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咱们这点人马真能成事？”1932年早春的南梁深山里，游击队员蹲在土坡后擦拭着老套筒。刘志丹把烟袋锅往鞋底一磕，火星溅在结霜的枯草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看这火星子灭了吗？”这句对话在陕甘游击队员中口耳相传，成为他们熬过最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这位戴着八角帽的陕北汉子或许不会想到，自己亲手点燃的火种，最终会化作改天换地的烈焰。
黄埔四期走出来的刘志丹，骨子里透着股倔劲儿。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他硬是四次从零开始拉队伍。有次被民团围在窑洞里，他抄起板凳砸开窗户，带着七八个战士从三十米高的崖坡滚下去。1931年好不容易凑起百来条枪，结果被军阀苏雨生摆了一道，要不是杨虎城念旧情，差点就折在彬县大牢里。这些经历让刘志丹认准个死理：枪杆子必须攥在自己人手里。
转机出现在1932年2月。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合兵一处，七百来号人扛着五花八门的武器，在旬邑县马家堡挂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旗子。这支队伍穷得叮当响，战士们把麻绳缠在腰上当武装带，拿木炭在门板上画战术图。刘志丹带着他们专挑民愤大的土豪打，马栏镇首战就端了民团老窝，缴获的三百石粮食全分给老乡。老百姓编了歌谣传唱：“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可惜好景不长，执行左倾路线的杜衡在1933年夏天强令部队南下。刘志丹蹲在磨盘上抽完半袋旱烟，红着眼睛对干部们说：“硬要往火坑里跳，那就把骨灰留给渭河吧。”红二团在终南山几乎全军覆没，活下来的战士用绑腿布裹着伤口，硬是把昏迷的刘志丹抬回根据地。这段惨痛教训让西北红军明白：能打仗不算本事，会带兵才是真章。
1935年永坪会师堪称西北革命的分水岭。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带着三千鄂豫皖老兵风尘仆仆赶来，刘志丹亲自牵着毛驴驮来二十驮银元。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那天，陕北汉子们围着篝火学唱《八月桂花遍地开》，炊事班破天荒炖了羊肉臊子面。短短三个月，这支联合部队就在劳山战役吃掉东北军110师，缴获的野炮直到抗战还在用。
1936年东征战役打响前夜，刘志丹把跟随自己七年的驳壳枪擦了又擦。三交镇那场遭遇战来得突然，冲锋时他左胸中弹，血浸透了贴身藏着的党员证。弥留之际还念叨着：“让宋政委...带部队...向北...”这年清明，毛泽东在瓦窑堡追悼会上亲笔写下“群众领袖”，周恩来扶着他的棺材走了三里地。西北高原的风卷着纸钱，飘过他亲手开辟的根据地。
刘志丹留下的三支血脉各有造化。红二十六军整编的344旅687团，在平型关顶着日军飞机大炮死守老爷庙，有个连打到只剩七人还攥着刺刀；红二十七军改编的警备一团守着延安宝塔山，1947年胡宗南进犯时，他们在青化砭设伏缴获三十车美械；最传奇的当属红二十八军余部，那个被编入716团的侦察连，后来在雁门关夜袭日军车队，七十里山路奔袭不带喘气。
1955年授衔时，从这三支部队走出的将军有二十多位。当年分到粮食的老乡家里，至今供着刘志丹的画像。南梁革命纪念馆的玻璃柜里，静静躺着半截烧焦的旱烟杆——正是1932年早春，刘志丹用来磕火星的那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