦良玉仍是很多人家春节时贴的门神。
浑河之战战争背景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对建州女真各部展开了兼并战争，统一了建州三卫各部。 随后又相继兼并了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统一了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天命元年（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国，国号金，建元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起兵反明。
努尔哈赤
明朝建立后，从鸭绿江至嘉峪关设置“九边”，即九个边防重镇，其中辽东辖今天辽宁省大部。辽东军素以精锐著称，对以羁糜政策统治的东北女真各部和蒙古鞑靼等各方势力形成实力碾压。
后金的崛起与辽东主帅李成梁的养寇自重有很大关系，未能将尚处于襁褓中的努尔哈赤绞杀。到了援朝抗倭时，努尔哈赤曾主动提出出兵三千助战，这本是削弱其势力的好机会，但是又被李成梁的继任者其长子李如松拒绝——他也没有把羽翼未丰的努尔哈赤放在眼里。
李如松在作战中
由于明朝未能及早将努尔哈赤扼杀，导致其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一步步坐大。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努尔哈赤确立了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八旗军制，实行四丁抽一，父死子替、兄亡弟代，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样既保证了生产，又保证了战争损耗后兵员的快速补充。
满洲八旗开始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女真人分编在八旗中，共有兵近10万人，是一支集重骑兵、轻骑兵、重步兵、车兵等为一体的高度合成化军队。
按照四丁抽一的原则，可以很容易算出努尔哈赤还拥有30万的后备兵员可以上战场厮杀。由于后金是事实上的全民皆兵，按照男女人口一比一测算，他还拥有40万的后勤兵员。
明朝虽然打赢了万历朝鲜战争，可作为主力的辽东军精锐却也损失惨重。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000，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只有40000，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单薄可见一斑。
此时，努尔哈赤刚刚开始崛起，力量并不大，明朝理应在援朝战争结束后迅速增强辽东军实力，抑制其发展，但因忙于平定播州之乱，镇压关内农民起义及高淮乱辽，无力顾及辽东防务。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名将李如松讨伐鞑靼中伏殉国后，辽东军训练日渐荒废。到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辽东军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政治腐败，守备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与昔日的精锐之师有天壤之别，否则，努尔哈赤也不敢贸然就反。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反明，亲率步骑2万向明朝辽东镇发起进攻，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
面对辽东日益严重的形势，明神宗决定出兵辽东，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徐光启（历史课本上多介绍他的科学家身份）首先提出练精兵，联合朝鲜和北关（海西女真的叶赫部）的军事进攻战略，并亲自出使朝鲜。
努尔哈赤原打算进攻沈阳、辽阳，由于力量不足，翼侧又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在探知明朝决定出兵辽东，遂于九月撤兵，转身去攻击叶赫部。
明朝从各地调兵，经半年多准备，援军大部到达辽阳--沈阳地区。由于朝廷财政紧张，无力长期供养辽东集结明军作战部队，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
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明军集结20万大军，加上叶赫部、朝鲜军队，号称47万向后金发起进攻。
辽东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以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又称兴京，故址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为目标，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约定于三月初二在赫图阿拉一带对后金军展开围剿。
