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按语：
2012年，我与林顺夫先生因《西游补》结缘。在他的引荐下，2014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次年6月，我从波士顿飞赴西雅图，采访了荣休后定居此地的林先生。由于忙于出版自选集《文本解读与文化意趣》等工作，2023年初他才终于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补充修订原先的访谈稿。
林顺夫教授游西湖于孤山入口照
考虑到整个修订稿有近四万字，而最后一部分专门谈教学，故将其独立出来，并再加以补充，而成了这篇教学访谈录 。
赵红娟：
您已经在《窥其门径，识其意趣》那篇学术访谈录里简要说明了东海大学教育的特殊处，以及四年的本科学习对您后来作为人文研究者的影响。现在能否请您谈一谈东海四年教育对您后来“为人师”的影响？
林顺夫：
东海创校者（尤其是时任联董会执行秘书的芳卫廉博士[William P. Fenn]， 1903-1993）在近30年于中国办大学的经验基础上，仿照美国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理念，并应东亚特殊的社会环境，来构想这所新大学。
根据第二任（1957-1971）校长吴德耀先生（1915-1994）的记述，东海实施的是当时美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潮流，尤其深受哈佛大学通才教育的影响 。
东海早期的通才课程包括基本语文（大一、大二中文及大一、大二英文）、历史（中国通史及西洋文化史）、人文学科（逻辑、宗教、哲学和艺术）、自然科学（生物、化学和物理），以及社会科学（可以于政治学或社会学中选一）。语文、历史和人文课程必须于大一、大二修完，而自然及社会科学则可于大三修完。
1970年代联董会开始递减其支持经费，迫使东海扩大招生名额以及开设夜间部以求自立。最严重的损失是这所新大学竟放弃其创校的教育理想和特色，而于1972年宣布停办通才教育。
东海大学办公楼
直到1984年东海才再跟其他大专一起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开设通识教育。可叹的是，这种改称通识的教育并不是东海原先通才教育的恢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跟早期东海相比。
作为东海创校时另一重要理想的劳作制度，也遭遇类似通才教育但比较不严重的转变。我读东海时，基本劳作等同一门必修课程，为期两年，每星期有五天必须劳作，而主要的项目包括在餐厅洗餐具，打扫教室、校园以及学生宿舍的水沟和浴室厕所等。其用意在培养学生负责、服务、勤劳及团队精神。
基本劳作从来没有被停办过，但后来时间被缩减为一年，甚至厕所的清扫也于2021年被取消。除此基本劳作外，东海还有完善的工读（也称助学）策划，来帮助像我这样家境比较不富裕的学生。
基本劳作之一部分：男生餐厅洗餐具（摄于1961年秋）
因为是私立大学，加上住校的规定，读东海所需费用当然就比公立学校昂贵。除了大四外，其余三年都是我自己靠打工来挣生活费的。我开始打工时是打扫图书馆并在其地板上打蜡，后来在图书馆杂志部门做整理及编排工作，最后大三时还当了基本劳作的清扫小组长等。当然，这些工作都是由学校的劳作室分配的。
读完大二那年暑期，正好碰上由附属于美国国务院的教育及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赞助的“中华文明研习会”（Institut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在幽静的东海校园举办（1963年6-7月间）——这是研习会第二次在东海举办。
我很幸运地被劳作室雇用为打工的学生之一。我被分配到供应受邀来开课或演讲的学者吃住的“招待所”服务，负责打扫学者们的卧室、整理他们的床铺，并与其他工读生于夜间至翌日清晨轮班看管招待所以维持安全。
除了获得工资外，这份工作还让我有幸遇见多位著名学人，瞻仰他们的风范，甚至当面向他们请益。
我仍记得当时有缘遇到或亲近下列世界级人物时心中的喜悦与庆幸之感：东海首任(1955-1957)校长曾约农先生(1893-1986)，诗人作家余光中先生（1928-2017），中国历史名学者刘子健先生（James T. C. Liu， 1919-1993）与许倬云先生（1930-），人类学家陈奇禄先生（1923-2014），及史密松学院的美国国立自然史博物馆之人类学策展人威廉·特劳斯代尔（William B. Trousdale, 1931-2006， Curator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
东海大学人文大楼
毋庸置疑，在“中华文明研习会”工读，加深了我从通才教育体验到的“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平线”之信念。
赵红娟：
您曾经告诉过我，说您刚进东海大学时，英文程度很低，可是在大三那一年，您竟然能在台湾的大学英文演讲比赛中，荣获第二名。可否谈谈您在东海学习英文以及其他外文系基本课程的经验？
林顺夫：
东海创校时，学生必修的大一、大二英文和外文系所有课程，都是由柯安思小姐（我们都称呼她Miss Anne Cochran，1902-1999）依据她在燕京大学二十五年的教英语及英国文学的经验而规划的。
关于大一英文，柯小姐坚持几个原则：一、采小班制，每班最多十几个人，让每位学生有充分练习的机会。二、教员必须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三、按程度分班。四、教材统一，并以精读为重点。
关于大二英文，除维持小班制外，还考虑到系别。对外文系学生，重点则放在西洋文学概述上。外文系本身的课程，按照文学时代分成：“古代文学”（以古希腊文学及圣经为主），“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二十世纪文学”，以及“莎士比亚”等。
与“高级口语”老师Kit Salters及其当时妻子在林家老宅合影
此外，还有“高级口语”、“高级作文”、“语言学”、“翻译”、“新闻学”等等。这些都是给大三、大四主修英文的学生开的课，除“高级口语”及“高级作文”是必修外，其余可以按照个人兴趣并经系主任准许选修以满足学分要求。
到系办公室与老师交谈以及英文课堂里是只许说英语的。我刚进东海时，虽然心中记了不少英文字与文法规则，可是除了最简单的句子外，大部分的英文都看不懂，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我第一次跟系主任柯小姐见面就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尴尬经历。她给了我一张英文表格，要我填。除了英文不行外，心情紧张更使我不知所措。连“我中学是在台中一中念的”（I attended Taichung First Middle School.）这么简单的英语都说不出来，还得系主任告诉我！按照大一英文能力分班考试的成绩，我被分配到F班（即倒数第二班）！
