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好人没好报”，你还会做好事吗？
假使以这样的问题，去问河北大连的那位宋大姐，或许她沉默后也会迟疑。
因为2023年的时候，在她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该事件网上掀起了热议。
宋大姐是大连紫航海鲜大饭店一名普通的保洁员，在岗位兢兢业业。
她本可以就这样干到退休，却因为自己的一番好心，被酒店开除，更被扣上了小偷的帽子。
在清理洗手池的时候，她无意间捡到了一个皮包，皮包里装着2万现金，宋大姐错愕之余只想到了寻找失主。
焦急寻找后无果，宋大姐将皮包交给大堂经理，准备报警备案。
酒店却以宋大姐偷钱包的理由，将宋大姐开除，还将这两万块钱据为己有，事后还倒打一耙冤枉宋大姐偷钱心虚主动提的离职。
随着后续调查的深入，大堂经理的把戏被警方拆穿，他们恬不知耻地删掉有失主寻找钱包的监控，又栽赃给宋大姐。
宋大姐的一番好心就这样被酒店泼脏水，事件一经发布，网友也纷纷表示，再也不会去该酒店，怕钱被偷。
好人没好报的事迹也不止宋大姐，2006年的彭宇案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好心搀扶摔倒老人反被诬告索赔，类似事件的出现，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让越来越多的人对行善行为产生一定的顾虑。
据相关数据表明，彭宇案后，中国民众扶老人的意愿从84%暴跌至10%。
善良的宋大姐或许也已经寒心，下次她还会选择行善吗？
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这正是最可悲的地方，这也是世道的崩坏的开始——好人没好报。
从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也成立。
一、互惠预期（Reciprocal Expectation）
在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中，任何社交形式都存在一定的互惠预期。
即我做出这个行为后可能会收获怎么样的结果，每个人对这个结果的预期都会存在差异。
一般情况下来说，当行为的预期低于自己实际结果时，人们会对该行为抱有一定的迟疑，并且减少该行为的频率。
比如当人们意识到搀扶摔倒的老人会导致自己陷入法律风波中时，会下意识地避免该行为的出现。
当互惠预期高于实际效益时，这种行为才会被效仿，这其实牵涉到了社会观察理论中的强化理论与榜样效应（Model Effect）。
即便自己未参与该行为，但是也会通过他人获得的结果进行一定的评判，从而选择自己的某些行为。
这些或好或坏的结果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一种强化或者榜样效应。
二、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 Effect）
破窗效应在心理学中比较常见，当一间房的窗户被打碎时，却没有得到及时的修补；
人们会肆无忌惮地对这间房“二次伤害”，因为在他人的预期中这间房本来就是坏的。
当善行不再有善果，那么社会的道德结构以及集体观念就会受到冲击。
一旦恶的临界点出现，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恶更加肆无忌惮。
破窗效应背后的底层逻辑离不开犯罪成本评估，本质上来说，善行与恶行的频率的出现大部分时候与社会的奖惩机制相关。
当一个恶行的成本降低，会激发本就有恶的倾向的人，那么善行所面对的不确定风险可能就会增加。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好人没好报是社会道德结构的崩坏的开始。
三、集体效能感与道德计算
效能感（Efficacy Sense）指的是，一个人在做某件事时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效能感越高，做某件事的概率就越大。
集体效能感也是如此，国内外诸多心理学研究表明，效能感越高，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概率可能就越大。
好人没好报的现象背后预示着做出某个善行背后的风险很大，而是否能承担这些风险也是一个人评估效能感的关键因素。
因此从大的方向来看，集体效能感会因为这些反向案例的存在而降低。
在道德计算过程中，在评估过程中，人们就很难再做出善行。
世道的崩坏与集体效能感的降低也是相辅相成，集体效能感降低会带来善行频率的降低，
当自保成为整个社会最大的特质，那么无视作恶也成了明哲保身的“善”，颠倒之间，还有谁敢行善？
而善与恶不仅依赖于人的本心，也依赖于社会监管体制与奖惩体制的完善。
这个世界上也并非没有好人，但是善行需要勇气也更需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