名将杜松
明军虽是从各地征调来的精锐，但远道而来未及休整磨合，粮饷未备，士卒逃亡。杨镐曾指挥过援朝抗倭战争，也属知兵，带队的各部总兵均为久经战阵的猛将，但将帅互相掣肘。
战役指挥上，总指挥杨镐犯了分兵的错误，率领主力的总兵杜松轻敌冒进，另一路主力李如柏行动迟缓，南北二路则相距遥远，道路不便。徐光启当时就提出：“四路进兵，此法大谬”，认为努尔哈赤的战略会是“并兵以应一路，当之者必杜将军矣”。
方向
将领
兵力
行军
左侧中路
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监军道张铨
六万
顺浑河出抚顺关
右侧中路
总兵李如柏、贺世贤、监军道阎鸣泰
六万
往清河出鸦鹘关
左侧北路
总兵马林、副将麻岩、监军道潘宗颜，
四万
往开原合叶赫兵，出三岔口
右侧南路
总兵刘铤、监军道康应乾
四万
合朝鲜兵，出宽奠口
针对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抓住各路明军距离较远相互不能支援协同的弱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后金军在五天之内连续打垮了三路明军，仅李如柏（李如松二弟）率领的那一路由于进军缓慢而逃脱了被歼的命运，但也被努尔哈赤派出的少量疑兵吓得自相践踏伤亡上千人，可见此时辽东军战力与援朝时打垮二十万日军的辽东军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文武将领战死310余员，军士战死45870余人，阵失的马、骡、驼共28600余匹。
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发起开铁之战，攻占开原、铁岭，继而转向叶赫部发起进攻，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海西女真最顽强的一部被建州女真征服。至于二百多年后叶赫那拉氏送了满清最后一程，却也是天道轮回！
朝鲜军剩余的五千人被围困，统帅姜弘立不得已率部下山投降，努尔哈赤将他们全部放归。五月，朝鲜的光海君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直至后来仁祖反正。
四路明军中三路主将战死，活下来的李如柏则被言官弹劾。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主帅杨镐兵败之后引咎辞职，后被拘押，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
李如柏
一系列的战役失败导致在辽东的明军大量被歼灭，素称精锐的辽东军也几乎伤亡殆尽，兵甲军械残破不堪，各处城防更是形同虚设。后金不仅占领了广大地域，战略态势极优，且依靠八旗军制迅速补足战损，八旗军缴获大量军械马匹，又收纳明军降兵万余，实力更为强劲。
这个时候如果努尔哈赤继续进兵，虽说不一定能够直驱北京城下，但起码也能轻易攻至山海关。所幸努尔哈赤转攻叶赫部，给了明军重新布防的宝贵时间。
大败之后，因卷入党争罢官的熊廷弼被启用，以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辽东。到辽后，先斩杀大批逃将及贪将，设六坛以哭祭死难军民，再发兵前戍沈阳，初步稳定了局面。
熊廷弼是历史上令人扼腕的悲情人物，明末数位抗清（后金）总指挥，以后人的上帝视角审视，他的能力无疑是最强的，他所采取的战略是最正确的。
由于明朝一系列根源性问题，导致辽事糜烂不可收拾。熊廷弼被杀后，明朝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则使得明朝的灭亡成为确定的事，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等的努力只能是延缓这一进程。
熊廷弼曾任辽东巡按，对东北的情况熟悉，很清楚依靠那些残兵败将是守不住辽东的，于是上疏请求朝廷调发各地精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并调拨大批军械以装备在辽残兵及出关部队。
朝廷响应很快，除调发蓟镇、宣府、大同、延绥、榆林、真保等重镇边军，征发天津卫、广宁等地官兵外，还调派四川、湖广、浙江、河南、广东等地客军入辽。一时间到达辽沈附近的援军达十三万，马数万匹，并调拨了大批军械装备，后续援军也在陆续开拔赶来。
然而，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可堪野战者不过三四万，其余勉强可以用来守城，装备、训练并不适合在东北平原与强悍的八旗军决战。
熊廷弼制订了正确的策略——先守后战。一边防守要地，一边整训军队，然后再寻机发起进攻。根据各支部队的特点，熊廷弼派边兵配合残余辽东军分守各处城池，远道而来的客军赴险要地带防守。
《熊襄愍公集》卷三之《酌调土兵疏》：:“臣见川将周世禄等所领川兵心胆齐壮、器械精利而营伍亦安整不乱，可谓步兵之劲。周世禄等曰此所募汉土杂兵也，犹多参差不一，若以真正土官领真正土兵更有十倍于此者！臣思宽奠、叆阳、清河一带皆山林险峻，非奇兵决骤之地，惟土兵腾山跳战正其所长......”
