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挺时期，新四军的实权，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实际上由副军长项英掌握。不过，在不少人印象中，项英似乎评价不高。那么，项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说：“项英也曾是负责把新四军组织和训练成为敌后最有效、最文明军事力量的领导人之一。”他盛赞项英是革命战火锻炼出的“铁人”。
对此，不少新四军老战士们也激动地说： “我们的副军长项英同志无愧于‘铁人’这个称号。没有这样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出生入死、艰苦奋战的‘铁人’军长，就难以想象能培育出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铁的军队’。”
这个评价，是何其之高！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工人出身。他最先是搞工人运动的， 在中共三至五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革命最坚决，最坚韧。《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作者、美国人杰克·贝尔登说：“（他是一个铁人）我不相信任何苦难，任何背叛以及任何不幸会伤害项英。”
项英在红军时在多数人眼中很“左”，但是他被王明撤过职。
红军长征前夕，项英仍为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参加决策长征的会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临危受命，和陈毅被留下来，负责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在三年艰苦卓杰的游击战中，他在与中央失去一切联络的困境中，顽强不屈，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随后，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四军领导人。
组建新四军时，博古和叶剑英因他长期和中央失去联络，不了解党的政策，加上形势变化很大，曾建议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学习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党中央还是把新四军的重任交给了他。
结果，项英在短短几个月中把分散在八个省的游击队统一起来，组建了新四军。陈毅和邓子恢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军长叶挺也说：“在建军中，特别是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新四军组建后，项英以军分会主任为全军的最高决策者。他身材结实，是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十分威武，说起话来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他表情上严肃庄重，但战士们说：“一经接触，则极其朴实热情，平易近人，项英公余之暇，和我们拉家常，开玩笑，一点也没有首长的官架子。”
皖南事变中，项政委先是制定了一条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在军事指挥上又排斥叶挺的正确意见，朝令夕改，进退失据，致使新四军陷入绝境。 项政委当时还兼任着中共军委新四军分会主席、中共东南书记。
当项政委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项政委看到大势不好，竟然瞒着因不是中共党员而被他排挤剥夺军事指挥权的叶挺军长，抛下9000将士趁着雨夜溜之大吉，企图绕小道保命出逃。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是项英出走事件的见证人。
1941年3月18日，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后辗转来到香港的李一氓，在致延安中央书记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中，详细汇报了这一经过：
“1941年1月8日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
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
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
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
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当叶挺获悉项英等人逃跑后，悲愤地责问身旁的饶漱石：“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掉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中共中央获悉后，立即发来急电将项撤职，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中央撤项电到后，叶挺在集合部队讲话时严肃而坚定地说：“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鼓励部队誓死战斗到底。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项政委一行慌乱的在山林中逃窜一天半，实在无法突出重围，于10日上午没皮没脸的返回石井坑来到叶挺面前，为祈求叶挺军长和将士们的原谅与接纳，他失声痛哭，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赌咒发誓要“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
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经一周激战，除少数分散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围歼，有半数将士因为弹尽、粮绝、冻饿、伤病、无力反抗而束手被俘。诚为中共武装斗争史上罕见之惨败。
项政委和周子昆突围后隐蔽在泾县赤坑山蜜蜂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