这两件丢脸的事情激励着我学好英文。从发音到句子解读以及造句，我都按照柯小姐精心安排的课程把前此学过的英文彻底检修一番。一碰到不懂的地方，问题再小也绝不放过，马上去问负责F班的、专攻语言学的汤姆·罗伯茨老师（Tom Roberts）。
记得有一次上大一英文的听讲练习课，录音里那位美国人说话非常地快，有一句中有“sum’m”字，意思是啥，我根本不懂。第二天大一英文下课后我就去请教罗伯茨老师，他说：“sum’m”是“something”（即“某物/事”）的快读缩写，并且把“sum’m”念了，还要我跟着他念两三遍。
与柯安思教授及谢培德教授于第九届毕业典礼后合影
对于已经记了不少英文字及文法规则的我来说，从东海大一英文获益最多的非“替换练习”（substitution drills )莫属。
课本以及老师提供基本句型，让学生替换句子中的一些重要文字。练习几次后，句型记住了，同时我们也不费吹灰之力学会了造英文句子！
按照柯小姐的构想，初步作文也是这种替换练习。她用“主题书写”（theme writing）来称呼“初步作文”——这无疑是套用“主题变奏”（variation on a theme）这个音乐技巧术语。每次老师提供一段极为简短的文章给学生，把其中重要字都删除而用空行来代替，然后要求学生用自己的意思把空白填满。
当时，系中有些英文程度本来就高的人曾私底下抱怨这样教初步作文实在太小儿科了。程度差被分配到F班的我，自然觉得没有抱怨的资格！
除了循规蹈矩把指定的材料都彻底消化外，我又利用时间——通常是大早起床后——拿课本里的文章或从图书馆借来的、由文学名著改写供年轻人阅读的英文小说来朗诵。地点就在男生宿舍旁的山沟深谷里。朗诵可以练习发音以及把握文章的抑扬顿挫韵律。
东海大学校园
就这样一学年下来，我学会了听、讲、读和写简单的英文了。在大一结束前，我们又必须再参加与入学当初完全一样的英文程度考试。我竟然是全文学院（也许是全校大一）学生里英文进步幅度最大的学生！
接下去，我先谈“大二英文”、“高级口语”和“高级作文”，因为它们是提供英文系学生一些基本功夫的课程，虽然后二者是大三时才修。前已述及，英语系学生念的“大二英文”就是“西洋文学概述”。
我们那一年，这门课是谢培德老师（Ivor Shepherd， 1931-2014）教的。谢老师是位高瘦的英国绅士，国际顶尖学府剑桥大学以英国文学及历史双主修毕业，说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而对我们这些刚进外文系的学生来说，他说话的速度奇快无比。
除了每次讲课选用的教材外，谢老师又指定威廉·艾伦·尼尔孙（William Allan Neilson, 1869-1946）和艾希礼·贺瑞斯·桑代克（Ashley Horace Thorndike, 1871-1933）合著、首次出版于1920年的《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为必读课本，并安排定期的小考以确定我们曾仔细读过该书。“大二英文”为我们往后大三、大四选修的英国文学课程做了扎实的准备。
介绍演讲、演戏和辩论技巧的“高级口语”由充满活力与热诚、口齿伶俐、多才多艺、专研“文化地理”的索克立老师（Christopher Salter）负责。
《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除了指导我们重要的英语口语技艺外，我至今还印象深刻的是，索老师经常提醒我们少用如“a few of”(一些)、“a couple of”（几个）等词而以确定的数目代替，以纠正凡事“差不多”、“马马虎虎”的坏习惯。
索老师的热心助人可拿一件事来证明。大四时，同班的学长谢源功向我提及合办一个英文文学杂志的构想。我们跟索老师谈及此事，他除了立即表示极力支持外，还说要设法从他母校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募印刷所需费用。后来他竟然募得了美金100元（1964-1965年时值新台币4000元），足够我们出首期的印刷费用了！
我们把期刊定名为“Oasis”（即“沙漠里的绿洲”之意），还特地去请当时在建筑系任教的杰出现代画家庄喆（1934-）设计了封面。虽然我们没有经费再继续办下去，但索老师的鼎力相助令人没齿难忘。
“高级作文”由说话温和的毕欣洁老师（Kim Buell）[我们总是以Mrs. Kim Buell 来称呼她。]讲授。她先生毕乐纯（Lawrence Buell, 1939-）是我们“20世纪英美文学”的老师，我等一下再介绍。
毕太太选用劳伦斯·珀赖因（Lawrence Perrine, 1915-1995）的《声音和意义：诗歌入门》（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作为主要课本。
《声音和意义：诗歌入门》（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这部初版于1956年的书是为刚开研究诗歌的大学生而写的。自1956年迄2017年，此书已经出了15个版本。根据珀赖因在第8版的序言里的记述，他在编辑此版时、正式请曾于第6及第7版当他助手、熟谙该书意图与结构的汤玛斯·阿尔普（Thomas R. Arp, ?-2015）作为合著者，参与诗作的选择、研究问题的制作、书中解析文字的改订等工作。
第8版出版于1992年，而3年后珀赖因便去世了。第9版于1997年出版，由阿尔普和格雷格·约翰逊（Greg Johnson, 1953-）编辑，书名改为《珀赖因的声音和意义：诗歌入门》（Perrine’s 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
往后所有新版的书名都有“珀赖因的”等字。书名这样定的原因不外是要承续珀赖因已经受过长时间考验的优良传统。我且把这传统简单叙述一下。
如果记忆没错，我们用的是第一版本，因为第二版在1963年（即我大二下学期至大三上学期）才出版。
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诗歌的元素，约占全书272页的84%；第二部分选列一些好诗篇让人进一步阅读。第一部分又分成16章，从“什么是诗歌”、“阅读诗歌”、“文字的本意及隐义”到“比喻语言”、“音乐性”、“如何分辨坏、好、卓越诗”等等主题，一步步展开论述。
编者细心地选录有代表性的诗篇来阐释每一主题，并且运用提问的方式来激发读者自己去对诗篇思考体会。珀赖因强调诗歌是必须细读、深挖、反复地阅读，直到领会其中的妙处才能罢休。
林顺夫教授与毕乐纯夫妇合影
尤应指出，珀赖因很少用专门的术语，在其每章引言以及示例的分析里，他都用简单明了的文字，透过缜密的逻辑，把他的意思直接表达出来。珀赖因的文字可说是简洁论述文的典范。