断句和标点是我加的，可看出汉兵的战斗力弱于少数民族士兵。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二十四日，沈阳各营军丁得到北关（叶赫部）陷落的消息，惊惧之下全部逃走。
明朝在辽东的核心是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在地辽阳，沈阳当时只是一个卫城，城防和兵马残破，无法大量驻兵。熊廷弼接受了手下将领的“并沈保辽”之策，决心专守辽阳，只在沈阳布置少量前哨军队。第二年，他在视察前线后做出了一定调整：鉴于辽阳附近兵马过多，给后勤造成极大压力，且前沿的兵力极少，沈阳门户一旦有失，辽阳亦将难保，遂派总兵贺世贤等人率兵二万驻防沈阳。在清河、宽奠、叆阳一带驻防的川军、浙军等，因此处难以相互应援，撤至虎皮驿、奉集堡驻防，担任沈阳外围的机动兵力。
熊廷弼总的战略安排是：以辽阳为核心，先稳固沈阳、奉集堡、辽阳一带防线，加紧训练兵马；一年后调集数万重兵前出抚顺一带筑城，建造防御工事与后金对峙，吸引牵制后金主力；然后派浙兵、毛兵出宽甸、叆阳，四川、湖南诸土司军、广兵出清河，对后金发动钳形攻势；待后金军阵脚紊乱，中路的边兵骑兵趁机杀出，一举打垮努尔哈赤。
广兵为广东兴宁、长乐（今梅州五华县）之兵，熊廷弼称为狼兵。我们现在所说的广西狼兵称谓的由来主要是明中叶以后广西西部以壮族、瑶族为主的土司兵。
毛兵即毛葫芦军，这是支诞生于元末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团练武装。“内、召、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
持长枪作战的士兵
元末农民大起义，元朝最先在陕西金、商等地招募毛葫芦，后“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故以名之。”（《元史·顺帝纪六》）“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状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列其功以闻，赐敕书褒奬之，由是其军遂盛，而国家获其用。”（《元史·朵尔直班传》）
《治胜算平书》记载的葫芦箭袋
明朝建立后毛葫芦沉寂于民间，成为各地的民兵。“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精锐损失惨重，募兵开始兴起。因为地处中原，距离各地位置适中，便于应急征调，毛葫芦军得以再次站上历史舞台，被招募后调往全国各地战场。
毛葫芦主要产生于豫西山区，地域分布包括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唐河、邓州、内乡、南召，平顶山市汝州，洛阳的嵩县、汝阳、栾川，三门峡地区的陕县、卢氏，陕西省商洛市等地区。此处连接川、陕、鄂三省，山区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养成了彪悍的作风。
毛葫芦最初以猎户山民为主，后又加入了更多的矿徒，皆是群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以此为兵源成军的毛葫芦兵作战极为凶悍勇猛。
狼筅
狼筅长一丈五尺（约4.8米），重七斤，械形体重滞，械首尖锐如枪头，械端有数层多刃形附枝，呈节密枝坚状，具有广阔的防御面积。附枝最长60厘米，最短25厘米，头与杆均为铁制成。狼筅遮蔽面积广，可以有效遮蔽敌人的短兵，使敌人难以近身，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弓弩防御能力。
狼筅有记载最初为矿徒所用，因此以矿徒为主的毛葫芦军有可能就是狼筅这种利器的发明者。浙南的矿徒是戚家军的主要兵源，使用狼筅顺理成章，更使得此兵器名扬天下。
《倭寇图卷》中的明军
《明史》兵志将毛兵列入乡兵，原因为“其不隶军籍”。没有军籍就不是明朝的正规军，却受雇佣于朝廷，也就是明王朝的一支雇佣军。像四川、湖广等地的土司兵，与毛葫芦兵一样亦为雇佣军。
近几年的俄乌战场，双方均有大量雇佣兵上场，对战局走向影响很大，如著名的瓦格纳。俄军中的强力尖刀114旅，则有点类似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初始为雇佣兵性质的团练武装，后顺利转正，纳入正规军序列。而戚家军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
徐光启棘兵疏稿列援辽军需：“湖广募送土司刀牌药弩敎师、永保鈎枪敎师”，可见湖广及四川土司兵皆擅使钩枪。黄嘉善《议调水陆精兵疏》中提到： “湖广、四川、贵州各土司兵生长悬崖峻坂之间，利臂轻足，性悍嗜杀与虏相埒。且素有藤盔、毒弩等器械，足为御虏长技”。由此可以推知，援辽的土司兵着藤盔厚甲，与石柱白杆兵那样使用钩枪，并擅长使用毒弩。为此朝廷向辽东运送了大量毒弩和弩药。
《倭寇图卷》里带蝎子尾的南军士兵
蝎子尾
