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折叠】《隔壁房间》：以临终之眼，每个当下都值得最大化

导语

Introduction

向死而生，就会知道，生命的每个当下都充满意义。每个当下都值得被最大化开发它的含义

“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在修行僧的‘冰一般透明的’世界里，燃烧线香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房子着了火落下灰烬的声响，听起来也如同电击雷鸣。这恐怕是真实的。”

多年前，大约20多岁的时候，我读到川端康成的散文《临终的眼》，深深被他的这个观点所震撼：什么样的美才能值得在深深的悲哀面前被托付呢？当时我被这样矛盾而深邃的组合所吸引，美与所有人最恐惧的死亡，它们是怎么样才会和谐地并处一室的呢？

当我观看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执导电影《隔壁房间》（《The room next door》），突然回想起多年前的川端康成所言的“临终的眼”，彼此的萦绕心中的困惑，突然间得到了完美的隔空回答。

云间洒下的阳光，经松针缝隙吹来的清风，飘洒的雪花，色彩绚丽的房间，身着高纯度色服装的女主，不需要任何语言的翻译，观众很清晰地观看了一场因生命进入倒计时时，每一个瞬间被放大后，所呈现的美。纯色对比的美，大自然的美，器物的美，老去的美，友情的美，谅解的美。

总之，人间的每个美丽瞬间都被放大。那些因我们步履匆忙而被忽略的一切，当我们深深地凝视着它们的时候，它们的内在对我们绽放了。在这部电影里，观影者完全没有必要被引向“安乐死合法不合法”的讨论，这个答案一定会引起纷乱——

这个世界纷争已经足够多的，就像电影结尾之时一位宗教偏执狂想要疯狂去分辨对错一样，导演认为这没有必要，这条线索刚起了个头，很快被电影END给掐灭了，像一根刚点燃的香烟被掐死在烟灰缸里一样。尽管本人也极不赞同安乐死，但是我想，以临终之眼，看向世界，停驻中重现尘世之美，这才是这部电影最值得被赞许的地方。

《隔壁房间》是佩德罗·阿莫多瓦执导的第一部英文电影，讲述了两位好友在面对生命和死亡时的深刻情感故事。‌二位女主由朱丽安·摩尔和蒂尔达·斯文顿领衔主演，改编自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小说《你正在经历什么》。该片于2024年9月2日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获得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最佳影片。

蒂尔达·斯文顿饰演的玛莎曾是一位杰出的战地女记者，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她邀请作家女友英格丽（朱丽安·摩尔饰演）陪伴在她身边，住在她隔壁房间，事实上是住在她楼下的房间。玛莎给英格丽留下暗号，只要一看到她的红色房门关上了，就意味着她已经吃下了药物宣布死亡；否则，表明她还活着。

这显然是一个不招观众喜欢的故事线，很难叙述得漂亮，但是越是大师越会喜欢这类貌似枯燥的题材。就像真正的高手根本不在乎手中有无利剑一样，很多电影大师到了晚年，都喜欢这样的不依赖情节而展开哲思与探索。

蒂尔达·斯文顿也长了一张并不讨喜的脸。自她年轻开始，她就没有与美女这样的词汇结缘。她的脸过于枯瘦，过于特立独行，总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整个故事也没有什么悬念。就像舞台上所有灯光暗下去的时候，中间亮起的光柱它需要照到一个足够惊艳的聚焦点上。我想这个聚焦点一是二位女演员精湛的演技，其次就是导演通过玛莎的临终之眼，给观众呈献了高纯度的美学镜头，用氛围感恰如其分地推动着剧情前进。

如果蒂尔达·斯文顿的演技靠着她有一双灵气逼人的眼睛，将我们引向对生死最深沉的思索；那么，朱丽安·摩尔饰演的英格丽则善于演绎非常微妙的情绪。她的角色要求有时间线上的变化，从赤裸裸的对死亡的恐惧，到理解，到接受。这是一个普通旁观者对死亡从回避到正视的非常逼真的演绎。那些极为微妙的演变，被她完美诠释了。

在电影后半场，朱丽安·摩尔饰演的英格丽和男友达米安有一段关于全球变暖的对话，达米安表现出的对人类应对全球变暖的灰心丧气，他说：“我对人类会走上正途彻底死心”。

此时英格丽很气愤地反驳说，“我每天都有心理准备马莎会死在床上，但这不妨碍我跟她共享每一刻。恰恰相反，我向她学习，你也应该。因为在悲剧中仍能尽情生活，这必然会很痛苦，但我能承受。我努力活在她拥有的喜悦中，带着同样的感激。”

这段话呼应了电影开头的一个场景：玛莎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阳光，轻声问道：“什么才是活着？”这句简单的问句，却如同一记重锤，敲击在英格丽的心上。

“什么才是活着？”也是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想要回答的问题。

玛莎的一生是否都在错过什么。她的爱情因为男友参加越战留下精神创伤而错过，她与家人唯一的女儿，在缺少对女儿的陪伴中错过。她曾经重新爱过一个男人，又在兵荒马乱的工作追求中错过。回望她的一生，她需要遗憾吗？展望她的未来，她需要更加努力地配合医生治疗，去迎接期待中的痊愈吗？

都没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玛莎突然对生命有了新的领悟。她努力最大化每个当下，努力在活着的每个瞬间去绽放生命的光彩。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巧妙之处，不是通过任何话语的表述，而是通过镜头完成了对美的瞬间的捕捉，进而完成了他的叙事：

深受波普艺术影响的阿莫多瓦以其标志性的色彩美学，为影片披上了一层绚烂的外衣。病号服与护士制服的靛蓝色，既映衬出玛莎内心的忧郁与绝望，又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坚韧。而在关键时刻，粉色、黄色、绿色等温暖色调的服饰，如同阳光穿透阴霾，象征着心灵的救赎，使得每一个镜头都成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

电影中的频繁出现的红色，红色沙发、红唇、红色的房门，代表着生命、火焰、激情，同时也象征着死亡与情感——死亡如同一扇虚掩的红色房门，它随时可能被风吹上。而与之形成对比的绿色，则象征着生命力与自然万物。两者几乎一同出现，如同玛莎家、别墅的家具，几乎由红色与绿色共同组合出现。两位主角的服饰色彩，也形成强弱、激烈的视觉比对，好像闯进了蒙德里安的画作。

电影里出现的艺术作品，也巧妙地完成了叙事作用。玛莎家玄关的艺术作品来自Jorge Galindo的《Flores》，后来她们寄宿的别墅客厅中挂着来自美国画家Edward Hopper的作品《阳光下的人们》。“孤独”是主旋律，但同时，生命之光也在这孤独中的绚烂绽放。如果说侯孝贤在他最后一部作品《聂影娘》里，展现了东方那种万籁俱寂而朦朦胧胧的气氛，那么阿莫多瓦营造的则是非常华丽明亮同时又极其寂静的西方美学。

最后万物被雪覆盖，画面优雅得不留痕迹。乔伊斯《死者》中的结尾一段一再被引述：“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