我想这应该是毕太太选此书作为“高级作文”的主要课本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们按照毕太太的吩咐，只读编者每章的引言和几首诗例，但能从美国文学研究界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学习英文诗的欣赏及其写作方法，真是莫大的幸运！
没上过“高级口语”和“高级作文”两课我是绝对不可能于大三第二学期参加由台北扶轮社主办的台湾大专英文演讲比赛的。
索老师在1964年3月下旬于“高级口语”课特别安排一个让学生自己选一篇英文，然后以演讲的方式念出其中一小段的机会。我选了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的“葛底斯堡演说”（“The Gettysburg Address”）。索老师于我念完开头一小段后，对我的表演（包括肢体语言）作了建设性的评论，并鼓励我去参加比赛。
我于课余时间用心地写了一篇题作“现代的中华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 the Modern Age”）的演说词，背熟了以后，就练习演讲。
1964年5月6日晚参加扶轮社主办的台湾主要大学英文演讲比赛时摄
东海校内的比赛在4月22日晚间举行，我于9位竞争者中荣居第一。因为扶轮社举办的比赛将由第一名代表学校参加，所以英文系特别指派路易斯·克萝福德老师（我们都以Miss Louise Crawford [1914-2010] 来称呼这位专攻新闻学的老师）当我的演讲教练。柯安思主任怕我受克萝福德小姐的腔调之影响，以至带着“娘娘腔”去参加比赛，特别嘱咐我去请求教我们莎士比亚课的威廉·毕尔博士（Dr. William Buell）制作讲词的录音磁带，供我反复聆听学习。
扶轮社的比赛于5月6日在台北国际学社举行。在此之前近两星期内，我每天都找出时间听毕尔博士的录音，到山谷里背诵讲词，并去克萝福德老师家演练，听她挑剔、改进。扶轮社的比赛分作两组：A组包括10所具有优良英文系的主要大学，B组由规模小而英文系也较不出色的大专院校所构成。
我荣获A组的第二名。事后，克萝福德老师兴高采烈地恭喜我，并转告我获得第一名的成功大学代表的母亲是英国人。顺便交代，柯小姐于东海比赛后曾对我说她很欣赏我演讲的内容——坦白说，没上过毕太太的“高级作文”课，我是不可能写出那篇讲词的。
现在让我简单交代1966-1967学年回东海英文系当助教时旁听的几门课程。按照学校的规定，当助教是有旁听两门课的权利的。
我去旁听了萧继宗老师的“《楚辞》专书导读”课以及王淮老师的“《庄子》专书导读”课。读中学时，我们的中文课包括《论语》及《孟子》的研读。加上我选修了《左传》和《诗经》以及旁听《楚辞》和《庄子》，我总算有点“先秦时代文学”的基础了。
《坎特伯雷故事》
那一年，新来了一位名叫大卫·费尔丁（David Fielding）的英国人，开“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课。在他讨论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 ?-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时，我觉得机会难得，于是跑去听他的课，也把他指定的乔叟故事读了。
王淮老师讲《庄子》，重点放在这部经典著作的思想上，当然也稍微涉及其散文特色。在说到《庄子·内篇》文笔的精彩处时，王老师顺便提到徐复观先生（1904-1982）的《中国艺术精神》，说徐先生肯定受到庄子的启发，才能写出那么杰出的文字。
我四年读东海大学，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选修徐复观大师的课，虽然我曾经去听过他谈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公开演讲。当助教时，我倒是读了徐老师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和《中国艺术精神》，两部后来我在授课或写作时常引用的书。
赵红娟：
根据您的记述，您大三选修的“高级口语”课包含了介绍演讲、演戏以及辩论技巧等成分，除了参加英文演讲比赛外，您是否也参加了其他跟口语技术有关的活动？
林顺夫：
虽然我从未参加任何正式辩论活动、或写过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学术研究论文，我却有两次粉墨登场参与了现代英文话剧的演出。
林顺夫饰演格雷戈里夫人《月亮上升》剧里的衣衫褴褛的男人
第一次在我大四下学期（1965年春天），教我们“高级作文”的毕太太邀请我饰演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 1897-1975）名作《我们的小镇》（Our Town）三幕剧里的重要角色舞台监督（stage manager）。
《我们的小镇》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剧作，自1938年出版迄今85年间，此剧一直没间断地被搬上舞台，也曾数次被拍成电影。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所录，近些年就有不少中国学人讨论此剧。
它以美国东北部一小镇的两个家庭为主线，描述一群平凡的人经历日常琐事、爱情和婚姻、以及死亡的人生三阶段。怀尔德在第三幕让难产去世的女主角的灵魂回到曾经充满着她的笑声的地方，并特别让她发现，那些平淡的生活琐碎是多么的美好和珍贵。
从西方戏剧史的角度来看，比肯定小镇的平凡日常生活还更重要的是，在写《我们的小镇》时，怀尔德有两件互相关联的戏剧美学创新。
首先，他赋予舞台监督多重的身份，包括传统的道具员，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有时还扮演剧中的某一角色（如主持婚礼的牧师），同时又充当作者的化身，发表见解和评论。
其次，这样可以频频出入剧情的角色使《我们的小镇》成为一部很特殊的“戏中有戏”（plays within a play）剧作。由其他角色串演而出的小镇人生活三部分构成“有戏”之小戏。而这些小戏则由舞台监督综合起来成一出大戏，即整部剧作。
《我们的小镇》
“戏中有戏”在西方戏剧传统中已经出现过。如莎翁的《哈姆雷特》（Hamlet）剧里，哈姆雷特就曾执导一出叫作《贡扎戈谋杀案和捕鼠器》（The Murder of Gonzago and The Mousetrap）的戏。哈姆雷特用这出戏来决定他的叔叔是否谋杀了他的父亲，篡夺王位，并与他的母后结婚。
不过，我们不能忽视莎翁的《哈姆雷特》构成一封闭性的“现实幻觉”（illusion of reality），迫使观众全神贯注去欣赏领会。
与此不同，怀尔德创造舞台监督来主导“戏中有戏”是要产生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tch, 1898-1956）所论述的“叙述性戏剧”（narrative drama）企图达到的“疏离效应”（alienation effect）。