《涌幢小品》记载湖广土兵：“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如在前者败绩。则第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五重而皆败。则余无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选之兵也。”
每一总司节制24司，达一万六千余人，可谓古代一支强大的野战步兵集团军。
虽然此阵记载仅为湖广土司使用，但四川、贵州、广东等其他土司军亦可参考推知。其军纪采用连坐法，“违者与退缩者皆斩“。魏源《圣武记》中说戚继光之连坐法即学自土司：“其连坐之法极严”，“如军退而参将不退，战死，则斩五把总。把总不退战死，则斩十哨长，哨长不退战死斩十队长，队长不退战死斩九卒”。
永保土司军，跟随王阳明平叛，在抗倭战争中，保靖、永顺土司军战功卓著，然而这次援辽，来自湖南的两土司军一开始就出现了状况。
先是永顺土司彭元锦闻援辽调兵三千，认为调兵太少不足以立功，愿以一万五千兵援辽。朝廷“嘉其忠义加升都督佥事赐以飞鱼服色既而部檄调兵八千仅以三千塞贵又上疏称病不行”，结果这三千土司兵”一至通州闻三路败衄辄望风奔溃“。《熊襄愍公集》卷四之《土司托病疏》，熊廷弼认为：“况土兵悍性难驯决非汉官所能管押决非头目所能统领”，带队的”知州田万年老而病不能约束“，土司兵”又不听舍把彭宗卿等约束“，“若此后再有发遣而无主将亲领之平时问谁弹压临阵问谁调度“？
不得已，熊廷弼将永顺土兵划归四川参将周世禄统领。
保靖土司军方面，《明史》列传·卷一百九十八：“万历四十七年调保靖兵五千，命宣慰彭象乾亲统援辽。 四十八年加象乾指挥使。 象乾至涿州病，中夜兵逃散者三千余人，部臣以闻。 帝严旨责统兵者，并敕监军道沿途招抚。 明年，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亲兵出关，战于浑河，全军皆殁。 天启二年进象乾都督佥事，赠彭象周、彭绲、彭天祐各都司佥书，以浑河之役一门殉战，义烈为诸土司冠云。“
保靖宣慰使彭象乾虽然亲自领兵，遗憾的是来到北方后病倒了，导致大半土兵逃散。因而，在浑河参战的保靖土司兵具体员额不详，约两千左右。
决死一战
翻看中国历史，常常会发出一声感慨——书生误国！发生在天启元年（1621年）的沈（阳）辽（阳）大战则给这番感慨加上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熊廷弼在前方殚精竭虑累到吐血，然而在京城的书生老爷们很快就开始上表弹劾——理由是他不进攻。不得已，熊廷弼被迫辞职。1620年10月，刚刚上任辽东巡抚一个月的袁应泰代熊廷弼经略辽东。
袁应泰（？－1621年3月21日）
袁应泰精明能干，但用兵非其所长，规划也不周密。熊廷弼在边防时，执法严格，部队军纪整肃，而袁应泰失之以宽，而且更动了往日的规章制度。上任不久，袁应泰在客军将领鼓动下抽调各地驻军约六万人前往抚顺、清河一带，试图收复两地，而此前熊廷弼的方案是将此一行动放在一年后执行。
明军的行动让后金大为震动，因为抚顺、清河一带若为明军控制，将直接威胁到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决定先发制人，亲率大军迎击。
亲近明朝的蒙古福余卫暖兔部探知这一情报，报告给了袁应泰。袁应泰大惊，匆忙收缩兵力准备应战：
- 1、总兵贺世贤、副总兵尤世功率兵一万守沈阳。
- 2、总兵陈策、副总兵童仲揆、副将戚金、参将吴文杰、周世禄和各土司领兵官带领的四川汉土兵、湖南土兵、浙兵及广兵、毛兵等约三万人屯于虎皮驿、黄山一带。
- 3、总兵祁秉忠统兵一万守蒲河。
- 4、总兵李秉诚率七千兵守奉集堡；参将朱万良、姜弼等领副总兵职衔、行总兵官事，率约二万人分驻于威宁营、武靖营、虎皮驿等地，以为犄角。
- 5、宽甸、叆阳、镇江分兵二万驻守。
- 6、辽阳留兵二万守备，另以二万兵马为机动兵力。新收纳的三千余蒙古、女真降夷，作为预备机动兵力。
按照袁应泰的部署，若后金进攻沈阳，距离沈阳较近的陈策部可以及时发兵增援。但按照熊廷弼先前的构想，该部明军并非用于旷野平原与后金铁骑交战，而是在险要狭隘之地实行防御反击。沈阳周围皆为平坦之地，非常利于后金骑兵冲击，袁应泰此一部署等于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这便为陈策部明军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总兵陈策（原任四川副总兵，后升总兵官）和副总兵童仲揆（原任四川参将，后升副总兵，行总兵官事）指挥的石柱、酉阳、保靖、永顺等土司军和毛兵、广兵的装备起初较为简陋，但在出关后陆续得到了精良兵甲的补发。多数为装备竹竿（木杆）长枪、大刀利剑和棉甲、棉盔，专研近战的重装步兵，另有一定数量的弩手、火器兵和少量骑兵等辅助部队。
戚继光的侄儿戚金带来的三千三百余新募浙军（内三百真定兵，亦有说浙兵四千）初到辽东时，熊廷弼的评价并不高：“南兵虗而猾，所侍狼筅及枯木竹枪多不中用”。因武器仍为对付南方倭寇等无甲或轻甲部队的狼筅、枯竹枪等，显然无法应对装备重甲及大型楯车的八旗军，且后续的7000浙兵尚未赶到，熊廷弼遂命与由原云南参将张名世编练的三千南浙兵（因获罪下狱，用人之际启用，其所募之兵与戚家军没关系）合并，成立了左右火器两营，张名世统右营，戚金统左营，加紧训练。
