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抛弃良心，为压下来成本，无底线的降低产品的品质。
伟大先哲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到：面对翻了三番的利润，他们就会泯灭所有的人性，敢于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这样丧心病狂的资本家，把这些掺了假的药品卖到了前线战场，把“不能救命的”救命药给了生命垂危的志愿军，如此漠视人命的后果，就是造成大量受伤军人本应避免的牺牲。
前线指挥部接到战地医院的莫名异常的伤亡报告，司令员彭德怀亲赴现场，选了一批药品亲自打开检查，这一看可不得了，发现了大批的临期、过期失去药效的药品，这些还不是最糟的。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急救包，用的多是发了霉生了菌的纱布绷带，大量用于战场上负伤的战士们的身上，非但起不了延缓伤病的作用，只能加速他们的病情，让轻伤变成重伤、重伤变成死亡。
彭德怀心疼之余，十分愤怒，下令将这一批假药打包回国呈报给党中央处理。
看着呈递上来因用了劣质医疗用品而无辜重伤、牺牲的所造成的志愿军战士，本可挽救的非战斗减员，饶是毛主席也气的涨红了脸，下令立即彻查草菅人命的假药供货商，把这些个丧了良心的资本家就地正法。
此时，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上海大康药房的东家王康年对着伙计们吹嘘着自己十分得意的“节约成本”、“处理库存”、“精打细算”的“生意经”。
殊不知，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草菅人命的奸商，从旧中国起家时一直以来都是赚着粘着人血的黑心钱，背靠着“保护伞”逍遥法外。
可现在是新中国，党和人民可不会惯着你，公安部很快把目标锁定了大康药房，一定要铲除如王康年这样的黑心资本家。
王康年籍贯浙江杭州，出生于1924年，在那个战乱不断、朝不保夕的民国乱世出身富贵人家的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不过此人心性不定、头脑活络，加上好逸恶劳、胆子很大、又有些小聪明、总是喜欢投机取巧。
17岁那年，在家人的帮助下，王康年在上海谋得了一个电台播音员的体面差事。
那时的广播多是商业广告、内容虚假低俗工作十分无趣，可就是这么一个差事让王康年的“商业基因”开始觉醒。
时下老百姓还未完全适应商业社会对生活的冲击，电台时常要与商家合作，王康年经过多方打听了解从生产端到的利润大有可为，不备货不生产作一个中介掮客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一鼓作气辞掉了铁饭碗，准备下海创业，在租界里寻了一个铺面开起了一个药店。
王康年能做出这个决定，除自己的胆大心细，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倚仗，那就是有一个靠山——一个在上海租界横行霸道、黑白两道都要给几分薄面的巡捕房巡捕。
他开着一个空头药店，不备货不生产，只做倒买倒卖空手套白狼的无本生意。
几年的时间，王康山就积累了一大笔的不义之财，靠着“坑蒙拐骗”的下三滥手段实现了所谓的“发家致富”。
被他坑惨了的供货商和买到假货、没有用的药品的消费者慑于王康山背后的“保护伞”，敢怒不敢言，好在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解放军就解放了上海。
租界的屈辱历史过去了，“保护伞”也成了一把破伞。
这是一些“头铁”的商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要和王康年打官司，想要要回自己的合法利益。
我党是人民的政党，建国之初，为了维护发达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平繁荣的社会秩序，保障工商业的有序发展，主张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旧账不算、重新开业。
王康年就是这样赖掉了债务，头脑活络的他假装革命热情“很高”，主动为我党人民军队带路，解放上海。
没有完全认清他的丑恶面目的上海地方干部，以为这是个爱国革命红色商人，多有合作。
春风得意马疾蹄，一夜之间王康年自己成了自己的“靠山”，有了这一层官服身份，来自政府的订单也就源源不断，大量的订单多到他吃不下，别人吃都吃不饱，他倒嫌弃肉太腻。
干脆坐地起价，将收购的价格压得很低，供货商为了保证利润，泯灭良心以次充好卖给王主任。
王康年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赚钱过期的药、假药又如何，又不是自己吃，吃了也死不到自己头上。
把良心喂给狗，大批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药品、器械通过政府的采购源源不断的流入前线。
可怜了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本想治好了身体继续为国建功立业。
没想到，自己英雄一世没有牺牲在美军和南韩伪军的枪口下，倒是牺牲在这些黑心资本家昧着良心的伪劣假冒医疗用品上面。
好在正义永远不会迟到，1953年，上海公安部门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奸商王康年抓捕归案，经过最高法的正义审判王康年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他这一死，虽不能弥补因他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们的生命，也能让抱着这样“侥幸”心理的黑心资本家们敲响了警钟，起到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