久已为学界公认，怀、布两氏在剧作里创造“叙述性戏剧”来追求“疏离效应”是受中国古典戏剧艺术的影响。中国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1894-1961）曾于1930年间到美国、1935年间到苏联访问演出，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总结地说，怀、布所受到的中国古典戏剧艺术的最重要影响，就是“舞台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彻底打破了“现实幻觉”的西方戏剧传统。
我第二次参加英文话剧的演出是在回母校当外文系助教那年的下学期，即1967年春天。
格雷戈里夫人
当时，在系上教英文的何逸少老师（Mr. Nicholas A. Hormann）邀请我参加他执导的爱尔兰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幕剧《月亮上升》［Lady Gregory (1852-1932), The Rising of the Moon］。何老师要我饰演该剧的主角‘衣衫褴褛的男人’（A Ragged Man），并请系上教英文的同事戴玫如小姐（Miss Mary M. Dart）制作剧中主题曲“月亮上升”的歌曲。
格雷戈里夫人与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威廉·巴特·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同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要角。
尤应指出，早在1919年10月矛盾（即沈雁冰, 1896-1981）就把《月亮上升》译介给中国读者了，只是题目被译作《月方升》。此后到1940年间，不同的译本及改译本陆续出现，而在抗战时期此剧的中文改译本话剧成为在中国演出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此中缘由是因为此剧展现了爱尔兰的革命理想及其民族文化。
剧中的衣衫褴褛男人是一位伪装成民谣歌手的爱尔兰独立英雄。在越狱逃跑至一码头时，他与负责巡查及逮捕逃犯的警官相互试探和周旋。最后警官为越狱者挚热的爱国心与民族意识所感动，放弃得100英镑奖金的机会，让他逃生。越狱者曾四次试图演唱民谣片段，都被警官打断了。
最后一次他从题作“月亮上升”的民谣选出各有四行的两段来演唱，而他演唱的最后一行就是“当月亮上升时”（At the Rising of the Moon）六个字。这首民谣与1798年在爱尔兰爆发的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运动有关。
“月亮上升”这个意象不仅是用来作起来反抗的信号，也象征人民对革命成功希望的升起。当然，越狱者特别从这民谣选段落来唱的用意，应该是与来救援他的人打信号。
《剑桥爱尔兰戏剧史》
参与饰演上述两剧里角色的人都不是专业演员，然而所有观众的反应却还不错。虽然我在东海念书时以及以后都没有把精力投注在研究戏剧上，可是竟然能够参与两出很杰出的英文戏剧，扮演其中的主要角色，真是莫大的荣幸。
其实，演讲、演戏、辩论以及授课，都可以当作是不同的角色扮演来看待。而选修课程，除了瞻仰不同名师的个人风采外，也可以借机学习他们的表演技术。
赵红娟：
俗话说，一位好先生，胜过万卷书。您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老师应该是怎么样的？
林顺夫：
您的话使我想起永嘉五绝郑曼青大师（1902-1975）在《郑子太极拳十三篇》最后一篇“述口诀第十三”所说的如下语句：“谨录要诀十二则如次。此皆澄师（杨澄甫师傅）所不轻易传人者。每一语出。辄叮呤曰。余如不言。汝虽学三世。不易得也。此言何止重提数千遍”。
《郑子太极拳十三篇》
我且只引一则来做例子。如下是第一个口诀：“曰松。澄师每日。必重言十余次。要松。要松。要松净。要全身松开。反此则曰。不松。不松。不松就是挨打的架子”。
这位号称“天下无敌”的太极拳大师杨澄甫（1883-1936），竟然不教他得意门生像大部分武侠电影里的高手把全身肌肉紧绷起来，而要全身放松！不像武林传统有此处描述的“秘传”的习俗，各学科有其效率好的学习方法，由好的老师去发掘传授，再由学生自己去领会。 前面已经提过，我这个鲁钝的人，中学上了几年英文的课后连一句英语都听、看不懂也不会造，竟然从柯安思小姐所规划的句型练习中很快就学会了讲和写简单的英文。我也从毕太太指定的珀赖因的《声音和意义：诗歌入门》课本学习到处理文本(尤其是诗歌)应注意的事项以及作文的基本技能。
在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指导教授高友工先生要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推荐沙塔克（Roger Shattuck）的《宴会年代：188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前卫艺术风格的起源》给我，期待我治学方法上有所提升。
回思我自大学以来的心路历程，我真幸运有许多像这三位好老师的提携，省了我多少时间和心力自己去摸索。
如果不顾韩愈（768-824）作“师说”时的原本语境，光是望文生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说已经简要地把老师的主要职责讲清楚了职务，在于“传递研究方法、讲授领域知识、解决学生遭遇到的疑难”。不过，这三方面也许只够得上为人师的基本条件。
《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
至于现代大学的理想老师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曾经在一篇缅怀高友工先生的文字里提到这个问题；我且简单重述说过的话来回答您的问题。
我认为高先生是符合他最钦佩的加拿大文论大师傅瑞（Northrop Frye，1912-1991）所提出的“理想老师”的理念的。
现代学者佛斯特（Graham Nicol Forst）曾从傅瑞庞大的著作中摘取相关的论述来给“理想老师”作界定：“傅瑞的理想老师……是课堂里的游戏之人，提供给学生游戏的能力与常规，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说想说的话，去做想做的事。”
根据佛斯特，在其讨论文化、教育、宗教以及文学批评的文字里，傅瑞主张：“人类有从‘智人’（homo sapiens）里脱颖而出、再以‘游戏人’（homo ludens）出现的必要。”
傅瑞的“游戏人”观念来源自贺威行卡（Johan Huizinga，1872-1945）出版于1938年的《游戏之人：文化中游戏要素之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这本书。
《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