戚家军的步营鸳鸯阵战法不适用于对抗骑兵，于是改成戚继光在镇守蓟镇时发明的车营阵法，作战时携正厢车、偏厢车等战车组成车阵防御，装备以三眼铳、鸟铳、灭虏炮等各型火器为主力，另装备镗钯、腰刀等辅助武器。
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发起了进攻。
八旗先攻奉集堡，被明军使用火炮击杀一名参将后退去。数日后，转攻虎皮驿，又再攻王大人屯，无果退去。从地图可看出，这几个地方在辽阳和沈阳之间，努尔哈赤的目的是摸清明军兵力部署与城防情况。
三月十日，努尔哈赤发兵直逼沈阳，十二日辰时抵达，十三日正式攻城。
明代的沈阳叫沈阳卫，领有左、中、右、前、后五千户所，后又增设汎河、蒲河两个千户所，另有抚顺千户所也归其管辖，城周围九里一十余步，为洪武年间指挥闵忠所筑。沈阳卫一直作为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所驻地辽阳的藩篱，战略地位重要，失沈阳则辽阳不保。因此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时一直加强沈阳与奉集堡的兵力与防御工事，力图以沈阳、奉集堡为犄角之势拱卫辽阳，并在虎皮驿亦布置重兵作为支援。
此前，熊廷弼鉴于沈阳城墙“高不盈丈余、面窄仅五六尺”，无法架设大炮，于是命扩置外墙，挖掘壕沟陷阱、布置栅栏拒马来迟滞攻城八旗骑兵，并配备了数重火器环列，充当城防。然而，此次后金首次在攻城战中投入大量楯车，可以在远距离抵御轻型火炮，减轻伤亡。
明史中关于楯车记载，“奴以牌车推遮一车二十余人”的大家伙
史载，后金军进攻，“前一层用木板，约五六寸，用机转动，如战车之制，以避枪炮；次一层用弓箭手，次一层用小车载泥土以填沟崭，后一层仍用铁骑，人马皆重铠，待我火炮即发，突而出，势若风雨。”
八旗军向沈阳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沈阳守军为原辽东军）虽然火力全开，但是明军的锻铁炮太轻、容易过热炸膛，火力难以持续。凭借楯车掩护，后金兵利用各种推土器械填平壕沟、拆毁栅栏，冲入明军阵地之内，迅速以近战击溃外城守军。沈阳城墙低矮破败，内有奸细内应作乱，而总指挥早前贪功中计身死致无人指挥，遂被八旗轻易攻破，总兵贺世贤、副总兵尤世功等相继战死。
《满洲实录》中绘制的沈阳攻城战
《满文老档 第十九册 天命六年三月》记载：“十三日卯时，绵甲兵携盾车，往攻城东。明人掘堑十层，深一人许，堑底插有尖木。堑内一箭之地，复浚壕一层，壕内侧以一二十人始能抬起之大木为栅。栅内又掘大壕二层，宽五丈，深二丈，壕底插有尖木。壕内侧排列盾车，每车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第车间隔一丈，筑土为障，高至肚脐，障间设炮各五门。我军攻其坚城，辰刻抵城，即刻攻克，聚歼明兵七万。阵斩主将贺总兵官、尤总兵官及道员和副将、参将、游击等大员三十人，其馀千总把总等低级官员，不计其数。得其城，尽歼其兵。”
当沈阳被后金猛攻之时，总兵陈策、童仲揆等率领虎皮驿、黄山等处四川石柱土司兵、酉阳土司兵及其他四川汉土兵、湖南保靖土司兵、永顺土司兵、广东狼土兵、河南毛兵、浙兵一营约二万驰援沈阳，剩余一营浙兵及其他明兵约万人防守虎皮驿、黄山大营。
部队推进到浑河，欲与沈阳城内的明兵对后金兵进行夹击。此时传来沈阳城破的消息，陈策欲退兵守大营，为部将周敦吉等人阻止，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石柱兵先进，渡浑河，诸营毕进”。
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秦良玉的兄长）率领石柱兵先渡河北进，其余土司军、广兵、毛兵、浙军随后。
努尔哈赤发现明军渡河，立即命令右固山（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取棉甲、携楯车迎战。精锐的红巴牙喇不待主力集结，即行独自对明军展开阻击。
浑河虽然距离沈阳城仅七里，但遭遇八旗主力阻击后已无法直冲沈阳城下，而如果直接后撤浑河，被敌骑兵掩杀，非大败亏输不可。白杆兵及另五营明军马上立营结阵，准备迎击八旗骑兵的冲击。陈策、童仲揆、戚金、张名世等统带各将官家丁两千在桥南立营督战，尚未过桥的浙军在南岸以为呼应，并派出少量兵力开始做列阵准备。
土司军迎战八旗
巴牙喇（满语音译，顺治十七年改称护军）是从八旗中精选的敢死之士，为各旗主的拳头部队。后金史料记载：“右翼四旗捕捞抵彼，不待绵甲，红巴牙喇兵至来即进击。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
红巴牙喇虽然被土司军击败，但是为努尔哈赤集结兵力争取了时间。右翼四旗主力赶到后，替换下红巴牙喇，开始对明军的阵型展开反复冲击，各营明军死战不退。
据明朝方面史料记载，土司兵连续击退八旗军的猛攻，后金军被打得“纷纷坠马”，“死于枪弩者数千人”。清人谷应泰著的私史《明史记事本末》记载：“川兵营甚坚”，“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白旗），又败黄标兵（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然而，八旗非常强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
