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同

咱禹城四角有四个小村庄。东南是刘家花园,东北是城角韩村,西南是红布张村,西北是寺后李村。这四个村庄就像四个桩子把县城牢牢地固定住。也可以理解为像四个瞭望塔搂监视着四方,保卫着县城。

在县医院的东北角处,是红布张村。我的文庆哥就住在这个村里,更巧的是,他家在我住的医院宿舍北窗后四十米处,他家的院门正对着我家的后窗。

我家是1966秋从城里随着医院的搬迁搬到西南门的,怎么搬的家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那时已被当作“牛鬼蛇神”被关在牛棚里了。



我与文庆哥何时认识的,我已记不清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又变成人不再是“牛鬼蛇神”之后的时候,那应该是1967年之后吧。

1968年底,禹城公、检、法被军管了,我被安排到公安局的预审室工作。在公安局院里给了我一间宿舍。公检法一个食堂大家都在公安局食堂就餐,有伙房没有就餐的地方,天不冷还可以在室外吃,天冷了就得到屋里吃。记得那是个深秋的一天中午,法院我的好哥们邵大哥打上饭到我宿舍吃饭,俺哥俩凑到一起吃饭保准要喝几口小酒,哥俩边吃边喝边聊。

他无意中说一句“磷肥现在挺难买,村里有人托我买点儿,我家又不种地,谁知道到哪里兑合去。”

我调侃他说“凭哥这么大本事,连这点事办不成,谁信?村里人都以为你在官面上混这么多年没有办不成的事。”

“操!你以为我是县长呀!”邵哥瞪我一眼说。

我赶紧说“喝,喝”。

吃完喝完了各自洗碗去了,我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傍晚下班,我回家路过西南街妻子的表哥富尧家说了这件事,他说这事儿很好办,他让我回家等他一会,他要领着我去文庆哥家。

我到家不久,富尧哥就到我家,说:“走,我领你去找文庆。”

我说:“你在我这吃了饭咱再去。”

他说:“去文庆家,保准有吃有喝的。”

于是,我们便去了红布张村。到了一个院子转过影壁墙,富尧哥就对我说:“文庆在家,自行车在院里。”

推开屋门,一位高个、光头中年汉子正喝着小酒呢,一见我们进门忙站起来,拉着富尧哥的手热情地让坐:“快,快,坐下坐下。”

富尧哥指着我对他说:“这是咱兄弟蒋同,认识吧?”

“认识,认识,是在法院上班吧?没说过话。”

说着又搬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下。文庆哥又去东屋厨房说了些啥,接着回来拿洒杯、倒茶水,忙活起来。看来,在西街当书记的富尧哥与文庆哥很不见外。

不一会儿,文庆嫂子又端上来几个菜,说道:“不知富尧哥你们来,这点儿菜不够,我再去弄点…”

富尧哥忙说:“够了,够了,别忙活了。你和孩子们吃饭去吧,俺兄弟仨啦个呱。”



接下来,富尧哥把我们找他的事说了。文庆哥说:“最近磷肥的确紧张一些,材料进不来,生产跟不上需求,别人买不上,咱兄弟们,我这个当厂长的对得起谁呀,这么着,我先写个条子拿着,明天直接去拉就行,省得喝完酒忘了。”

说完,就拉开抽屉写了个条子,我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见字卖给来人肥料”。也没说多少斤,看来买多少都行。

哥仨聊着聊着扯到亲戚关系上了,我是在城市长大的,那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亲戚关系不复杂。所以我至今弄不明白当初他俩是怎么转了三个圈儿、绕了四个弯儿,文庆和我妻子在东街的姥姥家攀上点儿亲戚关系。从那以后,他家的孩子都称呼我妻子为姑姑,不称我为姑父,而是喊叔。

说话中,知道文庆比我大两岁,我得叫他哥,至于富尧哥这自不必说,他家和我妻子家是老表亲。三人越说越近乎,越近乎越喝酒,不知不觉喝了一斤多酒,临出门,我看着富尧哥上车子都上不稳当了。

第二天,我见了邵哥,说:“请客吧,哥。”

“请什么客?”