傅瑞和贺威行卡用“游戏”（play）来表示“一种颇有意识地放置于普通生活之外、并不严肃的自由活动”，一种“与物质利害无关，因此从中全无利益可求”的活动，也是一种“在其本身的时空境域里，依照固定的规则”去着手进行的活动。
傅瑞把授课当作“游戏”来看待，而这里的“游戏”是指一种“置于普通生活之外”、“与物质利害无关”、“依照固定规则”去进行的活动。在如此的界定下，理想老师的任务就是提供给学生可以自由地去研究特别学科的能力与常规。
既然以游戏来称呼这种活动，对会玩的人，乐在其中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唯一想补充的是，傅瑞的定义可以扩充为“理想的老师是课堂里及其他场合的游戏之人。”因为我从高先生学到的知识与治学方法，在课堂外并不比在课堂内少。
赵红娟：
您在密大非常重视教学，让人敬佩。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您最喜欢讲授的是什么课？
林顺夫：
我于1973年在密大亚洲语言及文化系 任教后，每学期都教三门课，其中一门是给研究院学生开的讨论班课（graduate seminar）。
头几年还得跟一位同事合教三年级或四年级中文课，每人各负责一学期。等到系上专门负责教语言的讲师人数增多后，我们也就不需教语言的课了。 我并不嫌恶教一些高级的现代汉语课，因为准备并不需花太多时间，而且可以选些有文学成分的作品作教材。
教了几年的现代汉语还留下一件至今难忘的趣事。在语言课上，我常叫每位学生念一段课文，让我听听他们的发音及语调。我久已发现很多说英语的学生在发汉语的第四声时，常常力道不够，一听就知道走了音调。
《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
某年夏天在一个暑期三年级中文课上，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对那些学生说，每次遇到第四声时，要用类似空手劈（karate chop）的力气来发音才行。后来每次碰到学生念第四声不准时，我只要轻轻一举右手掌，学生于大笑后就会自行改正。
研究生讨论班课是在有提供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大学才有的。在密大我开过好几个这类的课，主要供系上中国文学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班学生选修，当然每班人数不会太多，顶多五六人。
我开过“中国诗歌”、“唐宋词”、“庄子”、“中国文论”、“憨山德清”等讨论班课，以头两门的次数最多。我很荣幸能在密大这种好学府教资质和学力都优胜的研究生，深深体验教学相长的益处。
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想在此谈谈最特出、我也最喜欢的如下三门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大学本科课程：“中国的巨著”（Great Books of China）、“中国的艺术与文艺”（Arts and Letters of China）及“中国传统幸福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吴德耀人文讲座演讲照片
这三门课之间存在些许相同与相异之处。首尾两课的开始部分都讨论了传统中国宇宙观，以提醒学生在进入另一世界前应做准备。上列三课程是按照筹划的时间先后排列的。此外，首尾两课全由我个人设计和讲授，与“中国的艺术与文艺”由我们阵容强大的中国人文学科教授团队来处理不同。
密大本来就有以西洋文化里的巨著为主的“巨著课程”（Great Books Program），并规定荣誉班（Honors Program）的学生必须选修一些这类课程。因为这些学生在入学时成绩就已经比较优秀，他们选修了巨著课程就可以不必再修大一英文作文。巨著课程也因此需包含较多的写论文份量。当然，有兴趣的普通班学生也可以选修这些课程。
在管理层的邀请下，于1975-1976学年左右，我们系提供了一门“远东巨著”（Great Books of the Far East）的新课，让荣誉班的学生多一个选课的机会。这门新课由我和一位搞日本文学的同事去筹划与讲授。
我们把课程分为四个相等部分，我负责第一和第三部分讨论中国，同事负责第二和第四部分讨论日本。我们各从中、日传统里挑选最具影响力而现代西方人也能欣赏的作品来构成新课的内容。
中国部分从《易·系辞传》下第二章（即以“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开端那一章 ）和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讨论“一个宇宙观的起源”章 开始，接着由《诗经》及儒(《大学》、《中庸》)、道(《道德经》、《庄子》)、释(《临济语录》)经典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再以部分《红楼梦》作结束。
《北美中国古代文化论研究的汉学形式》
第一次来选课的学生很少，大概只有15人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课成长很多，足够分成两班了。“中国巨著”（Great Books of China）课，除了原本甄选的材料外，我增选了部分《孟子》和《荀子》、全部《孙子兵法》、部分《西游记》、及全部《西游补》。来选修的学生达到上限50人，也足够让我雇用一位系上的研究生当助教，来主管讨论班和短篇论文书写的工作了。
于1980年代末期首次推出的“中国艺术及文艺”（Arts and Letters of China）是一门非常特殊的课程。从构想、召集同仁开会到呈递课程的描述给文学院审核批准,此课能有完美成果都是梅仪慈教授的功劳。
这是一门极富创性的跨学科课程，由密大专攻中国哲学、宗教、艺术史、语言学、戏剧以及古典和现代文学的教授们讲授。课程的重点不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概述，而是仔细研讨一些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彰显中国文明的主题及观察这些主题如何在由古至今的漫长历史中持续、演化。
从开始起我就和艺术史同事艾瑞慈（Richard Edwards, 1916-2016）负责诗歌及绘画部分，聚焦讨论“意象”（image）在二艺术形式里所扮演的角色。后来我又加了园林和乐园这一部分。
《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
身为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者，我特感幸运能聆听梅老师剖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一切都颠倒过来。除了负责现代文学部分外，梅仪慈还当此课的统筹者，担负指导主管讨论班、改学生作业、评定学生成绩的助教之责任。