《满洲实录》中浑河北岸战斗绘图
后金军发起了一轮接一轮的攻击，土司军被一步步压迫到浑河岸边。当时战场混乱，由于无法在北岸从容列阵，因而戚家军未过河增援，遂在浑河南岸五里外布阵，列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准备死守。
在八旗军连续的强力冲击下，北岸的明军终于支撑不住，阵型被冲破。从古至今，步兵打骑兵唯有依靠结成紧密的阵型，如果阵型一破，那就只剩下屠杀。
浑河北岸之战
周敦吉（四川永宁宣抚司）、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周世禄率部从西北杀出，邓起龙、袁见龙带领残军撤过浑河，均进入浙兵阵内。
《两朝从信录》卷六《张思任目击艰危疏》：“有为沈城既破，川兵扎营甚坚，李永芳得我火砲手，亲什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无不立碎者。”此一说法常常被人用来证明土司军是因遭火炮轰击而败，但属自我安慰，不足信。无论是后金当时的作战记录还是明朝辽东巡按张铨的奏报均没有提及此事。沈阳城墙矮小，无法布置大炮，且明朝新造之吕宋铜炮仅配备到了辽阳和奉集堡两处，沈阳城外是预先配置的小炮，射程短、威力小，需敌军抵近时发炮方能造成杀伤。
《明实录熹宗实录》实录卷之七：“川浙总兵陈策等率师援沈阳及奴贼战于浑河死之时策等提兵至浑河桥南闻沈阳失守下令还师禆将周敦吉等固请进战石柱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引兵先渡河与诸将营桥北浙兵三千与陈策等营桥南邦屏等营未就奴四面攻之将卒殊死战杀奴二三千人贼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奴益生兵至诸军饥疲不支周敦吉秦邦屏吴文杰雷安民皆战死他将走桥南入”。
《满文老档》记载：“汗往观之，见浑河以北一里外，有步兵二万，分立二营，乃命右翼四旗兵取绵甲、携盾车，徐进攻其二营兵。右翼四旗捕捞抵彼，不待绵甲，红巴牙喇兵至来即进击。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此后，击败其兵，自陆路追杀至河中，尽全歼之。”
歼灭了北岸明军后，八旗军渡河将浙军包围，准备发起攻击。
当得知沈阳城陷，巡按张铨传递命令给奉集、武靖、虎皮、威宁等地明军，要求撤退回辽阳。副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的两万援辽边军，行至白塔堡立营，派出一千骑步兵向围攻浙营的后金军发起试探性进攻。
“满洲雅松领二百健兵“迎战，巴牙喇兵见明军势大，稍一接战即落败遁走。明军紧追不放，斩杀五名敌军，夺四匹马，后续大部队随行杀上，直追到后金左固山（左翼四旗，正蓝、正白、镶黄、镶红）营前。
努尔哈赤得到报告，大怒，遂令大贝勒代善、皇太极，台吉岳托等率部分右翼四旗驰援，左翼四旗随即发起反击。在后金左右翼的夹击下，明朝建立以来号称精锐的九大边兵迅即崩溃。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帝闻报大怒，亲领兵迎敌，因至四王营告之，遂前进。四王急上马领健骑奔帝前曰：“父皇何须亲往，吾愿领兵前敌。”帝允其言，四王率兵疾进，其追兵四散奔北。”对于战败的雅松，“次日，帝责雅松曰：“吾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然因汝败走而杀入众军中，万一有失，罪应凌迟，汝何故率吾常胜之军，望风而走，以失锐气？” 大怒痛骂，遂定罪，削其职。”
《满洲实录》中白白塔堡之战绘图
朱万良、姜弼两总兵率骑兵逃走，随行的武靖、虎皮、威宁步兵遭受攻击。巡按张铨第一时间的报告是“士卒闻风而溃，武靖营已报步卒逃矣。”其实，当为总兵官带骑兵逃走，独立难支的步兵未能逃脱，被后金军打垮。
《满文老档》记载：“时河南五里外，见一营步兵，有一万人，掘壕布置枪炮盾车以待。我兵将往战、有辽东之兵、武靖营之兵、虎皮驿之兵、威宁营之兵，及三总兵官之骑兵三万来援，於白塔铺前安营，先遣兵三百来战。明张、朱二总兵官率兵放炮遥蹑我先遣之二百名巴牙喇兵，待至左翼四旗大军营地，左翼四旗兵即行反击，败明三万兵，追击四十里，杀其三千，然后收兵攻其后营步兵，尽歼之。明三营步兵未携弓箭，俱执丈五长枪及锋大刀，身着盔甲，外披帛被，头戴棉盔，其厚如许，刀枪不入，然我兵冲入尽杀之。“
根据张铨战后的奏报，李秉诚部并未参战，当为后金记录有误。
明军的铁头盔
《张忠烈公存集》卷十之《奏报辽危情形请督抚移镇疏》：“朱万良、姜弼之兵去浑河不过数里。观望不敢遽进。及贼围浙兵两将方领兵而前。一与贼遇即披靡不支东西分散。而贼乃得专攻浙营。”
战后，张铨（辽阳战败被俘殉国）询问溃卒后责备朱、姜二人虽早就到达浑河边，却贪生怕死观望不前，坐视浑河北岸明军覆灭，等到浙兵被围困时方率兵救援，结果一触即溃。只是大败之后辽东战将也几乎凋零，正是用人之际，便暂时宽恕二人的罪过，令他们来日立功赎罪。后在辽阳之战战死。
击败了明朝的援军后，八旗开始对戚家军展开了围攻。
两军在天色将晚时交战，明军以各种火器射击，后金兵则以楯车为掩护缓慢推进。至夜幕降临，明军火药用尽，后金兵与包衣即上前以各种器械填平壕沟，骑兵、战车齐进，冲破明兵车阵，双方便开始短兵相接。