我诡秘地掏出条子说:“磷肥。”

邵哥接过去一看,笑着捣我一拳说:“行呀,兄弟你成了人物了。”

这就是我认识文庆哥的过程。以后随着不断的来往,我们的关系越走越近。

文庆哥老家不是红布张的。他父亲那辈儿从肖庄到城里混穷,便在红布张搭了个窝棚栖住下来。土改时是响当当的贫农,分了房子和地。红布张村是个小村,又靠城里,每户分不多少地,所以农闲时还得在城里找活干。到了文庆这辈儿,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文庆为人忠厚实在,待人接物热情大方,口碑极好。成立人民公社时便被招到公社工作。后来公社办社办企业,派他创办磷肥厂,厂子建成后,他当了厂长,厂子在火车站南,占地不大,生意红火,所以文庆哥在城里附近也算个小人物,附近的农村人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见他都主动打招呼叫声“肖厂长”,他也总是热情地回应着。

我和妻子背后常说,文庆待人热情,文庆嫂子更是个热心人,好脾气儿,好活道,家里地里的活样样打理的利利索索,三男二女五个孩子打扮的干干净净,用现在的话说叫贤内助。孩子们也十分听话,见了人知大知小知老知少,很懂事。

从第一次在文庆家吃饭聊天后,文庆哥隔三差五,傍晚下班就打发孩子在后窗户喊我:“叔,俺爸叫你。”

文庆哥文化程度不高,却很挺喜欢我这个小知识分子,我们二人也啦的十分投机,坐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久了,我发现他很喜欢历史知识,我又是学历史的。一开始我就从禹王亭开始讲起,说那是新石器时期先人居住的遗址,又讲到禹城的来历、变迁,还讲到明朝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大移民、河北枣强是个移民站,还有青州移民、禹城池的变迁等等。每天晚上讲一段,有时他还不时地感慨几句:“有知识的人就是了不起,像俺这在禹城活了几辈的人,原来哪里知道这些事。”



文庆哥每天两点一线,早晨上班,傍晚回家,酒杯一端,悠哉悠哉。我这工作可没那么清闲,有时上了案子白天晚上连轴转,有时四、五天不回家,一旦回到家,也是倒头便睡,两三天才能歇过劲儿来。这期间,文庆哥不断打发孩子来叫我,有时来家打听我干嘛去了,再见面就亲的不得了,就像几年没见面似的。几天不见,酒肴伺候,还是我讲、他听。

例如,我给他讲什么是汉人、什么是汉族,古时候当兵的身上,穿的衣服有的印有兵字,有的印有卒字,有的是勇字。有时给他讲中国历史上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中原民族融合,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族亲姐妹,这俩皇帝是两姨兄弟。又给他讲过司空见惯这个成语的由来,里面刘禹锡与李绅的故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句话中徐昭佩与梁元帝的故事。听到兴致,文庆让我等等,他忙拿出笔来记下来,他说:“到明天中午吃饭时,我给俺那些伙计们讲讲,也让他们长点知识,显得我老肖也有两把刷子,别说咱没文化。”

说着又让我在一张纸上写几句话当条幅,放在他办公桌玻璃板底下。我也不客气,提笔用行书竖写了一句:高山流水相依依,人生难得一知已。

我记得1972年的冬夭,快进腊月门了,县医院食堂进了几筐冻鲅鱼,这种鱼是青岛人的最爱。妻子买了四条,高兴地我合不上嘴,我说给文庆嫂子送两条去,妻子说甭给送,送去她也不会做,我用两条做成熏鱼,再用两条调成饺子馅再给他家送去。第二天傍晚我把熏鱼、饺子馅送去,嫂子高兴地说:“从来没吃过这种鱼,这种做法没见过,我赶紧活面包饺子,今晚你兄弟俩有酒肴了。”

我说,我家已包好饺子了,你家人多,我不在这吃了。许久之后,文庆哥提到当年的鲅鱼饺子和熏鱼还赞不绝口。



时光流逝的像湍急的河流,瞬间到了1984年,省里的调令已经来了,这段时间,文庆哥几乎天天晚上叫我去他家,兄弟二人没有了谈古论今的兴致了,常常是相对无语,我知道,这时他的心情一是对我离开禹城的决定不理解,二是对我的离开恋恋不舍。

临搬家的前两天,文庆嫂子拿了一套餐具送来,对我和妻子说,你哥这两天心情不好,他这人心里不盛(cheng)事儿,怕见了你们把家搬的空空当当心里难受……

来到济南后,安顿完了我给文庆哥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决心离开禹城的内心话详细地告诉了他,又把我来济后的工作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告诉了我的电话号。

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文庆哥文庆嫂来济南我家看望我们,吃饭间,文庆哥不住的说:“兄弟你这一步走对了,当初我很不理解,现在看看住着楼房、安着电话,说话举止都变了,到底是大城市、大学校造化人……”

人与人距离远了,时间久了,联系少了。以后听说文庆哥突发心脏病离世了,这是我去南方开会回来,妻子从富尧哥那里得来的消息。

文庆哥,你走了这么多年,弟弟我仍没有忘记我们当年的情谊,清明节快要到了,我以此文献给你。

蒋同,2025年3月21日于济南。

作者简介



蒋同,青岛人,1939年12月生,1961年在禹城法院工作,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今山东警察学院),教授,现住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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