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你晓得我想问什么吗？”1964年深秋的午后，毛主席放下批阅文件的钢笔，突然打破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惯常的工作节奏。周恩来总理正俯身整理会议纪要，闻言抬头时恰好迎上主席探询的目光，手里那支蘸水钢笔在墨水瓶沿轻轻一磕：“主席的问题，必定值得深思。”
这个被历史封存的对话场景里，毛泽东用食指敲着泛黄的线装书册沉吟：“你参加革命整整四十五年，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二百里地，怎么十五年都没能抽空回去看看？”书页间夹着的淮河水利工程图纸微微颤动，周恩来整理袖口的动作停顿了两秒，窗外的银杏叶沙沙作响。
江苏淮安驸马巷的青石板路上，1898年的春雨曾浸润过周家宅院的瓦檐。少年周恩来在这里读过《资治通鉴》，临过王羲之的《丧乱帖》，也亲眼见过运河纤夫脊背上的血痕。1927年南昌起义前夜，这位29岁的革命者在九江客栈给家乡亲属写过最后一封信，此后四十八载岁月里，淮安始终是他口中“最牵挂却最不敢触碰的念想”。
1946年5月的南京梅园新村，国共谈判陷入僵局。某日黄昏，周恩来站在临时办事处的阁楼上向北眺望，暮色中的紫金山轮廓让他想起淮安城外的钵池山。警卫员小张捧着新沏的雨花茶进来时，听见首长正用淮安方言喃喃：“三阿婆门前的石榴树，该有碗口粗了吧？”但当代表团成员提议趁谈判间隙回乡省亲，周恩来却摆摆手：“我要是回去，老家亲戚怕是要被特务盯上三个月。”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个春天，总理专机从淮安上空掠过。机组人员特意降低飞行高度，周恩来却突然起身拉上舷窗布帘。随行的保健医生记得清楚，总理当时攥着窗帘的手指节发白，声音却平稳如常：“底下正在春耕，飞机太响要惊着老乡。”那年淮安遭遇旱灾，他批了三十台抽水机支援故乡，却在物资清单上划掉自己的名字。
“总理，您看这个要不要带回去？”1958年冬，淮安县政府派人送来一筐文楼汤包。周恩来仔细询问了乡亲们的口粮情况后，让秘书原封不动退回包裹，只留了张便条：“每月粮食定量请按中央标准执行，不可因我破例。”次年返乡干部带来周家祖坟的照片，他凝视许久后亲手将照片锁进保险柜，钥匙交给邓颖超保管。
1972年确诊膀胱癌后，医疗组曾建议去扬州疗养。周恩来对着地图上近在咫尺的淮安看了许久，最终选择留在北京。去世前三个月，昏迷中的他突然用淮安话清晰说了句“驸马巷的梧桐......”，守在床边的医护人员无人知晓，那几株百年古树早在抗战时期就被日军砍去修了碉堡。
毛泽东1964年的那个疑问，直到1976年1月15日才得到完整答案。当百万人伫立长安街送别灵车时，淮安老宅的井台上摆满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白花。有位红领巾在吊唁信里写道：“周爷爷，我替您摸了驸马巷的老砖墙，阳光照在上面特别暖和。”这些信件后来被邓颖超转赠淮安纪念馆，嵌在玻璃展柜里，与周恩来少年时临的字帖遥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