陈策首先战死，童仲揆想要骑马逃走，被戚金阻止。众将士抱成仁之心杀向后金军，最终除少部分官兵幸免回辽阳外，陈策、童仲揆与副将戚金、及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张大斗等大小将校共120多人全部阵亡。
《满洲实录》中浑河南岸战斗绘图
张铨奏报：“贼追及之围之数重。初用火器击打贼死者甚众。后火药已尽复接战良久乃败。而大将裨将一时俱没矣！”
《明实录熹宗实录》：”贼乃萃力于浙营初用火器击之杀伤相枕火药已尽短兵接战遂大败陈策先死童仲揆骑而逸副将戚金止之曰公何往遂下马语其属曰吾二人得死所矣与诸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皆死之惟周世禄突围得脱”。
清人魏源曾发感慨："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浑河之战打得极为惨烈，据张铨统计，突围出的残兵与守营官兵总计尚有万余人。陈策、童仲揆部原有约三万，出援沈阳时留下约一万守黄山大营，即有近二万官兵参战，仅有少数成功突围，余皆阵亡。
综合分析资料：
石柱土司兵阵亡2500--3500。《明史》秦良玉传：”邦屏既殁，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给残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山海关）。”按照出兵四千--五千，减去给残兵所制冬衣计算。
酉阳土司兵阵亡千余。《明实录熹宗实录》，四川酉阳宣抚司冉跃龙”令男（儿子）冉天胤及文光等领土兵四千赴辽”，“浑河失利冉见龙等战死千余人”，“撤守辽阳又以降夷纵火冉文焕等战死七百余人”。
保靖土司兵全军覆没，战死约2000人左右。《明史》列传·卷一百九十八：“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亲兵出关，战于浑河，全军皆殁。”
永顺土司兵实到辽东人数不详，战死人数不详。
戚金所领浙兵一营全军覆没，阵亡当在3000以上。
毛兵阵亡人数不详。辽事危急，毛兵共发三千余名增援辽东，在沈辽大战时仅有监军道胡嘉栋率领的八百毛兵未参与战斗，后撤出辽东，驻扎天津，其余皆损失。因而，2200名毛兵在沈阳和辽阳分别损失多少不清楚。
广东狼兵征募人数不详，阵亡土兵人数不详。《筹辽硕画》卷九：“广兵兴宁、长乐之兵，可选得一二千”。
其余四川汉土兵阵亡人数不详。
明军精锐为何会全军覆没
浑河之战，参战的各部明军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都曾取得骄人的战绩，这次面对八旗军的作战亦悍不畏死，然而却全军覆没。总结此战失利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八旗军太强了
熊廷弼此前奏报朝廷时曾总结过八旗军的常用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死兵”即敢死队，努尔哈赤利用东北露天矿藏打造厚重的盔甲，在作战时让前排的士兵穿戴，号称“死兵”。
为了实现己方的战役目的，一部分甘冒牺牲自我的风险，来达成大部队的战术目标。这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所有强军必备的要素。
美军主要依靠的是强大的科技和工业能力，形成对对手的降维打击，但是，美军缺少这种“死兵”，所以可以看到美军虽然火力超强，却往往是一字平推，难以打出苏、德那样漂亮的围歼战。美军中虽然有阿登战役101师的灵光一现，但是这不是美军的普遍现象，所以美军并不能称为强军。正如近期网上的调侃：当年你们有钢铁，我们有钢铁般的意志。现在我们也有了钢铁，你们有钢铁般的意志吗？此话题不再展开。
除了强悍的战斗意志，八旗军的技战术能力和装备水平也相当高，这大概应归类为“钢铁”。据记载：“满洲的兵，马箭是最利害的，且云拾的满甲一副，抖出铅子升许，此等好甲鸟枪亦不能透”。
满洲属于游牧加渔猎混合体，弓马娴熟，士兵弯弓的臂力与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骑兵相当，而战时军纪更严，作战时悍不畏死比蒙古骑兵有过之而无不及。蒙古铁骑是轻骑兵，八旗主要重骑兵，防护力更强。
从各方面对比，八旗军要比几百年前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还要强悍，可以说是冷兵器时代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戚继光镇守蓟镇时，戚家军可以轻易击败蒙古骑兵，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八旗兵的强大。
当时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由于火器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因而八旗也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于是，东亚最强的戚家军面对八旗军败下阵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明军步兵打骑兵，天然劣势