梅仪慈于2000年退休后，我把统筹的任务接过来，并把课程扩充为既跨学科又多媒体，增加了音乐及电影（尤其是对于电影界居主导地位的好莱坞拍片技术颇有影响的香港动作片）两部分。
我跟随梅仪慈的良好先例，每堂课都去上，这样做有一个必要及两个好处。由于休假、退休或其他原因，此课的师资团队的流动性颇大，尤其在哲学、艺术史、佛教及现代文学等领域。
两个好处是：
其一，听课堂演讲帮助统筹者掌握全课的内容，对期末做总结就容易了；其二，听同事讲课算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不同授课风格的机会。
原来的师资队伍包括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负责汉语），柯迂儒（James I. Crump [1921-2002] 负责古典戏剧和小说，于1988年退休），杜志豪（Kenneth J. De Woskin负责古代文化及叙事文，于2000退休），艾瑞兹（Richard Edwards 负责艺术史，于 1987年退休），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 负责现代文学，于2000年退休），格里菲斯·福克（Griff Foulk负责中国佛教，后来离开密大），孟旦（Donald Munro [1931-2023]负责古代哲学，于1996年退休）以及林顺夫（Shuen-fu Lin）。
词学国际研讨会参与人合影
后来加入队伍的包括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接替孟旦的古代哲学部分，于2003年离开密大），董慕达（Miranda Brown接替杜志豪的古代文化史，于2002年左右参加密大师资阵容），罗柏松（James Robson）、夏富（Robert Sharf）和本博泽（Benjamin Brose）（此三人轮流接替福克的佛教，后只有本博泽留在密大），包华石（Martin Powers接替艾瑞兹的艺术史）（倪肃珊 [Susan Nelson] 与郑文倩 [Wen-ch’ien Cheng]曾于包华石休假时各替代一次），陆大卫（David Rolston接替柯迂儒的古典戏剧和小说），刘禾（Lydia Liu）、罗靓（Luo Liang）和唐小兵（Xiaobing Tang）（此三人轮流接替梅仪慈的现代文学，后都离开密大），林萃青（Joseph Lam负责音乐）以及马耐庵（Markus Nornes负责电影）。
梅仪慈和我也都曾经在师资青黄不接时给过哲学和佛教的演讲。总的来说，“中国艺术及文艺”在20几年内一直维持在密大是一门很叫座的中国人文的本科课程。
不可否认，我参与此课的讲授从同事们学到很多东西。我想只挑一句同事说过的俏皮话来结束这一段对“中国艺术及文艺”课的描述。
《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
有一次，夏富（Robert Sharf）在解说佛教的“四圣谛”时，他问学生，有人能用最简单的字句叙述佛教对于人生的看法吗？结果没人回答。夏富说，“我只用美国俚语两个字就行了：Life sucks!（即人生令人厌恶！）”全班哄堂大笑。除了美国年轻人一听就懂外，“life sucks”比佛教的“生苦”两字要生动强劲多了！
赵红娟：
我知道您接着要谈“传统中国的幸福观”的课，我很好奇这门课如何讲述的，主要采用了什么文本？因为前几年，网络公开课流行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由哈佛大学心理学学者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开设的《幸福课》。不知道您讲授的“传统的幸福观”与之有没有关联？
林顺夫：
我真是孤陋寡闻，完全不知道哈佛的泰勒·本·沙哈尔曾开过“幸福课”。“传统的中国幸福观”这门课是在2002年左右设计的。
当时我是受了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对于人生观察的启发。在《宗教经验的类型：人性的一个研究》（奥克兰：漂浮出版社，1902）（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Aukland：The Floating Press, 1902）第四章开端，于声明“幸福”是人生的主要关注后，他说：“事实上，如何获得，如何保存，及如何恢复幸福，始终是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和愿意忍受的秘密动机。”
《宗教经验种种》
我课的名称里“对幸福的追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词则来自美国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第二段开头：“我们认为下列真理不言而喻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其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光看这词，也许我们会觉得“对幸福的追求”在美国传统里享有特许的地位。詹姆士的观察足以使我们明白这种看法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得注意各文化有其独特追求幸福的途径。
我设计的课程第一堂从“什么是幸福”这个议题开始。我选了如下作品让学生去读：
1）麦克·艾森克，《幸福：事实与神话》的“什么是幸福”（霍夫，东萨塞克斯：劳伦斯·埃尔鲍姆）一章（Michael W. Eysenck, Happiness: Facts and Myths [Hove, East Sussex: Lawrence Erlbaum, 1990], “What is Happiness,” 页 1-12）；
《苏菲的世界》
2）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一本关于哲学历史的小说》，波莱特·莫勒英译（纽约：柏克莱书，1994）（Jostein Gaarder, Sophie’s World: A Novel Abou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aulette Moller, tr. (New York: Berkeley Books, 1994)），页130-139；贾德用极简洁的语句叙述了西洋哲学史上的犬儒主义者、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派、新拍拉图主义及神秘主义；
