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北宋时期的社会成员对文学的推崇达到了顶峰。
前朝时相对零散的文人，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文人群体的出现，又推动着文学飞速发展。
文人群体内部会细分不同的流派，其中诗僧这一类文人，是北宋时期出现的独特的社会群体。
诗僧，顾名思义，有着双重身份，一是诗人，二是僧人。
佛学文化奠定着他们的主流思想体系，在宣扬佛学之外，他们也会花心思研究传统文学。
在古诗词的载体中融入佛学精神，宣扬个人情感，这就是诗僧创作的本心。
北宋时期独特的社会氛围和飞速发展的经济环境，都给诗僧的成长带来了有利条件，北宋著名诗僧有着什么难忘的故事？这一时期的诗僧分布又有何种特点？
横跨两派，一诗一佛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这是北宋时期著名诗僧仲殊写下的《南柯子》，也是他这一生的得意之作。
历史上对此人的记载其实并不多，但是他的知名度却并不低，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就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至交好友。
苏轼是一位相当热爱生活的文人，他有着较强的社交能力，能够结交社会各个阶层的朋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他交友从不看身份背景，只看是否投缘。
在所有的朋友中，苏轼对于佛门中人有着特殊的喜爱，他最著名的朋友佛印和尚，就与他传出了许多佳话。
佛印和尚是一位相当睿智的生活哲学家，从他的身上，苏轼学到了心胸开阔的生活视角，所以即使多次被贬谪，他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除了佛印和尚之外，他也格外欣赏仲殊这位诗僧。
以苏轼对佛学文化的理解来看，他觉得此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僧人。
佛门的清规戒律，他其实并不太遵守，而这一点，与他过往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在还没有出家之前，仲殊是一位风流成性的世家子弟，他整日流连于花丛当中，乐不思蜀，辜负了无数女孩的芳心。
迫于家族的压力，他在成年后娶了妻子，可是结婚之后，他仍然不收敛本性，多次伤害妻子的感情。
妻子是一位脾气相当刚烈的女子，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背叛之后，她试图下毒，与丈夫同归于尽。
好在两人运气不错，最后都被救了回来。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仲殊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他认为具有无限乐趣的那些事情，现在都对他没有半点吸引力。
他开始逐渐审视自己的内心，想要平静和沉静，想要追求心之所向的生活。
要想彻底和旧日的生活场景告别，那就需要跳脱现在的生活环境，所以他选择出家，四海云游，成为了一名诗僧。
从他出家的原因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斩断红尘，六根也并不清净，所以苏轼认为，他所谓的皈依佛门，只能算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尽管并不认同他对佛学文化的态度，但苏轼却非常欣赏他的才情。
此人拥有极其强大的共情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敏感反应，他见山写山，见水写水，总是能够从最朴素的自然环境中悟出最深刻的道理。
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南柯子》，他好似在浪迹天涯，看到数十里外的连绵的青山，看见潮起潮落，黄沙漫卷。
不间断的鸟啼声，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空旷和孤寂，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凄凉的处境也不言而喻。
宋朝文人写景，并不单纯只是在写景，他更多的是想表达内在的情感。
每一次读到仲殊写的诗，苏轼都会感叹于他的天赋，感叹于他敏锐的感知力。
诗僧这个身份，其实他更倾向于前者，但是佛门文化也确实对他造成了影响，所以后者也算说得过去。
仲殊是北宋时期诗僧的代表，在这一时期，和他一样的诗僧还有许多。
他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来历，有些人的生活经历甚至并不能称得上正面，但他们在文学上的发挥却又是那么出色，出色到让历史对他们念念不忘。
有一部分僧人和仲殊一样，是半路出家的子弟。他们并没有系统和深入地钻研过佛教的清规戒律，所以他们对于种种约束规范的遵守程度并不高。
固定的寺庙并不是他们居住的场所，他们更喜欢云游天下，把个人的情感寄托在高山大河当中。
每走到一个地方，这群诗僧必然会进入当地的寺庙，先完成身份带来的职责，念佛打坐，而后他们便会写下文学作品，纪念自己这一路来的经历。
对他们来说，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停留，每一个遇到的人或事都值得赞颂，文人的眼睛里总是充满发现美的力量，世间何处不可爱。
还有一部分诗僧，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僧人，小小年纪便剃度出家，彻底与红尘无缘。
只不过在成长过程中，除了佛学文化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之外，他们还自主学习了传统文学。
佛经十分枯燥，哪怕对于佛门子弟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阅读佛经之外，古诗词给僧人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更多色彩，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别样的魅力。
尤其是在北宋这样一个文学传播极其迅速的时代，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精彩作品。
