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您觉得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1918年深秋的北大红楼里，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册，目光灼灼地望着讲台上的胡适。这位26岁的图书馆管理员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额角还沾着墨迹。胡适摘下金丝眼镜擦了擦，沉吟道：“润之啊，与其盯着西洋的月亮，不如先看清脚下的土地。”
这番对话发生在毛泽东初到北大的第三个月。彼时的北平正处在思想激荡的漩涡中心，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心灵。经杨昌济举荐进入北大的毛泽东，白天整理着堆积如山的书刊，晚上则如饥似渴地旁听各类讲座。胡适的课堂总是挤满了人，这位年仅27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用他特有的温润嗓音讲述着实验主义哲学，让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系统接触到现代学术思维。
有意思的是，这对师生最初的交往并非剑拔弩张。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挥洒笔墨时，胡适曾公开称赞这些文字“有真知灼见”。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胡适甚至专门撰文点评：“《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种惺惺相惜的情谊，在1920年代的政治剧变中逐渐消磨殆尽。
不得不说的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1927年。当蒋介石的屠刀挥向共产党人时，胡适选择了沉默。这位曾经的新文化旗手，开始与昔日的学生渐行渐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主张“忍辱求和”，而毛泽东则在井冈山点燃了武装斗争的星火。至1945年重庆谈判时，两人的政治立场已形同水火——胡适建议共产党“放下武器，做合法在野党”，毛泽东则用《沁园春·雪》回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8年12月15日的北平机场，胡适在寒风中登上南飞的专机。据当时在场的机场地勤回忆，这位北大校长临行前特意抓了一把故都的泥土揣进衣袋。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在美国的岁月里，胡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风光。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长的年薪难以维持体面生活，江冬秀的乡音成了社交场合的尴尬，更糟糕的是，这位“五四”健将发现自己正在被时代抛弃。
1954年深秋的某个下午，当记者追问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胡适那句“考不上北大”的评价，更像是一个失意者的自我安慰。消息传到中南海时，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据卫士长回忆，主席放下钢笔笑了笑：“胡适之先生还是老脾气，学术上争强好胜。”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不过他当年劝我不要出国，倒是金玉良言。”
晚年的胡适在台湾过得并不顺遂。1958年与何炳棣的争论中，他虽坚持认为毛泽东“不配进北大文学班”，却也不得不承认《沁园春》的气魄。这种矛盾心态，恰似他的一生写照：既推崇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又难逃政治立场的桎梏；既怀念北平的学术自由，又无法认同新中国的道路选择。
1962年2月24日，台北南港的春雨淅淅沥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突然倒地，手中还握着半杯残酒。这位见证过新旧中国交替的学者，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北平。而当年那个在北大红楼整理书籍的湖南青年，早已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