3）林恩·尼里于2003年7月3日在国家广播电台的《闲谈国家》节目上主讲“检视‘对幸福的追求’概念”的文字记录（Transcript of Lynn Neary,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alk of the Nation 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July 3, 2003）；
4）格雷戈里·巴舍姆，“托尔金的实现幸福六关键”和乔治·格雷西亚，“萨姆及咕噜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录入格雷戈里·巴舍姆和埃里克·布朗森主编《魔戒和哲学：统治所有人的一本书》（Gregory Bassham, “Tolkien’s Six Keys to Happiness,” and Jorge J. E. Gracia, “The Quests of Sam and Gollum for the Happy Life,” in Gregory Bassham and Eric Bronson, eds., The Lord of the Rings and Philosophy: One Book to Rule Them All (Chicago: Open Court, 2003), pp. 49-60 and 61-71.）。选这些作品的目的是让班上学生有一些关于幸福的基本概念。
接下去，我花全课三分之一的时间介绍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文化，其用意就是让学生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去讨论中国人如何追求幸福。
大议题包括中国人传统大体肯定人生的宇宙观，对于自生自律自足的自然界之信仰，如何建构完美社会的辩论，什么算是美好的生活，幸福感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精神境界的提升，如何完成爱情、婚姻、子女、友谊、工作与娱乐、公共服务、艺术和学问的追求，以及对于命运、苦难、邪恶、战争和死亡的态度等。课程涵盖的时间段从思想的黄金时代到18世纪为止。选读的作品为广义的文学，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以及纯文学。
《周易卦序问题综论》
课程后头三分之二分作两部分：
第一部分检视秦始皇帝（前259-前210）、荆轲（？-前227）、李斯（？-前208）、陶潜（365-427）、李清照（1084-约1151）、憨山德清（1546-1623）等重要人物的生涯；第二部分集中在《金瓶梅》和《浮生六记》两部叙事文学作品上。
写于16世纪的《金瓶梅》，透过书中主要角色的沉溺于酒色财气，作者生动地但又隐喻地描绘明朝的衰亡。沈复（1763-1809年后）的《浮生六记》（现仅存四记）是一部自传体的叙事文学，记述一对普通但很有艺术陶养的夫妻，表面上度过失败的生涯，却快活地在他们的“失败中”过活。
主要课本是：
艾文贺及万百安主编，《古典中国哲学选读》第二版（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2006）（Philip J.Ivanhoe and Bryan W.Van Norden,eds.,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Second Edition[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2006]）;
肯尼斯·力士乐（1905-1982）及钟玲（1945-）英译，《李清照诗词全集》（纽约：新方向，1979）（Kenneth Rexroth & Ling Chung, trs.,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79]）;
芮效卫（1933-2016）英译《金瓶梅》第一册:聚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David Tod Roy,tr.,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Chin P’ing Mei,Volume One:The Gather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沈复，《浮生六记》，伦纳德·普拉特及江素惠英译（伦敦：企鹅，1983）（Shen Fu,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Leonard Pratt and Chiang Su-hui,trs.[London: Penguin Books, 1983]）。
《金瓶梅》芮效卫英译本
不包括在上列四书的其他读物则扫描成PDF档，上传至课程的网站，供班上学生下载使用。
这些附加读物包括从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的《史记》选出的“秦始皇本纪”、“李斯传”和“荆轲传”，还有理雅各（1815-1897）英译的《礼记·礼运》（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 1966）（James Legge, tr.,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66), “Li Yun” from the Li Ki [The Book of Rites], 页364-93）和陆宽昱（1895-1978）英译的憨山德清的《自序年谱》（Charles Luk, “The Autobiography of Master Han Shan” in PracticalBuddhism [London: Rider, 1971], 页42-162）。
大概成书于战国末到汉初，《礼记·礼运》是很宝贵的一部文献，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此文本里所呈现的美化远古时代及注重道德修养两特色不容忽视。憨山德清的《自序年谱》可算是中国第一部抛开美化倾向而转趋纪实的自传体年谱，弥足珍贵。
值得强调，中国自传体的书写是入清以后，才在《儒林外史》、《红楼梦》、《浮生六记》等著作中充分体现的。
赵红娟：
从您刚才的讲述中，让我联想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精彩比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是不是这种小鱼从大鱼游的情景同样可以体现出您所谓的“游戏人”精神？不止于自己的“逍遥”，也能带动起身边的人，进入“众乐乐”的境界。
林顺夫：