网上常有这种声音：马克沁机枪发明以后，游牧民族就变得能歌善舞了。此话是不假，但是，即便是拥有了现代的机枪火炮，如果密度不够，步兵打骑兵依然是个头疼的事情。
面对骑兵，步兵如果依靠城寨尚能一战，可若是野战遇到骑兵的冲击，步兵往往凶多吉少。此前的文章也曾写过，即便是战斗意志顽强的我晋绥、西北野战军，野战遇到傅作义部的骑兵和西北马家军，均曾遭受过重大损失。
三、沈阳丢失过快，明军进退失据
熊廷弼上任后，着实加强了沈阳防务。然而，作为沈阳守城的最高指挥官贺世贤，却在大醉后中了努尔哈赤的诱敌之计，率兵出击，结果在野战中被击败。
后金早在攻城前就派人诈降混入城内，也联络了城内准备投降的辽人做内应，在贺世贤兵败时砍断绳索吊桥，将其阻于城外，被围八旗围攻身死。而副总兵尤世功不能以大局为重，担起指挥守城之责，在救援贺世贤时亦以身殉国。
本来，屯兵坚城之下，而援军又至，这种情况下攻城部队被两面夹击，陷入被动。这种情势下的应对，要么撤退，要么被击败。纵观古今中外，在此被动情况下最终取胜的战例不是没有，但是极少，这要求攻城部队的指挥官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部队具有坚决的执行力。比如大同集宁战役的傅作义、董其武，比如指挥了孟良崮、豫东战役的粟大将。
由于两位最高指挥官过早战死，导致守城之战没了章法，部队防守不坚决，沈阳丢失得过快。努尔哈赤占了沈阳，一下子就从被动变主动。
明军方面，在已知沈阳城破的消息下依然选择渡河，虽然勇气可嘉，但已将自身陷入背水而战的危险境地。
浑河之战的土司兵、浙兵、广兵、毛兵，此前的历次战争中战绩斐然。但是这次，他们碰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八旗军。熊廷弼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明军和后金军的战力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对于这支明军的总体评价——“穿山透林，非平原冲战之用”。遗憾的是，诸位领兵官虽然认识到八旗之强，但是认识的高度未能达到熊经略的高度。将士们虽然英勇，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只能血洒疆场！
浑河之战以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野战明军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唯有加强防备，依靠城寨工事进行防守，方能一战。
按照明朝方面的说法，浑河之战亦给后金造成了较大的伤亡。然而，仅仅5天后，努尔哈赤即率兵进攻辽阳，这说明后金的伤亡并未伤筋动骨，亦或是八旗军制实现了快速补充。
辽阳之战，袁应泰在击退八旗的首轮进攻，守城初见成效时，下令部队出城野战，结果导致迅速战败，六万大军覆灭，辽阳城破，自己只能自焚殉国。沈辽之战，辽阳、沈阳等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全部陷落。
明朝很快又再次启用熊廷弼。当时，熊廷弼被时人视为“汾阳（郭子仪）再世”，但是他对辽事感到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走马上任，提出封锁后金、稳扎稳打的三方布置之策，建议复设经略于山海关，统筹指挥。
然而，再次上任的熊廷弼与驻守辽西最前线的广宁（今辽宁北镇）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产生了意见不合，此即著名的“经抚之争”。王化贞书生意气浓厚，背后有朝廷大佬支持，扬言“请兵六万进战，一举荡平”，熊廷弼只得奏请罢免自己。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二日，熹宗命九卿科道开会讨论“经抚之争”的问题，27人支持王化贞，52人中立，只有李精白和徐扬先二人明确支持熊廷弼。结果是赐王化贞尚方剑，命其专管广宁事，熊廷弼改用他任。裁决还未正式下达，就传来了后金进攻的消息，明熹宗只好责令熊、王二人以大局为重，继续合作，功罪一体。
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军渡过辽河，进攻广宁。王化贞不知兵而指挥兵，仅仅两天时间，明军损失五万，辽西失守。熊廷弼率五千军前往救援，半道遇到狼狈逃出的王化贞，说道：“六万军荡平，竟何如？”王化贞深感惭愧。
虽然广宁之战不是熊廷弼指挥的，但他是辽东经略，辽西归属他防卫，负有领导责任。明熹宗又听从了朝廷内书生的建议，敦促熊廷弼、王化贞等出关收复失地，以立功赎罪。内阁首辅叶向高写信给熊廷弼，警告：“不出，则于法无贷，吾再不能救护”。
熊廷弼雕像
对于朝廷内从皇帝到书生腐儒不切实际的幻想，熊廷弼从实际出发，坚守山海关。三月，熊廷弼被逮下狱，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押赴西市斩首。临刑前作绝命辞——“可惜复可惜，报国心寸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