那些作品或许良莠不齐，但每读到一处，他们总会产生不同的感悟。
特殊的社会环境，促成了诗僧的成长。诗僧群体的扩大，又成为了北宋时期文化领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以宏观的视角来分析整个时代，我们会发现，诗僧的分布有着非常有趣的特点。
南多北少，环境挂钩
根据历史记载，北宋时期的两百多名诗僧，超过三分之二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
剩下三分之一的僧人虽然位于北方，但他们的地理距离无限趋近于政治中心，这也与士大夫的佛教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相比之下，中国南方比北方更加适合诗僧的发展和诗僧作品的传播。
南方地区的风景更加秀美，大江大河穿梭于山谷之间，回荡出阵阵回响。
鸟鸣山涧中，花开溪水旁，松竹拔地而起，怪石嶙峋各异，自然界为诗僧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每一处景致都可以被他们写进诗中。
诗僧在云游四海的过程中，最喜欢停留的地区就是江浙沪一带，这里粮食充足，农业发展兴盛，气候条件适宜，地理环境开阔，非常适合僧人短暂停留。
江南地区，鱼米之乡，群众依山傍水而居，每个人的生活好像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乐趣。
诗僧能够从普通民众的身上挖掘生活的哲学，这部分哲学最终会反馈到他们的作品中。
杭州西湖，洞庭湖畔，四大名楼，每一处风景名胜，都少不了诗僧的登临，这里是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天地，可以为他们提供无穷无尽的灵感。
除此之外，两广地区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地带。
这是因为两广地区民风淳朴，乡土人情别具特色，诗僧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丰富多彩的生活魅力，也能够体验区别于中原大地的更多的生活习俗。
要想在文学作品上有所创造，突破瓶颈，诗僧一定需要沉浸到生活当中，感受人生的不同一面。
所以光是游山玩水，这并不能构成他们的生活常态，走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往往会选择在这里生活三五个月，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环境。
风土人情，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舒适程度。
当他们可以和当地的老百姓和睦相处时，这个地方对他们的吸引力便会无限增加，当他们无法融入生活场景时，他们便会如雁过留痕，飘然而去。
如果说两广的社会环境成为了他们的羁绊的话，那么川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能成为他们留下来的理由。
众所周知，北宋时期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四川，那就是交子，天府之国资源储备丰富，交通虽然并不十分便捷，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还是会在这里进行贸易中转。
这里的商品经济迎来了快速且繁荣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特色产品可谓是层出不穷，点缀着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别的地方无法体验到的生活场景，他们都能在川蜀地区感受。
而且这里的民风同样淳朴，高山大川的阻隔，让这里的人们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传统，因此也展现出对诗僧的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如果北宋有动态地图，我们便能看出诗僧的脚步都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反复移动。尤其是宋朝时经济重心南移，这一现象也就更为突出。
文人集团，佛性加深
宋朝诗僧人数的增多，还与一个现象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三教合一之下，士大夫文人群体的佛性不断加深。
以北宋大文豪苏轼为例，在周游天下，寻找灵感的过程中，苏轼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佛寺。
他在佛寺中结交了不少僧人朋友，大家在月光之下对坐饮茶，共谈诗词，好一番闲情逸致的生活。
前文提到，他的许多朋友都是僧人，他自己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向佛学文化靠拢。
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名叫东坡居士，其中的居士二字，正是佛学文化中佛教徒称呼的代表。
苏东坡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半夜起身，连夜寻找张怀民，共赏明月，这件事就发生在承天寺当中。
由此可见，他每到一个地方，佛寺总是逃不出他的打卡清单。
北宋时期的许多士大夫和文人，都有着类似的风格。
在三教合一的思想之下，佛学文化逐渐融入儒学经典体系当中，他们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佛学的影响。
佛门僧人文人化，文人集团佛教化，这两大过程，共同推动着诗僧群体的发展。
结语：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北宋时的诗僧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他们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的身上既有着文人群体的风骨，也有着佛门教徒的自持和稳重。
独一无二的特性，造就了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参考资料：
《北宋文人集团发展演变》
《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