梅贻琦校长（1889-1962）的比喻——从传统的以“从游”来描述“跟随师父学习”到“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自然而然”（“无为”）道家境界——确实精彩。他用大鱼和小鱼来比喻师生，也许是受了《庄子》书中“鱼相忘于江湖”和庄子及惠子辩论“鱼之乐”故事的启发。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不过，这两个“以鱼为寓”的出发点跟结论都不一样了。傅瑞（Northrop Frye）虽在其晚年著作里提到道家思想，而且在其“理想的老师”论述里也用了“自由”一词，庄子的“逍遥”和孟子的“众乐乐”不是他所见到的（或者说“关注的”）更高一层教育效果。
也许我们可以总结地说傅瑞谈论“游戏人”跟梅贻琦谈论大学教育时的语境完全不同。关于文论大师傅瑞，我是完全同意东海学长王靖献（即诗人杨牧，1940-2020）的看法的。
有一次他对我说，“Northrop Frye读的书真是多得惊人，我再活一辈子也无法读像他读过的那么多的书！”傅瑞不仅读书多，而且把那么多书的内容都消化后还有他自己的见解，这才更是了不起！
赵红娟：
从您对高友工先生、张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都能深深感受到您对“亦师亦友”、“薪火相传”的师生之谊的推崇与坚守。那么，您觉得，这种关系和传承能够在当下的美国校园，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中，是否还能实现呢？
林顺夫：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亦师亦友”、“薪火相传”的师生之谊在当下的美国校园，还是能够实现的。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华人与美国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所尊崇的价值系统究竟不同，其对于师生之谊的描述也就不太一样了。
我在密大教过的研究生中，从美国本土来的和从台湾、香港、中国、日本来的都有。从东方来的学生，在毕业以后，还是清一色地以“林教授”或“林老师”来称呼我。从美国来的学生，如果在毕业后还跟我有接触的话，有接近一半的人就直接以我的名字来称呼我。
《文本解读与文化意趣：林顺夫自选集》
美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在搞熟以后，即使是同一单位的上下司之间，也以名字来彼此称呼。在美国人看来，直呼名字有把对方当作朋友的意思。让我举三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的老师牟复礼先生于196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本书The Poet Kao Ch’i, 1336-1374 （《诗人高启，1336-1374》）。牟先生把这本书献给曾经在中国指导过他的明史专家王崇武（1911-1957）：在奉献页面，于“纪念王崇武”（To the Memory of / Wang Ch’ung-wu）下有“老师 学者 朋友”（Teacher Scholar Friend）三词。这三词不就表示“曾经当过他老师的学者王崇武后来是他的朋友”的意思吗？
我在密大的同事孟旦（Donald Munro）于今年（2023）7月4日以92高龄逝世。密大的中国研究中心特别作了一个网站让孟旦的学生和同事上载纪念文字。
在此我提一提两位曾上过我课的前学生所留下的文字里一些细节。
首先，任博克（Brook Ziporyn）是一位才华横溢、成就非凡的学者，已经出版了很多部书，包括两本小说。
虽然他的主要兴趣领域是中国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他选了我在密大开的所有课程，也另外选“特殊阅读”课跟我读郭象的《庄子注》。
《不受约束的半影：郭象的新道家哲学》（The Penumbra Unbound：
他于2003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题作《不受约束的半影：郭象的新道家哲学》（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The Penumbra Unbound: 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 [SUNY Press， 2003]），就是跟这门课程有关联的。
如果记忆没错，他7岁时就已经看过英译的《庄子》了！平心而论，就以《庄子》研究来说，我教过的学生里面，他绝对是青出于蓝的！
令我高兴的是，他是少数于毕业后直呼我名字的美国学生之一。除了论郭象这部书外，他已经到目前为止出了《庄子》的选译和全译两部书了。
言归正传，孟旦是任博克在中国哲学领域里的指导教授。任博克在纪念孟旦的留言里劈头就说：“对我个人来说，孟旦是我的一位导师，一个典范，一位令我鼓舞的人，和一个朋友”（“Don Munro was a mentor, an exemplar, an inspiration, and a friend--to me personally[.]”）。
毋庸置疑，就孟旦与任博克的关系来说，他已从“导师”转变成“朋友”了。任博克简短一句话已说尽了“薪火相传”、“亦师亦友”的师生情谊了。
同是孟旦的得意门生，从香港来、读完博士学位后留居美国执教的陈倩仪（Sin-yee Chan）就不同了。
她以如下文字作纪念恩师的开端：
“缱忆孟旦教授。” “一日為師终身為父。”“家父今年92岁，与孟教授同年。因此，每次我想到孟教授时，上引中文成语总会自行涌上心头。孟教授的确是我职业身份上的父亲。”（“In Loving Memory of Professor Donald Munro.”“Being One’s Teacher for a Day, Being One’s Father for a Whole Life.”[一日為師终身為父] “My father is 92 years old this year, the same as Professor Munro. Hence, the above-quoted Chinese idiom always speaks to me very personally whenever I think of Professor Munro. He is indeed a father to 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从简短的字句里，我们不难看出乃父与孟旦同年这一事实只加深陈倩仪对恩师的怀念。
2015年赵红娟在西雅图访谈林顺夫时合影
虽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许是过时的老概念，用之来描述她的特殊职业身份，则非常贴切。除非陈倩仪彻底摆脱拘束她的礼仪传统，她是不可能用“亦师亦友”来描述孟旦与她的关系的。无论如何，她所表达对于孟旦的敬爱是丝毫不低于任博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